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与军事任务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全球战局逐渐明朗。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中国解放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中央迅速做出了反应，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薄一波被任命为中央局副书记和军区副政委。在这个关键时刻，解放区的军民正全力投入到与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之中，薄一波与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紧密合作，为解放区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同年8月至11月的几个月里，薄一波参与了两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两场战役都是为了扩大解放区的控制范围，为之后的战略胜利铺平道路。薄一波在这两场战斗中的角色不可忽视，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紧密协作，深入一线，及时调整战术，指挥部队，确保了两场战役的成功。

其中，平汉战役尤为关键。薄一波亲自参与了与国民党将领高树勋的会谈。在此之前，高树勋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重要人物，他的部队驻扎在华北地区，对于战局有着不小的影响。面对这种局面，薄一波没有急于展开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通过多次与高树勋的接触，进行了细致的谈判与劝说。

薄一波不急于逼迫，而是耐心地与高树勋谈判，了解对方的顾虑和想法。在这些细腻的沟通中，薄一波通过分析局势，提出了适合双方的方案，逐步化解了高树勋对加入解放区的疑虑。薄一波的策略和耐心打动了高树勋，最终他成功争取了高树勋部队的起义。

参政与政治活动

1946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的参议会召开了一届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薄一波当选为议长。作为议长，薄一波需要在许多关键的政治决策中发挥影响力。他不仅要关注解放区的政治稳定，还要解决解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挑战。这个职位为薄一波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逐渐成为晋冀鲁豫地区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薄一波的责任逐步加重。1947年，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开始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决策和组织工作。

1947年7月至9月，薄一波被派遣率领解放区代表团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国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至关重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并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一纲领性文件将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薄一波作为解放区的代表，积极参与了会议的讨论，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土地改革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为后来的土地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尤其是对于如何处理土地分配问题、保障农民利益等方面，薄一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薄一波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确保土地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同时避免出现过于激进的措施，造成社会不稳定。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使得土地改革能够在解放区顺利推进，为广大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华北局与政府职务

1948年，党中央作出了在华北成立中央局的决定，薄一波被任命为华北中央局第二书记，之后他又调任为第一书记。同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薄一波当选为第一副主席，同时兼任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

在这一时期，薄一波不仅在政府事务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还在华北地区的政策落实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仅要管理好地方的各项事务，还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帮助推进地方的社会改革与经济建设。特别是在建设和管理解放区的经济、农业、教育等方面，薄一波的领导作用显得尤为突出。

他在推动华北地区社会改革方面，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在处理土地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上，薄一波展示了高超的政治判断力。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一直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如何在保障广大农民利益的同时，确保社会的稳定，成为薄一波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经济建设方面，薄一波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华北地区当时的经济基础薄弱，很多地方亟待恢复和发展。薄一波通过合理安排资源，组织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恢复了华北的经济生机。

与此同时，薄一波还积极推动教育和文化建设，尤其是在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帮助广大农民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认为，教育不仅是改变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人民信心和凝聚力的关键。因此，他在推动社会改革时，始终把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落实。

经济政策与困难

1956年，薄一波的政治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在这一年，国家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薄一波被任命为主任，负责国家经济的规划和发展。这个职位使他站在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最前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的总体发展需求，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工业、农业、交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然而，尽管政府大力推进经济建设，但由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经济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急功近利的倾向，导致了在实施经济计划时的种种冒进现象。

薄一波在负责经济规划时，意识到经济建设的推进必须严格遵循实际规律，不能为了追求速度和短期效果而忽视长远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政策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急功近利现象愈发明显。部分地方政府和单位为了达到上级要求，往往采取激进的做法，忽略了经济建设的长期性和科学性，导致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不稳定的现象。

1956年6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薄一波站出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急躁情绪和冒进现象。他提出，国家经济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风险，这种态度不仅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社会矛盾的加剧。

他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计划中的主要指标，使其更加准确、务实和符合国情。这一观点直接回应了当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种更加科学的思路。

尽管薄一波的发言在会上得到了部分领导和代表的认同，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受到广泛的支持。许多人认为，经济建设需要提速，国家急需快速增长来实现现代化建设，因此，薄一波的观点显得过于谨慎和保守。

而在当时的环境中，许多领导人更倾向于支持那些能迅速推动经济发展的激进方案，而不是注重长期效果的稳步推进。薄一波提出的调整计划的意见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显得不合时宜，反而引发了部分人的批判。由于薄一波在这场会议上的立场和观点，与当时政府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主流意见不合，他一度成为了风头的焦点，一度被迫害得非常凄惨。

复出与争议

1978年12月，薄一波终于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了政府工作。1979年，薄一波被任命为副总理，他的复职并非一帆风顺，政治斗争依然存在，一些旧有的矛盾依然影响着他与其他领导人的互动。

在这一年，薄一波与陈永贵的一次会议上发生了言辞较量。陈永贵在讲话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批评薄一波，认为薄一波应当感谢华主席，称如果不是华主席打击了两个集团，薄一波可能永远无法复职。陈永贵的言辞带有一种训诫的意味，似乎认为薄一波的复职是一种恩赐，而非自身努力的结果。

面对陈永贵的批评，薄一波并没有显得慌乱或激动。他平静地回应了陈永贵，明确指出：“我们能够复出工作，不仅仅是因为华主席的功劳，更因为全党共同努力，拨乱反正的结果。”薄一波强调，复职不仅仅是因为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全党共同努力、全面恢复秩序的结果。

陈永贵在面对薄一波的回应时，明显感到了尴尬。他原本以为可以通过这种言辞来压制薄一波，然而薄一波的从容不迫反而使得他自己陷入了沉默。陈永贵，来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他从大寨的改革实践中崭露头角，凭借一股与天斗、与地斗的韧劲，一路打拼，最终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大寨的成功让他在党内声名鹊起，最终坐上了副总理的位置。

尽管陈永贵以农民身份崭露头角，受到极高的政治重视，但他的文化和政治素养并未能与他的职位相匹配。每当涉及复杂的政治理论和国家大计时，陈永贵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1980年9月，在党内外的多重压力下，陈永贵主动向中央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

参考资料：[1]游博.论薄一波党的建设思想[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1):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