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起巨额诈骗案：罪犯模仿周总理签名，伪造公文骗取20万
1960年春，一场惊天骗局在北京悄然上演。一位自称＂赵全一＂的男子，凭借一纸伪造的公文和精心模仿的周恩来总理签名，成功从中国人民银行诈得20万元巨款。这起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例特大诈骗案，不仅震惊了整个中央政府，更引发了一场紧张的追捕行动。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公安部门仅用10天时间就破获此案。令人意外的是，真凶王倬在到手这笔巨款后，不但不敢挥霍，反而选择将其焚毁。最终，这位胆大包天的诈骗犯及其包庇者在同年夏季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为这起轰动一时的诈骗案画上了句点。
身世飘零 命运多舛
1949年解放前夕的北京城，名为王倬的年轻人正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特刑庭会计室任职。这位三十出头的辽宁辽阳人，凭借着大学文凭和精明的头脑，在动荡的年代里寻找着自己的立足之地。
解放的号角吹响，北平城内一片欢腾。王倬却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他命运的选择：混入华北革命大学。
在革命大学的学习生涯看似平淡无奇，但王倬的心思却不在此。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犯罪埋下了伏笔，让他对政府机关的运作方式有了深入了解。
学习结束后，组织将王倬分配到陕南军区卫生所工作。在这个看似普通的岗位上，他开始积累对公文格式的认知，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各类公务文件的处理流程。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60年，这位来自东北的青年已经36岁。表面上，王倬似乎已经适应了新中国的生活节奏，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却在酝酿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这些年来，王倬一直在默默观察着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他注意到，在机关办事时，一个看似普通的公文，只要盖上印章，加上领导签名，就能产生巨大的效力。
通过在陕南军区卫生所的工作经历，王倬对机关公文的格式和用语了如指掌。他发现，在机关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形式＂和＂程序＂。
在外人看来，王倬是个安分守己的普通干部。可实际上，他正在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准备利用自己积累的经验，实施一个惊人的诈骗行动。
这个来自东北的男人，经历过旧社会的动荡，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但命运的转折并未让他选择正道，反而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时间来到1960年初春，王倬终于认为时机成熟了。他开始精心准备材料，设计骗局，准备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
巧取虚文诈骗 胆大妄为行骗
1960年3月18日的北京城，下午五点，春寒料峭。人民银行总行的大门口走进了一位身着整齐、举止得体的中年男子，他向门卫出示了证件，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赵全一。
他手中捏着一封印有＂国务院办公室＂字样的信封，信封上还特意注明了＂速送＂和＂限下午五时四十分前送到＂的字样。工作人员见状，立刻将这封写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信件，送进了行长办公室。
这封信的内容堪称完美，说的是当晚九时将有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中外记者都会到场拍摄纪录片。信中提到，主席特意嘱咐要拨款修缮寺庙，以此表明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
拟定的拨款金额是十五万到二十万元，而在这份文件的末尾，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签名——＂周恩来＂。看似无懈可击的公文格式，连同周总理的笔迹，都被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极其巧妙，正值银行高层领导外出开会之际。经办人见事关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立即安排人手准备了二十万元现金。
这笔二十万元在1960年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当于普通工人几十年的工资总和。而＂赵全一＂却能从容地在交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将这笔巨款收入囊中。
整个取款过程不过半小时，可谓是完美的＂精准打击＂。他选择的时间、准备的文件、模仿的签名，无一不体现出其精心策划。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府机关之间的公文往来都有严格的规范和程序。但＂赵全一＂显然对这些程序了如指掌，甚至连公文的措辞和格式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他利用了当时社会的特殊背景，把拨款理由说成是为了体现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这个理由既合情又合理，让经办人难以产生怀疑。
这份伪造的公文中提到的＂西藏活佛讲经会＂，更是击中了当时的政治敏感点。在那个年代，任何涉及民族和宗教政策的事务，都会得到格外重视。
＂赵全一＂在整个行骗过程中表现得极其镇定，从走进银行到离开，一举一动都显得极其自然。他甚至还不忘在相关单据上签名，给整个过程增添了几分＂合法性＂。
就这样，二十万元巨款在一个傍晚时分，被这个冒充国务院工作人员的骗子轻松带走。这起堪称完美的诈骗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而此时的银行工作人员还沉浸在为民族政策做出贡献的自豪感中，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刚刚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诈骗案。直到总行领导回京，决定向国务院办公室请示这笔款项的下账问题时，这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才逐渐浮出水面。
铁案必破十日 周总限期追凶
公安部办案组在接到人民银行的报案后立即展开调查，案情瞬间引起高层重视。3月27日，一份来自国务院办公厅的指示传达下来：周总理要求在10天内破获此案。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诈骗案，不仅金额巨大，更是冒用了总理的签名。专案组的办案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案件材料仅有信封、＂周总理＂的批示、赵全一的介绍信和收款条这四样实物证据。
专案组决定采取＂以物定向，以物找人＂的侦破思路。破案人员开始对这些物证进行深入分析，特别是对信纸的来源展开了地毯式摸排。
通过对信纸的材质、规格以及防伪标记的仔细研究，专案组发现这种特制信纸应该来自政府机关。经过走访排查，专案组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外贸部。
外贸部的档案室里存放着大量的人事档案，专案组的同志们开始了艰苦的翻查工作。每一份文件都可能藏着破案的关键线索，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4月3日上午，专案组在外贸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赵全一＂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真实身份。办案人员通过比对档案照片和笔迹，最终确认了犯罪嫌疑人。
这位＂赵全一＂的真实身份是王倬，一个有着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通过调查发现，王倬在混入华北革命大学之前，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职于北京市党部特刑庭会计室。
专案组立即对王倬的社会关系进行摸排，同时对其可能的藏匿地点进行布控。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追捕行动在北京城悄然展开。
4月3日深夜，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专案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后，谢部长当即下达了抓捕命令。
专案组分成多个小组，兵分数路展开抓捕行动。他们掌握了王倬的所有社会关系网络，在其可能出现的地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
让人意外的是，王倬并没有逃往外地，而是仍在北京活动。这或许是他的狂妄自大，也可能是他认为自己的伪装天衣无缝。
4月4日晚，专案组成功将王倬抓获。在强大的证据面前，王倬无法抵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至此，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诈骗案终于告破，距离周总理下达的破案期限仅剩6天。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公安机关的办案能力和效率。
专案组不负重托，在短短10天内就成功告破了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诈骗案。这个结果不仅展现了专案组的破案能力，更体现了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决心。
巨款焚毁灰飞 罪犯终获严惩
专案组在审讯中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笔价值20万元的巨款，已经被王倬付之一炬。这个数额在1960年堪称天文数字，却被犯罪嫌疑人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处理。
王倬交代，他在成功实施诈骗后，用一辆自行车将这笔钱运回了老家。面对这笔巨款，他不敢大肆挥霍，生怕引起他人注意。
专案组立即对王倬的供述展开调查，通过走访其家属和邻居，证实了他的说法。这笔钱确实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这起诈骗案的性质极其恶劣，不仅金额巨大，更是冒用了国家领导人的签名。案件移交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立即引起了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
1960年的夏季，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诈骗案展开审理。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大量确凿的物证，包括伪造的公文、签名以及相关证人证词。
检方认为，王倬的行为已经构成反革命诈骗罪。他利用伪造的公文和领导人签名，欺骗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巨额公款，性质极其恶劣。
在调查过程中，专案组还发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王倬的母亲张可民。证据显示，张可民在儿子实施诈骗后，不仅没有劝阻和举报，反而提供了包庇。
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震动全国的特大诈骗案作出判决。法院认定，王倬的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影响极其恶劣。
判决书上写明：判处王倬死刑。这个胆大包天的诈骗犯，最终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同案被告人张可民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法院以包庇和帮助反革命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这个判决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包庇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例特大诈骗案的审判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人触犯法律，都将受到严惩。
案件的判决结果公布后，在银行系统内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反思。各级银行随即加强了内部管理，完善了相关制度，堵住了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
这起案件也促使国务院办公厅对公文传递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改革。新的规定要求，涉及大额资金的公文必须进行多重核实。
时至今日，这起发生在1960年的特大诈骗案仍被作为警示教材。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巨额诈骗案，更是一个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这个案件的始末告诉我们，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即使王倬最终选择销毁赃款，也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