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记载太宗事迹的书为何要写在玄宗天宝年间？最近无意间翻看《贞观政要》，才略懂此中蹊跷。

起初的不明所以，却因为对其进一步深入了解，方知《贞观政要》的出现的除天时与地利，也更印证了人和的重要性，而且这一切并非机缘巧合。这还要从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以及这几年间动荡的社会来讲起。

众所周知：贞观，即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政要》，描写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房玄龄等大臣讨论治国理政之道的对话，本书的作者叫作吴兢，该书的成书时间是玄宗在位早期，实际上这是一个有争议且值得深究的问题，

唐太宗无论是从治国理政，还是个人处事上都是值得称赞的。在唐朝建立之初，政局并不是非常稳定，从三国魏晋南北朝，国家不仅一直处在一个分裂割据的状态，而且还受到门阀制度的束缚，关于门阀制度有它好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造成了祸乱。

正如钱穆先生所讲：

有些制度，它就像一剂药方，是为了治疗社会的弊病，但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药到病除了，还要继续服用此药，那不仅起不到作用，反而会产生其它不好的的副作用。

门阀制度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说的具象一点，就拿考试制度来讲，在隋朝之前，盛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它通过“中正官“的举荐将人划分为9个等级以此来选拔人才，这种方法是三国时期曹丕创立的，在当时的确为中央选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发展，九品中正制度这则”药剂“渐渐的失去了作用，沦为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拔出来的不再是人才，而是整日浑浑噩噩的世家子弟，这就是两晋南北朝的统治走向衰落的体现。

之后隋朝的统治很短，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门阀制度的影响，到李渊建立唐朝，都不能完全摆脱门阀士族的束缚，国家内忧外患，改革之事迫在眉睫。太宗意识到，要想使国家富强，首先就得垄断政权，摆脱门阀士族的束缚，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太宗首先做的就是培养了一批以魏徵、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逐渐淘汰了曾经的那些老臣，逐渐摆脱了那些旧势力的束缚，其次完善了中央机构，削弱了宰相的权利，改善政治风气，严惩污吏贪官，加强法治，修订了《大唐律》。

另一方面，为了缓和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太宗减轻百姓的赋税，释放大量奴婢，鼓励恢复生产，加强对地方的管理等。这些一系列措施的施行都离不开太宗本人德行，太宗善于总结经验，他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改变了隋朝”竭泽而渔“的思想，确定了以民为本的政策。这些在《贞观政要》中都是有所体现的，在谈论到为君之道时，

太宗曾讲：

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这就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国策，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贞观年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人口大幅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百姓安居乐业，这都离不开太宗的个人努力。

太宗本人励精图治，任用贤才，从谏如流，以身作则，可谓是成就了一代伟业，他也确确实实将荀子的“君舟民水“的思想践行到了实处，所以能成为历代君主的典范也不足为奇，即便是在当世，也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典范。

这里所指的“教科书“是指在当时成书年间的作用，而作者吴兢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希望君主唐玄宗能够去向自己的先祖学习，重视社会矛盾，居安思危。

从《贞观政要》这本书的结构体系来看，虽说以记言为主，但还涵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体系措施，全书整体表达了三种政治思想：

一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二是太宗求谏纳听的思想；

三是居安思危的远虑思想。

作者将君道放在篇章之首，作为全书的中心，展现了太宗的为君之道，并且抛出了“草创与守成孰难？“这个问题来阐述居安思危的思想。短短几百字便抓住了全书的中心，由此可见吴兢高超的写作水平。之后，又紧接着讨论了太宗是如何求贤纳谏，择臣择官，如何践行儒家之道的，太宗认为要为人君，必先做到仁义，他说：

“隋炀帝岂为甲杖不足，以致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

在太宗看来，光有强大的武器是不够的，即便是能镇压一时，但绝不是长治久安之计

“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

在历史上，“以暴制暴”能够取得政权，却从来不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林子深了，自然会有鸟来栖息，水域广了，自然会有游鱼前来，广施仁德，国家自然就能够发展，百姓自然就都会归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中还有一篇叫“悔过”，讲的是太宗经常通过一些事情得出的感悟以及通过谏言来反思自己曾经的过错，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宗做事能屈能伸，能经得起荣耀，也能放下架子，接受批评，太宗总是通过“温故而知新”的方式来反思自己。

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到了当时的诸多制度和措施。在“文史”当中，描写了太宗对史学的重视，于是他就召集魏徵等人开始修史，并广开献书之路。在“礼乐”当中，则描写了太宗对礼乐的重视，要求应该遵循经典，效仿现代圣哲，规范后世。尤其是他还认为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中，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由此可见，虽然太宗强调礼乐制度，但也希望能够简化程序，省去那些繁文缛节，倡导节俭。

在刑罚方面，书中也是介绍了不少，太宗认为执法就必须严格，不能为了考核而草菅人命，于是就选拔公正善良的人断案，并且遇到杀头的死刑，都必须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等高官同时做出决断以避免奸邪小人滥用职权制造冤假错案。

同时还对法律条文进行分类简化，以便于人们更方便的进行决断与参考，减少不必要的歧义。包括贡赋制度和征伐徭役，该书皆有提到，这样来看，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本“参考书”了，虽然书中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比方说为了达到它的目的，一些地方会使用曲笔或美化，甚至一些记载并无史实依据，但是它的价值一定是大于缺点的。

总的来说，《贞观政要》为之后历代君王所崇奉，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它在为人处世、规范自身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例证，值得每一个人学习，正如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所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在唐朝历史上，有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有玄宗的”开元之治“，有盛世，必经历衰乱，自唐太宗到武周政权之后，国家一度处在混乱局面之下。武周政权最终所带来的局面就是国家财政困难，武则天所培养的新贵族败坏朝廷，败坏制度，不学无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使得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而中宗李显即位之后，懦弱无能，专宠韦后，使得武氏集团势力再起，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参与朝政。

皇太子李重俊消灭了武氏势力之后，韦氏势力崛起，安乐公主杀死中宗，使得韦氏控制朝政，最终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消灭韦后、安乐公主，以及两大集团的残余势力，恢复睿宗李旦的帝位。后李旦让位皇太子，李隆基登基自己掌握了朝政大权彻底消灭了太平公主的残余势力。从武则天病死到李隆基登基，共经历了7年混乱局面，再加上武周政权留下的弊病让这个刚刚建立的政权脆弱而又不堪一击，内有大江南北的农民暴动起义，外有吐蕃、契丹等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

对于李隆基来说也是一个棘手问题，而《贞观政要》正是写书于此时，作者吴兢早在武则天时期就担任朝廷史官，为人正直，直言纳谏，他亲眼见证了唐朝这些年来的动荡，曾写了《上中宗皇帝疏》来劝诫中宗要明辨是非，最终保住了睿宗李旦。

之后由于吴兢已经深刻体会到了社会弊病带来的危害，在当时的唐朝社会还依然呈现兴旺的景象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察到了时代发展的衰颓之势，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加上常年撰史工作的积累，吴兢认为有必要写一本这样的书来总结唐太宗时期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一个楷模，便有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贞观政要》一书，书中虽言太宗，却处处针贬时弊，如”君道“当中的”草创守成“之问是问大臣，实则指出帝王不能被繁荣昌盛的表象所迷惑，要广施仁德，居安思危，才能使唐王朝长久的发展下去。

在“务农”篇中则提到：

“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贞观年间，太宗非常注重农时，在农时时期，就尽量减少农民百姓的徭役赋税，减少征战，提倡节俭之风。但是时间久了，制度就会变化，官员就会懈怠，到了玄宗时期，太宗定下的法度已经丧失殆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对百姓的剥削也日益沉重，在经历了长期的混乱之后，流民四起，贵族官僚贪赃枉法，哪里还管百姓的死活。

《贞观政要》里面有言“流水清浊，在其源也”，那些贵族官僚贪污枉法，剥削百姓，说到底是君王自身没能做好，若君王能够洁身自好，以身作则，那么下属也就会遵纪守法。作者当然也提到了如果想要去改变这种现状，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重振思想，作者在书中无一不围绕着学术思想的进行，仁、孝、诚、忠、礼等方方面面，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至理”，以此来强调大兴学术的重要性，只有人们的思想意识提高了，才能更好的效力国家，促使国家进步，这还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思想。

从此书的字里行间中，看似写了“贞观之治“下的唐盛世与太宗的成就，实际上它委婉含蓄的总结与讽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君王的怠政，也通过此书激励君王要向先祖学习，成为一代明君，而不是书中太宗口中所讨论的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