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容/文

1946年初夏，白崇禧踌躇满志，就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一职，由陈诚担任，白虽然名义上是一部之长，实权陈诚在握。

国防部包括“部本部”和“参谋本部”两大部门。前者是部长的幕僚机构，后者掌握有关人事、军事情报、作战、后勤补给、编制、训练等方面，参谋总长直接向最高统帅蒋介石负责。陈诚以“天子得意门生”自居，骄矜自大，飞扬跋扈，根本不把白崇禧放在眼里。陈诚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蒋的嫡系部队，对于桂系等其他部队，则克扣留难。不但如此，即使在国防部里，参谋本部的待遇也优越过部本部。例如前者可以领取各种津贴、而后者无份；参谋本部人员的汽车用油可以不加限制，而对部本部的用油量却卡得很紧。甚至连白崇禧公馆的应酬、请客、招待外宾等项开支，陈诚也要插手干涉。白崇禧对待陈诚，表面敷衍，背后经常对陈大发雷霆，攻击毫不留情。

1947年台湾省人民爆发二·二八起义后，3 月17日到3月底，白崇禧曾在台湾进行“宣慰”（实际上是镇压）。在此期间，蒋介石特务向蒋的侍从室打了报告，说是白部长不在南京期间，到雍园（白的住处）找刘仲容的人很多，有时深夜集会，其中似有共产党人。白崇禧回到南京以后，就派国防部副部长刘士毅去侍从室查明，结果并无实据。白崇禧对于蒋介石特务居然搞到他的头上感到恼火，要我清查一下在他住处周围的情况。调查结果，雍园四邻住有：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靠近白的窗户的一家小楼上住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搞情报的，此外还住了一家日本人，也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白崇禧得知这一情况后，简直吓了一跳。有一天，白对我说：“这帮人惹不得，你到上海去住一段时间吧。”白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当时都在上海念书，他要我去上海照管他们，这样我就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到了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的时候，陈诚由于在东北行辕主任任内打了败仗逃回南京，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辞却总参谋长职务，由顾祝同接任。在开会期间，白崇禧作了“剿共”的军事报告之后，由一部分东北“国大”代表带头，立即集中火力打击陈诚，强烈要求“严惩陈诚”，杀陈诚以谢国人。谁都知道，打击陈诚也是打击蒋介石。陈诚满腹忿怒，溜到上海，他对新闻记者说：“没料到我未当共产党的战犯之前，竟成为国民党的罪人了。”不久，他就以养病为名，从上海去台湾了。

在“国大”开会期间，还演出了副总统竞选的闹剧，李宗仁是这场闹剧中的主角之一。尽管蒋介石对他施加压力，李宗仁终于获得胜利，这更引起了蒋桂之间新的冲突。是年夏，国防部改组，由何应钦继白担任部长。不久，发表白崇禧为华中“剿总”司令。白不就职，带着家眷住在上海。当时，蒋介石军队连遭惨败，官兵怨忿，军心涣散。有一天，白崇禧在我面前大发牢骚，他认为蒋介石刚愎自用，在军事上不听他的话，偏信陈诚，以致出现今天这样严重局面。大势已去，要挽回颓势，已经晚了，他还谈到蒋介石要他主持华中“剿总”，其用意无非是要把他往老虎嘴里送，借此消灭异己。他说：“我不是傻瓜!我才不上他的当。”我劝他说：“蒋介石要把你投入虎口，你也可以利用虎口对付他嘛。有了立足点，抓住时机，扩大广西部队，同时多方联络、造成声势，还是有所作为的。”我还暗示他，蒋介石已民心丧尽，全国怨声载道。共产党的势力已经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必须洞察利害，引起注意。

白崇禧长吁短叹，他说：“无官一身轻，我们不谈这些，还是找个地方先玩玩去。”第二天，白崇禧挂一专车，带着全家去杭州游览了。

白自杭州回来后，何应钦、黄绍竑等先后奉蒋介石命，到上海向白劝驾，他们经过密谈，白崇禧才答应去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司令职务。

大约在1948年7、8月间，有一天，我在上海接到白崇禧从武汉打来电报，要我去见他。我到达汉口时，他已去河南信阳。他同我通了电话，说是美国武官（名字已记不起）要到武汉找他，来时要我立即陪他去信阳同白会晤，过了一天，这位美国武宫从南京到了武汉，我陪他去信阳见到白崇禧。他们谈话时我不在场。白崇禧回到武汉后，他同我谈了时局问题。他谈到，美国政府十分关心中国的局势，他们看到蒋介石集团政治腐败，军事上屡打败仗，对蒋介石表示失望。他们认为国民党军队有被共产党全部消灭的可能，如果让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对“自由世界”而言，将是一场灾难。现在美国愿意同李宗仁合作，并希望白崇禧能发挥军事才能，扭转目前的局势。白崇禧谈话时，流露出一付得意神色，他要我去广西同黄旭初等广西头头们谈一谈局势，要他们对几万民团加紧训练，再补充20个团的兵。又交代我再去广州，找他的小舅子马仲孚（当时在广州正和银行当经理）为他筹款。我问他：“武器怎么办?”白说，“这个，有办法。”他没有向我透露是什么“办法”。

我从武汉到了桂林，向黄旭初等转达了白崇禧的口信，然后同黄旭初联袂前往广州。在广州，我收到白的电报，他派我去香港买几枝上等猎枪、打猎用的探照镜，还有其他的日常用品。这点小事竟派我专门跑香港一趟，我感到奇怪。我联想到这次广西之行的任务，白的大发牢骚，以及白这个人一贯喜欢搞“狡兔三窟”的手段，我觉得这个电报大有文章。是不是要我去香港向中共方面人士摸底?

因此，我到香港给白崇禧办完采购以后，就通过侯外庐、许宝驹等“小民革”同志，找到当时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潘汉年，我向他谈了白崇禧的动向，他与蒋介石的冲突以及他与美国的勾结等情况，并且提出我的看法：在当前解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白崇禧似有利用中共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企图。我请他把这些情况转陈周恩来，有何指示，可以通过上海的“小民革”通知我。

在香港住了两三天，我回到汉口向白崇構复命。他问我，在香港见到什么人?我说：“见到几个民主人士中的熟朋友。”他又问：“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呢?”我说：“也见过。”白说：“现在他们是放手大打了，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屡战屡败。”我说：“他们认为形势很好，打垮蒋介石绝无问题。”白不再往下谈，他要我赶回上海，因为当时淮海战役已经开始，蒋介石部队迅速崩溃，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有一天，白又对我谈局势问题，他认为蒋介石的老本快输光了，这场战争已无希望，目前宁沪一带受到严重威胁，他对留在上海的子女很不放心，要我回到上海，包一架飞机把他们送到武汉。同时，他问我在上海能不能找到中共方面的人，如果能够找到，可以向他们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我说，我可以去试探一下。

我是12月间把白的子女送回武汉的。那时，人民解放军在徐州外围已歼灭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前线官兵都成了惊弓之鸟，军心涣散，蒋家王朝眼见就要上崩瓦解，“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油灯将尽”。白崇禧找到我，问我在上海找到中共人士没有?我说“找过了。”

他又问：“他们还愿意和谈吗?”我告诉他：“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据我所知，共产党的主要打击对象是蒋介石，只要你有决心要和他们谈，我想，共产党总不会把门关得紧紧。”白崇禧表示他要同李宗仁商量商量再说。

大约是12月17日，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会晤，他认为仗已经打不下去，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暂避，因为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李宗仁也有这个看法。白崇禧回到武汉，就利用当时社会舆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

12 月25 日，在白崇禧导演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蒋介石“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终于演出了白崇禧假借和谈逼蒋下台的一幕。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他于1949年1月1日发表文告，也装出一付主张和谈的姿态，要从桂系手中夺回这张“和平”的牌子。同时他派出张群到汉口，告诫白崇禧和战都必须步调一致。直到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使蒋介石感到接受也难，不接受也难，才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告“引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