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说辞,说后人怎么看待,怕后人挫脊梁骨,然而到了今天,相反越黑的人名气越大,甚至有的人为了知名度自己都会制造新闻,以主播为例,为了流量不少人出尽洋相,那么他们会在乎后人怎么评论吗?反观古人为什么会那么注重名声呢?为什么很多人宁死也要留个好名声?下面我们来解析一下。
一、古人看重名声的原因
中国是人情社会,名利名利,在古代,名和利是互通的,而且名大于利。用名换利很容易,而想用利换名,相对来说就麻烦一些。今天很多人的观点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说明你的钱还不够多”,但是这句话在古代可行不通。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比他所拥有的金钱重要得多。
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的有钱人,你的钱很快就会没了。江南首富沈万三,就被朱元璋惦记上了家产,很快家破人亡。在古代,名就是地位。有名,就可以找人举荐,被皇帝或者哪个大人物看中,马上就能平步青云,获得地位,实现人生的逆袭。比如唐代诗人韩翃,就凭借诗作《寒食》获得皇帝的赏识。
《寒食》我们耳熟能详:“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德宗非常喜欢这首诗,在此之前,皇帝一直缺乏起草文告、命令的人,中书省两次提名人选,皇帝都没有批。再请示的时候,皇帝说:让韩翃来做吧!当时有一个和韩翃同名同姓的人,担任江淮刺史。宰相请示说:有两个韩翃,不知是哪一个?唐德宗说: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那个韩翃。此时的韩翃已经被罢官闲居十年,却因为一首诗升任为知制诰,后来,在中书舍人的职位上终老了。
再讲一个用名换利的故事。北宋范仲淹本人比较清廉的,他为自己的家族买了一块地,供自己家族祭祀祖先和供养一些家境不太好的子弟读书用。范仲淹家族的人,依仗着范仲淹的名声,基本没做什么欺压百姓的事,就把这块田地越经营越大,一直到清朝,范家人还靠这块地过着滋润的日子。
这就是名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古人看重血统和出身,一个人的名,不仅能让自己实现身份的逆袭,还可让自己几辈子的后代出身都高贵一层,很多起义者在起义之初,都打出了自己是某某后代的名号。比如刘备,张口闭口就是“中山靖王之后”,而且人家凭着这层名声,吸引各路人才,最后三分天下称帝。光武帝刘秀打出的旗号是汉高帝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
在古人看来,一个好的名声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流芳千古”才是最终奋斗目标。伯夷叔齐不食周食饿死首阳山,楚霸王项羽宁死不过吴江,关羽死不降吴。汉朝初年的叔孙通身为儒生,却六次改变主人,反复无常,在当时就背负了很大的骂名。文天祥、史可法这种宁死不降的文人,才是后世所推崇的。
二、最在意名声的时代
放眼中国历史长河,最在乎名声的要数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因为周朝的时候,史官地位极高,每当新王登基时,史官都要参加典礼,而且规定君主不能随意处死史官。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史官可以秉笔直书。
鉴于忌惮史官,所以在春秋之时,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底线的人,做事之前都会有这种考虑,这件事会不会被记下来,会不会被传下去,当作乱臣贼子的典范。虽然史官权力不大,但在强权面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还是能够维护自己尊严的。赵盾和崔杼的例子就很有说服力。
赵盾是晋灵公时的权臣,为了夺回权力,晋灵公便想要杀了赵盾。赵盾没有办法,只好逃跑。可他在逃跑途中,赵盾的弟弟赵穿却杀了晋灵公,然后再将赵盾接回来主持政事。
于是晋国太史董狐在书上记载说:“赵盾杀死了自己的国君。”不仅记下来,董狐还把这个记载拿到朝廷上让各个大臣互相查阅观看。赵盾看到董狐这样,连忙替自己辩解:“杀国君的是赵穿,不是我,你记错了。”董狐回答说:“您是晋国的执政大臣,虽然逃跑了,但没有逃出国境,回国之后也没有诛杀乱臣贼子,杀国君的人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无言以对,虽然一肚子火,也只好让董狐这么记载。
齐国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后,太史便在书上写到:崔杼杀死庄公。崔杼把他杀掉,崔杼对这个史官毫不留情的原因是:如果这件事被史官记录下来,那么自己就会永世背上一个弑君的骂名,崔杼的这次杀史官行为是为了震慑后来的史官,不让他们把这件事记载在史书上。
可结果是,杀戮永远不能威胁有原则的人。太史死后,太史的弟弟还是这么写。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掉。太史的小弟弟还是在史书上这么写。崔杼没办法,只得让他将这件事情记载在齐国的史书上。从这两个例子来看,史官的威慑确实确实有效,它能够使得一些人在做事之前好好掂量,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名声。
三、史官位置变化
秦朝以后,专制统治建立起来,史官便成了边缘职位,地位也大大下降。尤其是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腐刑,大大的打击了史官的尊严和地位。发展到后来,统治者竟可以随意篡改史书来美化自己。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逼父,夺嫡夺权,这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下,难逃谴责的惩罚。为了能消除这种伦理道德的谴责影响,为顺服天下人心,李世民可谓是煞费苦心。李世民在做皇帝时,曾多次亲自翻看史官们所写下的国史以及有关他的事情,而且还要“使得自修改耳”。在他的指点下,原本被人们看作皇位争夺之战的事件,硬是变成了“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之举。
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事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在创建唐朝过程中做出的成绩,并且大大贬低高祖的作用。但是这样依然不够,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歪曲地描绘成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其目的就在于把太宗说成是李唐王业的真正的奠基人,使他的皇位继承获得合法性。虽然篡改史书,但也说明了皇帝注重名声,否则又怎么会大费苦心的折腾一番呢?
方孝孺是明朝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朱棣在攻下南京后,篡得大明皇位,方孝孺不合作,放言灭他九族也不做屈膝之辈,朱棣被惹怒,便灭了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处以腰斩的极刑。朱棣虽然管住了史官的笔,可他管不着外国史官的笔,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很多真实史料,都是从朝鲜史料记载中查验出来的,朱棣为了给自己夺取帝位“正名”没少篡改史料。处心积虑的修改史料,也证明了古人对名声的看重。
野史上记载,周武王也篡改过史书,传说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君王,对外扩张领土,对内安定民心,其实他没有大家传说的那样荒淫无道,之所以后来把商纣王刻画成一个暴君的样子,有人说是因为周武王在史书里有意抹黑了商纣王。
古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名节,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孟子说舍生而取义,就是说宁可死也要保住自己的节操,君子更是守身如玉,名声同时也是你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的条件。这种名声观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读书人的行为,使其不敢做出大逆不道的行为。
对于现代人来讲,受儒家思想影响没有古时那么大,所以相应的受到来自内心的约束也就没有那么强烈,我们没有必要想古人那样盲目地守护自己的名声,但又不能不顾名声,一味追求利益,所以好哥认为,当今社会有必要适当强调名声的作用,来约束部分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