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末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开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罗振玉、王国维等考察论证确认为商代甲骨，后到大量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就在司马迁《史记》所载“洹水南，殷墟上”的河南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

安阳殷墟遗址的成功发掘和发现，出现了考古工作者寻找夏文化遗址的空前热潮，于是按传统文献《史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把夏文化范围锁定在河南洛阳一带，并成功找到了年代与夏相近的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把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都……

但官方认定二里头文化遗址为夏都，不管是国内外学界，还是民间，一直质疑声不断……

而最新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最有可能是先商都邑“殷”！

关于殷，《竹书纪年》有如下记载:

“帝杼十三年(公元前1804年）商候冥死于河。”

“帝芒三十三年（公元前1711年），商侯迁于殷。”

“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公元前1679年），殷侯微以河泊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商人报焉。”商人不用自己的军队报仇雪恨，为什么“假师于河伯”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商人军事实力不足以伐有易；另一种可能是商人军队远离有易之地。显然，后一种可能更可靠，也就是说，商人迁移地“殷”远离夏核心区域及夏的其它邦国。

“帝不降三十五年（公元前1632年）殷灭皮氏。”皮氏疑为陶寺。

“帝孔甲九年（公元前1563年），殷侯复归于商丘。”

（儒略年出自拙文《公开叫板夏商周断代工程｜按《今本竹书纪年》新拟夏商周年表》的推排）

二里头文化遗址四期C14测年(材料来源于二里头博物馆)

一期 前1750—前1680 70年

二期 前1680—前1610 70年

三期 前1610—前1560 50年

四期 前1560—前1520 40年

推断二里头文化遗址为“殷”，可命为“前殷”！

大约三百年后，又《竹书纪年》载：

“盘庚十四年（公元前1265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即今安阳殷墟，可名为“后殷”。

由此可知，河南安阳之“殷”原名本为“北蒙”，盘庚十四年从奄迁到北蒙后，才改北蒙曰殷。而自发现安阳殷墟后，孝古学界一直在忙着找“夏”，却完全忽略了“殷”的原初始地的存在！而史实是：在夏中后期，商人在远离夏核心区域、在一个名曰“殷”的地方足足生活经营了二百多年，且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发展壮大了军事实力，而这与二里头遗址测定的年代及考古成果极度吻合……

二里头文化玉钺

当然，二里头多年的考古发掘，一没发现王级大墓，二没发现夏商帝王该有的礼天礼地之重器玉璧、玉琮！只发现能代表伯、侯级，有专征伐身份的礼器玉钺、玉圭等。别忘了，近到偃师商城，东到良渚文化、西到西北的齐家文化、南到三星堆文化，晚到商周、战国，都有玉琮、玉璧发现，可标榜为夏都的二里头文化竟没发现玉琮、玉璧的一丝踪迹！让我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二里头文化为夏都的尴尬处境……

齐家文化玉琮

又殷的甲骨文本意为富有、殷实之意，结合二里头的宏伟发现和商人因富有而“经商”的典故……所有这些，确定二里头文化遗址为“前殷”是可信的！

夏时期的“前殷”是远离夏王朝统治区域的一座“孤岛”，商人在这座“孤岛”上利用战争掠夺等方式迅速发展并壮大，成为商人足以灭夏的坚实的经济、军事基地！也是考古学上表现的地处西北的夏文化（齐家文化）进入中原殷商文化的“前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