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救人，却要替逃费者买单！”这一言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家取消押金新规的背景下，医护人员似乎成了“最后买单人”，善意之举为何会演变成制度的漏洞呢？

2025 年 3 月 31 日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要求全国公立医疗机构取消门诊预交金，同时将医保患者住院预交金额度降至同病种个人自付平均水平。政策的初衷无疑是美好的，旨在减轻患者垫资压力，让看病不再受“钱”所困，是对普通人的精准减负。然而，现实却十分骨感。

押金门槛消失后，部分人开始试探制度底线。一些患者住院填假地址、出院玩失踪，甚至理直气壮地认为“反正医院不敢不治”。数据显示，52%的医生曾为患者垫付医药费，近半数患者未偿还。制度用“善意”卸下患者负担，却将医生推向了人性博弈的修罗场。

上世纪 80 年代诞生的预交金制度，是医疗系统在技术落后年代的无奈妥协。当时没有电子病历和移动支付，患者做 CT 需排队缴费三次，住院部“欠费停药”的悲剧频发。预交金作为信用凭证，缓解了医院现金流焦虑，也减少了患者排队之苦。但如今，中国基本医保覆盖率超 95%，电子支付渗透率全球第一，预交金的存在显得格格不入。取消押金，是医疗体系对时代的妥协，但这也带来了风险转移。

对于患者来说，押金取消后自付部分仍需出院结清，但总有人“能拖就拖”，把医院当成“临时救助站”。而医院过去靠押金缓冲现金流，现在只能依赖医保回款速度和患者信用。尽管目前全国 72%地区能做到“次日结算 60%费用”，但医保结算仍有时间差。一旦患者欠费，医院要么垫钱，要么让医生“背锅”。很多医院最后的办法，就是把欠费算到科室头上，再分摊到医护人员身上。

这种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制度善意被人性投机撕开了裂缝。部分患者的不诚信行为，让医护人员成为了制度漏洞的“受害者”。医护人员本怀着救死扶伤的初心，却因为少数人的不当行为而承担了额外的经济压力，这不仅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不利于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应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对逃费患者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提高其失信成本。另一方面，医院也应完善自身的管理机制，加强对患者信息的审核和欠费追讨力度。同时，政府可以进一步优化医保结算流程，缩短回款时间，减轻医院的资金压力。

国家取消押金新规本是一项利民的好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只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让制度的善意真正惠及每一个人，避免善意成为漏洞。

或许真正的破局点，不在于设计多少精妙的管控措施，而在于重建社会共识：医疗不是商品，但也不是慈善，它需要成本，而成本必须有人承担；制度可以宽容，但绝不能纵容，对恶意逃费者的惩罚，应像酒驾入刑一样明确；医生是救治者，不是背锅侠，他们的双手应该用来握手术刀，而不是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