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先兆，就有什么样的事端”。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上诸多王朝的崩塌也绝非一夕之间完成的，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
以往我们喜欢从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的角度去钻研，却往往容易忽视社会学视角。其实对于历代王朝的百姓来说，他们可能不懂什么财政赤字，但是他们能看到苛捐杂税。他们也许不知道周礼秦制，但他们会惧怕苛政滥刑，这恰恰是因为任何因素的问题最后都会体现在“社会”这个基本面上。
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在《中国社会史》中谈到：“社会既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但涵盖范围更广，包括组织结构、法统规制、阶层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国人最终行为逻辑的因素”。
我们以此逻辑来解读历史，许多王朝的兴衰也便在情理之中了。以下我们就跟随本书的视角，细数历史剧变前的七种征兆。
人口：人口锐减与流徙
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说的是历代的王朝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其实伴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还有一个“人口周期”也是如影随形。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其实主要是经历过人口锐减，人少地多，“内卷”的压力不大），王朝中期是盛世（人口复苏，社会繁荣），一直到王朝末期（人口过剩社会崩溃，进入战乱消减人口），再循环到新王朝的初期……人口的变化与王朝的兴衰总是相生相伴。
人口锐减的直接因素一般有三：战乱、瘟疫以及逃荒。以东汉为例，汉桓帝时期全国尚有五千六百万人口，到了东汉灭亡时全国已经不足八百万人。从瘟疫引起的黄巾之乱到后来的军阀混战，让中国人口下降85%以上。
此外，大量人口因为恐惧战乱“润”到了边境以外，以流亡到辽东、南匈奴、鲜卑、乌桓者为多。司马懿平定辽东以后，下令“中国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可知有不少人逃亡到这里。人口锐减于先，王朝崩溃随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状况。
市场：市场的萎缩与“囤货”
市场的敏感特质，使其在剧变来临之际可以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就像今天大家所说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或者“资本用脚投票”一样，大难临头之际市场的反应通常是最真实的。
春秋末年以来，钱币在市场上已经通行，但是到了汉末，钱币的功能快速消退，交易媒介变成了谷米、布帛等实物货币。这显然是因为市场通常只是太平时节的产物，战乱期间人们需要的只有生存资源（有时还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
另外对于士族大户来说，建立“坞堡”与外界隔绝成为了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坞堡”里囤积大量的粮食和生活必须品，市场的流通就此被阻断。
直到南北朝时期，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仍然被普通人乃至士大夫所向往。可见战乱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之深。
阶级：门第与阶级固化
每一次王朝覆灭与新王朝建立的过程就是一次阶级洗牌的过程，旧贵族上了断头台，新贵族进了金銮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新贵族便会牢牢地掌控社会资源成为旧贵族。
人类天生就有改变的需求，若上进之路完全被阻断，难免不会出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类的人物。农民起义士兵通常是因为生存，而农民起义的领袖通常是因为阶级固化。
魏晋以后，很多大士族长期垄断了政府中的高级官位，士庶之间有了明显界线， “公有公门，卿有卿门”的现象确立，士族形成了自己的圈层，与寒族泾渭分明。比如同为“太子党”的钟会反叛司马昭的行为，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兄弟阋于墙”的一场争端（钟会的家人不受牵连）。
门第通婚也有固定对象，社会地位不同，是不通婚的。社会阶层流动被彻底锁死，往往这个时候也就埋下了天下大乱的种子。
地域：社会中心开始转移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个规律，每一次社会动乱，北方人口都会开始向南迁移。这里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大都在北方，长安洛阳等都市是乱市枭雄的必争之地，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躲避战火的中心。二是少数民族南侵造成的破坏太大，远离烽火狼烟的地方便成了国人心中的“桃花源”。几乎每一次人口开始南迁，就可以代表一个乱世的开启，三国、南北朝、五代莫不如此。安史之乱让南方人口彻底超越北方，到了元代南方人口几乎占据中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八。当然，伴随着人口，北方的经济对比南方也开始此消彼长。科举实行以来，南方的士子更是一骑绝尘。到了朱元璋时代。竟然出现北方无一人得中进士的情况。这也促成了此后科举的南北分榜录取制度。
土地：土地性质的改变与兼并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资料，我们的民族认同、风俗文化、乃至社会体制，就是从这一片片农田里成长而来。任何事关土地的政策，都会牵动国人最敏感的神经。许多都是因此而败落，也便不足为奇。北魏土地施行国有的均田制度，由国家来负责分配田地，人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所有人都成为了国家的“租客”，但此后国家对土地分配不足，让北魏一落千丈。无独有偶，王莽收归天下土地实行井田制（把土地为九个小块。在九个小块中，中间一块为贵族或皇室所拥有，周边八块则分予平民。平民耕种完中间的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也让新朝在短短十四年间崩溃。很多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