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披露：76年周总理追悼会前，汪东兴曾下达一个高度机密任务

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逝世。当时，作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邬吉成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就在周总理追悼会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汪东兴突然给他打来一通神秘电话。这个电话的内容，不仅让邬吉成感到意外，更让他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作为一名亲历者，邬吉成保守这个秘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近年，他才首次向世人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个秘密任务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汪东兴会在追悼会前下达这样一个高度机密的指示？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细节？

一、邬吉成的警卫生涯

1945年春，延安枣园内的防空洞里，18岁的邬吉成正在接受最后一轮审查。他的档案显示：1927年出生于山西省临县一个贫农家庭，1939年参加八路军。在晋绥军区服役期间，他因多次完成侦查任务获得嘉奖，军事素质过硬。

当时中共七大即将召开，中央保卫部从各军区抽调精干力量充实警卫力量。经过层层筛选，邬吉成最终被分配到了杨家岭警卫营一连二排。

4月23日，七大正式开幕。一天早晨，邬吉成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执勤。天刚蒙蒙亮，一辆黑色小轿车缓缓驶来。车门打开，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走了下来。那一刻，邬吉成愣住了——来人正是毛泽东。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

七大结束后，邬吉成被调入中央警卫团。1953年中央警卫团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副团长。这一年，他参与了中南海警卫方案的制定工作。根据当时的记载，邬吉成提出了＂三重防护、四方联动＂的警卫理念，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

1955年，一件意外事件让邬吉成崭露头角。当时，周总理准备前往万寿路视察。邬吉成在例行安全检查时，发现路线中一处民房的情况异常。他立即调整了行车路线，后经调查证实，那处民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这次事件后，邬吉成被提拔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在担任副局长期间，邬吉成负责中南海日常警卫工作的统筹。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警卫制度：每天早晨，他都会亲自检查前一天的警卫记录；每周组织一次警卫人员的业务培训；每月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安全演练。

1956年，中南海新建了游泳池。邬吉成负责制定了专门的警卫方案。他在游泳池四周设置了多重警戒线，还特别安排了懂水性的警卫员。这些细节性的工作，为领导人的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到了60年代初期，邬吉成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重大活动的安保工作。他参与组织了多次国事活动的警卫工作，包括外国领导人来访期间的安保部署。在他的带领下，中央警卫局的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二、周总理与毛主席的深厚情谊

1972年初，中南海的冬季格外寒冷。2月12日凌晨，毛主席突然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发现，毛主席的脉搏异常虚弱，大汗淋漓，一度出现休克状态。

消息传到西院，正在处理国务院文件的周总理立即赶往游泳池。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记载，周总理到达游泳池时，已是凌晨三点。医生们正在紧急施救，周总理站在一旁，不时询问毛主席的情况。直到毛主席转危为安，周总理才离开游泳池，返回办公室继续处理文件。

这一年的5月，中央领导人例行体检。检查结果显示，周总理患有膀胱癌。这个消息传到毛主席处时，毛主席立即召集了医疗组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否决了手术方案，建议采用中医治疗。

1973年春季，毛主席的眼疾加重。由于白内障的缘故，他已经很难阅读文件。当时的情况是，秘书需要用特制的大字本将文件重新誊抄，毛主席才能勉强阅读。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将自己多年使用的一副眼镜送到了游泳池。

这副眼镜是1958年周总理访问苏联时特制的。据中央警卫局的记录显示，这副眼镜采用特殊材质，不仅清晰度高，而且重量很轻。周总理一直很珍惜这副眼镜，但得知毛主席视力下降后，他毫不犹豫地将眼镜送去了。

1975年夏天，医疗组再次建议毛主席接受白内障手术。这次，在周总理的劝说下，毛主席终于同意了手术方案。手术当天，尽管周总理自己身体虚弱，仍坚持在手术室外守候。据当时的医疗记录显示，手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全程非常顺利。

同年9月，周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毛主席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常驻305医院，要求每天向他汇报周总理的情况。张耀祠回忆说，每次汇报完毛主席都会详细询问治疗方案和用药情况。

在305医院期间，周总理的病房里一直摆放着毛主席的照片。医护人员记录显示，即使在重病期间，周总理仍然时常询问毛主席的情况。特别是在服用止痛药后清醒的时候，总是先问毛主席的身体状况。

这期间，两位领导人虽然一墙之隔，却始终未能见面。据中央警卫局的工作记录，考虑到两位领导人的身体状况，组织上决定不安排他们见面。但两人通过各种渠道，始终保持着对彼此情况的关注。

三、最后的岁月

1975年10月，中南海内一场特殊的会议在西院召开。参加会议的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305医院的主治医生们。会议的主题是周总理的病情和后续治疗方案。

据当时参会的一位医生记录，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阶段。医疗组提出了三套治疗方案，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病情发展的趋势。最终，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继续采用保守治疗方案，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

同年11月初，邓颖超同志专门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周总理的情况。这次汇报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根据中央警卫局的工作记录，会议结束后，一项新的医疗方案随即实施：每天由305医院派出两名经验丰富的医生24小时值班，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最好的中药材。

12月中旬，医疗组组长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建议安排两位领导人见面。报告中详细分析了见面的可行性：建议选择在周总理病情相对稳定的上午，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同时要求现场准备急救设备和人员。

这份报告引发了中南海内部的激烈讨论。支持者认为，这可能是两位领导人最后的见面机会；反对者则担心见面会影响两人的身体状况。最终，考虑到两位领导人的实际情况，这个建议未能实施。

1976年元旦前夕，一场特殊的中南海内部会议再次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周总理后事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工作组，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等单位派人参加。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

1月初，医疗组向中央提交了最后一份诊疗报告。报告显示，周总理的各项生理指标持续下降，已经出现了多个器官衰竭的征兆。根据这份报告，中央立即召开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期间，毛主席多次询问周总理的情况。据中央警卫局的记录，毛主席专门安排人将自己珍藏的一些中药材送到305医院。这些药材大多是全国各地送来的珍品，一直保存在专门的药房里。

1月7日晚，305医院向中南海报告了周总理最新的病情。当晚，中南海灯火通明，各个部门的负责人紧急到岗。医疗组、警卫局、中央办公厅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处于待命状态。次日凌晨，这位为新中国奋斗终生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四、追悼会前的特殊任务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中央警卫局收到了一份加急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追悼会期间的安保方案，包括人员部署、现场布置等具体事项。邬吉成立即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相关工作。

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警卫局制定了三个层次的警戒圈：内圈负责人流引导和现场秩序维护，中圈负责人员盘查和安全检查，外圈负责周边区域的巡逻和监控。整个人员调度涉及3000多名警卫人员。

1月9日凌晨2点，汪东兴突然给邬吉成打来电话。电话中，汪东兴下达了一个特殊任务：在追悼会现场的花圈摆放中，要确保一个特定位置。这个位置是毛主席亲笔题词的花圈摆放处。据当时的布置图显示，这个位置在灵堂正前方，距离遗像约3米处。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邬吉成立即调整了现场布置方案。他派出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花圈的运送和摆放工作。这个小组由警卫局最可靠的骨干组成，每个人都经过严格筛选。

1月10日晚上，一场特别的现场彩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与彩排的包括礼仪组、警卫组和技术组的工作人员。根据彩排记录，整个流程被分为12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时间节点和人员安排。

1月11日清晨，邬吉成再次接到汪东兴的指示。这次是关于追悼会现场的照明安排。根据指示，灵堂的主光源要保持在特定角度，确保不会在遗像上产生反光。为此，技术组连夜调整了灯光布置。

追悼会前一天，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负责运送花圈的车队在半路遇到交通管制。邬吉成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派专门的警用通道，确保花圈按时运达现场。据现场记录，最终所有花圈都在规定时间内就位。

1月15日凌晨，追悼会正式开始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在进行。邬吉成带领警卫人员对现场进行最后一次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花圈摆放位置的确认、照明系统的测试、安保人员的到位情况等。

在这期间，毛主席派人送来了一份手写的悼词。根据规定，这份悼词要放在特定位置。邬吉成亲自负责这项工作，他指定了两名警卫员专门看守悼词。

追悼会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汪东兴再次确认了所有准备工作。根据中央警卫局的工作记录，整个现场布置完全符合中央的要求，特别是那个最重要的花圈位置，完全按照原定方案执行。

五、人民的怀念

1976年1月15日清晨，北京城笼罩在寒冷的冬雨中。据当时的气象记录显示，当日气温仅有零下3度。然而，从凌晨4点开始，天安门广场周边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群众。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到上午8点，聚集在广场周边的群众已超过20万人。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一位来自河北的老农民从前一天晚上就守候在那里。他手里捧着一个自制的花圈，花圈上的白菊花是他在自家温室里种的。警卫人员记录显示，这位老人是步行来到北京的，走了整整三天。

上午9点，追悼会开始。人民大会堂内外肃穆庄严。据现场记录，当天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代表达5000余人。在会堂外，群众自发组织起了纪念活动。有的在默默鞠躬，有的在低声吟诵诗词，更多的人是静静地站立着。

当天下午，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的工作记录显示，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群众仍在不断增加。许多人带着家乡特产，想要献给周总理。警卫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设立了临时接待点，专门接收群众送来的祭品。

1月16日，全国各地陆续举行追悼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省会城市就举行了28场大型追悼会。在上海，工人们自发在工厂门口设立了纪念台。在武汉，长江轮渡的汽笛声响彻江面。在广州，街道两旁的店铺都挂起了白色挽联。

1月17日，一个特殊的场景出现在北京火车站。据站台工作人员记载，一列从成都开来的列车上，乘客们带来了数百斤四川特产。这些都是当地群众自发收集的，希望能献给周总理。车站工作人员最终将这些物品转交给了专门的接收部门。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国各地的群众仍在持续悼念。在天津，码头工人自发组织了一场简朴的纪念会。在西安，市民们在钟楼前摆满了白色菊花。在南京，市民们在中山陵前列队默哀。在重庆，嘉陵江边的江畔公园成了群众自发悼念的场所。

1月20日，北京市档案馆开始收集整理追悼活动期间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群众自发创作的诗词、手写的悼词、现场拍摄的照片等。据统计，仅北京一地就收集到了超过5000件相关实物资料。

在全国各地的追悼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悼念方式。他们大多选择在家中设立灵堂，以一种庄重的方式表达哀思。据统计，全国各地共有数百位离休老干部专程赶到北京参加追悼活动。

这场全国性的追悼活动一直持续到1月底。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参与追悼活动的群众总数超过千万人。在这期间，全国各地的报社收到了大量群众投稿，内容多是回忆周总理生前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