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黄埔系将领中，除蒋介石之外，谁是头号大佬？自然非何应钦莫属了。
1935年4月，国民党第一次评定军衔，他被授予一级上将，是黄埔系将领的第一人。本应紧跟蒋介石步伐、步步高升的他，最终却只有虚名、实权尽失。
其人生最辉煌的顶点，无外乎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身份在南京接受冈村宁次（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投降。
恰也是因为这次及此前发生的一些事，建国后毛主席明确表示不接受何应钦投降，蒋介石也曾明确说过：
“我也想杀他。”
这位黄埔系中地位最高的前国军总司令，为何会惹得毛主席、蒋介石都对他有这样大的敌意？说起这事，就得先来讲讲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关系。
一、关键时刻站错了队黄埔军校成立后，何应钦担任军校副总教官。
不难看出，他一走进黄埔的起点就很高。
当然，这完全离不开蒋介石的赏识。黄埔军校筹备期间，蒋介石特意邀请何应钦参与军校筹备工作。
何应钦是同盟会的老成员，又曾在贵州讲武学校、云南讲武堂任职，在军校教育方面颇有名气。
再者，他和蒋介石又是同学、同事。
基于这两点，蒋介石特意邀请他参与军校筹备。军校成立后，他就担任军校副总教官，不久又升任总教官。
1924年10月，黄埔成立“教导团”，后称“党军”，也就是大众熟知的黄埔学生军，其中蒋介石担任总指挥，何应钦任教导团第一团团长，而教导团也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前身，属嫡系中的嫡系。
而之后何应钦担任的第一军第一师更是中央系中的嫡系，拥有“纯粹血脉”，足以看出蒋介石对他的器重。
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升任第一军军长。不难看出，何应钦对蒋介石是亦步亦趋，紧跟其步伐。
真正奠定他在黄埔系的地位，还要说到“棉湖之战”。历来评价棉湖之战，都将棉湖之战称为“黄埔军校的存亡之战”。
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最终奠定了黄埔军校在中国军界的地位。因此黄埔军素有“蒋何黄埔军”之称，何应钦是黄埔系中不可撼动的“二把手”。
紧跟蒋介石步伐，他一路高升，从总教官到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若能继续保持“忠诚”，在国民党的地位将不可撼动。
只可惜，何应钦并未经受住考验。
之后发生的两件事，让两人彻底貌合神离。
1、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1927年7月下旬，北洋军与北伐军于徐州会战，北伐军以失败收场、被迫撤回苏南，这一结果给了国民党左派攻击南京国民政府的机会。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的白崇禧、李宗仁也向蒋介石发难。
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何应钦也变得不那么“忠诚”。“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命令其伺机将白崇禧部缴械，结果他犹豫再三后，并未执行密令，这不免让蒋介石怀疑何应钦受到了白崇禧等人的拉拢。
蒋介石这人具有极强的政治手腕，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他选择以退为进，在中央执监委员会上提出辞职下野。
自然也不是真的辞职，实际就是借此拉拢人心。结果白崇禧、李宗仁当即表示赞同，他还期许着何应钦带头挽留，如果有这位“二把手”开口，即便他就此辞职，起码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尚存根基。
结果何应钦站出来也说同意蒋介石辞职，这让蒋介石感到十分失望，后来蒋介石说：“当时只要何应钦一句话，我可以不走的。”
自觉暂留在国民政府无所作为的蒋介石，也就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
这是何应钦第一次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这成了扎在蒋介石心中的一根刺。半年后蒋介石复职，直接撤销了何应钦的本兼各职。若非旁人从中斡旋、再加之早年情分，才委任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能看出来，两人此时算是撕破了脸皮。之所以能继续共事，无非是何应钦在国民党尚有利用的价值。
正是明晰这一点，生了二心的何应钦只能收了心思，甘当蒋介石的马前卒，为其做一些脏活累活，如“剿共”、和日本协调，更甚于1935年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何梅协定》。
真以为两人重修于好？待“西安事变”时，二者关系彻底摆在了台面上。
2、西安事变，借刀杀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扣押了张学良，何应钦代行蒋介石大权、主持大权。彼时国民政府为如何救蒋介石吵得不可开交，宋美龄、孔祥熙等人主张和平解决，何应钦等人则主张武力解决，并下令组织讨伐军，派飞机轰炸西安。
表面上他高喊着“营救委员长”、“血洗长安”的口号，貌似愿为救出蒋介石肝脑涂地，实际不过是想趁机扩大事态，借张学良之手除掉蒋介石，自己好取而代之，也难怪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南京戏中有戏。”
当真是一场大戏，只可惜空有搭戏台子的人，没有唱戏的角，西安事变最终还是和平解决，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
这次蒋介石倒没有像第一次下野复职后那样撕破脸皮，甚至当众说：“此次能平安归来，仰仗敬之主持大局。”
看似风平浪静，实际心中的芥蒂更深了。
从那之后，何应钦虽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不过都是位高而无实权，再也没有执掌真正的军权。
毕竟蒋介石心思太重、猜忌太多，在那两次关键时刻何应钦都没有选对，也难怪蒋介石后来会说：
“我也想杀了他。”
杀心是真，起码在第一次下野、西安事变后，他是动了杀心，奈何何应钦在国民政府根基深厚。
二、“反共”先锋，亲日派代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首批43人国民党战犯。
名单中蒋介石自然排在第一名，紧接着是李宗仁、陈诚、白崇禧等，而何应钦这位国民政府首批“一级上将”排在第五。
不过较之其他榜上有名的“战犯”，他实在有些臭名在外，就连毛主席也表示不接受其投降，主要原因有两点。
1、“反共”先锋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之前，何应钦还是格外“忠诚”的。“四一二政变”发生前，他就极力支持主张“剿灭中共”。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配合蒋介石犯下了各种恶事，剿杀共产党员、逮捕革命者、镇压工人运动等。
彼时何应钦就是蒋介石手中的一把枪，若非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中站错队，也不至于后面还需要别人打圆场，才得以被蒋介石重新启用。
1930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次长，后担任“剿共”军前线指挥。较之其他人剿共，他绝对算得上卖力，前后参与了对中央苏区一、二、四次军事“围剿”，不过并没有取得太好成绩。
特别是在指挥部队对湘赣地区红军进行二次“围剿”中，15个师都被红军打垮，好在当时蒋介石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并未过多责备，反而任命他为前线总指挥兼任国民党空军司令，风头无二。
蒋介石越器重，何应钦与红军结怨就越深。
但真正让双方彻底结下死仇，还要说到“皖南事变”。
自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来，国民党“反共”之心一直不死，哪怕国内抗战迫在眉睫，蒋介石依旧坚持“剿共”，何应钦又一次充当了其“剿共”先锋，并与白崇禧等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后周总理痛斥何应钦，说：
“何应钦你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内的“反共”之风始终不散，何应钦这类“反共”先锋冲在第一线，充当共产党的敌人。
当然，这并不是毛主席等人不接受何应钦投降的根本原因，更多还是因为他另外一个身份——“亲日派”国军将领。
2、“亲日派”代表
说起来，日本侵略者曾派人两次暗杀何应钦，何应钦和日本人照理说是水火不容的关系，结果还与日军签订了《何梅协定》。
之后何应钦系列行为，更加让人瞠目结舌。
侵华日军在华夏土地上肆意妄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他只因与冈村宁次有所私交，因此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日军多有苟且。更让人胆寒的是，西安事变中，何应钦强势要用武力解救蒋介石，背后也有日本的影子。
一旦中央军与东北军发生火拼，蒋介石这个“人质”只怕性命难保，到时候何应钦取而代之，凭其亲日的那些行为，中国存亡只在旦夕之间。
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却主持了南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有人认为，之所以蒋介石会让何应钦主持典礼，正是为了洗刷他身上“亲日派”的标签，毕竟之前做的不少事都是蒋介石授意。
然而，在这样一个庄严、正式、神圣的典礼上，用一个亲日派将领主持典礼，指不定会闹出不少事端。
事实上，何应钦还真闹了不少事。
第一件事：让敌寇去机杨欢迎，用圆桌照顾投降者。
当时他去南京主持受降仪式，冈村宁次等降将书面要求到机场欢迎。如果敌国将领真去了机场，那这场受降仪式就变成了“欢迎仪式”。
自古以来，投降代表都没有资格去欢迎受降者，“欢迎”二字就不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偏偏何应钦准许冈村宁次等多名日本高级将官在另外一个地方举行欢迎仪式，当真是让人恶心至极。
这样一闹，受降仪式全然变了味。许是如此，何应钦也不遵循惯例，提出了难以接受的“圆桌方案”。
圆桌会议，起源于英国，具有平等之意。
如今在许多餐馆都能看到圆桌，与会者坐在一起不会有压迫感、阶级感。可作为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一旦使用圆桌方案，岂不是让世界认为这并不是一场侵略战争、也不是侵略者向被侵略者的受降仪式，仅仅只是一场双方高级将领的会晤？
圆桌方案提出后，别说中国将领强烈反对，就连美国代表也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何应钦，认为他疯了。
倘若最后不是美方干涉，双方还真有可能在圆桌上相谈甚欢。如果发生此事，何应钦势必会再次被钉上耻辱柱。
如果说这两件事只是“前菜”，他之后的所作所为绝对配得上毛主席一句：
“绝不接受何应钦投降！”
第二件事：包庇冈村未让其上缴军刀，在典礼上居然向投降者欠身还礼。
至今从流传下来的当年各地受降仪式的历史照片都能看到，都有日本投降代表低头献军刀的形象。
唯独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却没有这一环节。
究竟是谁如此大胆？敢于篡改这一瞩目仪式。
没错，就是何应钦。
早在仪式举行前，他就告知好友冈村宁次，暗示仪式前可以不佩刀，既然不佩刀，自然也就不存在献刀一说。
更让人愤怒的是，何应钦在接受日本投降代表向中国受降代表行礼时，他居然回以都45°鞠躬。
那可是受降者、侵略者，曾在中国烧杀抢掠的罪犯！
一个战胜国的受降代表，将国家威仪视若无物，这般亲日心态可见一斑。因此就算他有功于抗日战争，依旧被钉在耻辱柱上，永无翻身。
也难怪毛主席会说：“绝不接受何应钦投降！”
再加上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去了台湾之后，几十年深居简出，只能对外宣称是“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