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中法建交,中国崛起的里程碑事件

浩博评过去 2024-05-11 02:03:30

1、

中文互联网有“辱法”的风气,好像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就不值一提,但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法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20年代,中国的青年精英们赴法勤工俭学,开拓了眼界,回国后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1960年代,曾经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精英们,已经成为中国的领导者,他们推动的中法建交,又影响了中国的走向和世界格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对中国的影响,仅次于苏联。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中法建交。

2、

在20世纪中期,中法关系经历了一段天翻地覆的变化。

1943年初,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夺取北非,6月3日又在阿尔及利亚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领导整个法国的抵抗运动和北非地盘,希特勒扶持的维希法国江河日下,朝不保夕。

于是呢,美国和英国决定,承认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唯一合法政府。

做为英美在东亚的代理人,蒋介石自然不能例外,便在8月1日宣布和维希法国断交,顺便废除了一些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然后在8月28日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国唯一合法政府。

按道理说,蒋介石声援戴高乐,戴高乐应该感谢蒋介石才对呀?

但戴高乐没有感谢蒋介石,反而通过外交渠道,对蒋介石趁机废除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发出抗议,声称将在中国保留法国的权利。

这说明,戴高乐根本没有平等对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依然把中国视为随时可以进入的殖民地,准备战争结束以后卷土重来。

面对戴高乐咄咄逼人的态度,蒋介石无力反驳,甚至在1944年6月戴高乐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时候,立即予以承认,还给戴高乐致电说:

“四年来,我们始终带着深切的同情和敬仰,关心法国人民在您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您真正的首都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预示着您的祖国即将全面解放,也是您可贵的努力应得的酬劳。”

弱国跪舔的态度,溢于言表。

到了1950年1月,蒋介石败退到台湾,陈赓指挥解放军自广西进入云南,穿插到中越边境地区,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联系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已经回归东南亚,希望重建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国,再也坐不住了,便派出前任驻北平总领事伯亚乐,会见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传达了“法国正在考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

伯亚乐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不支持胡志明和北越,承认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法国就承认中国新政府的地位。

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的交易,久经考验的中央领导同志怎么可能接受呢?

于是在1月18日,中国宣布和越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3月,毛主席自莫斯科返回北京,正式决定组建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援越军事顾问团”,开始抗法援越。

因为在毛主席看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法国这种老牌列强,不把它打疼,它是不会让步的。

这一打,就是四年。

1953年7月,中、朝、美在朝鲜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取得巨大的胜利,震惊世界。

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战败,被迫承认北纬17度线以北,归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有,北纬17度线以南归保大帝的越南国所有,法国非常不体面的退出东南亚。

这两次战争让法国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中国不容小觑。

在这样的清醒认识下,日内瓦会议期间,中法两国代表团开始试探性接触,讨论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可能,法国总理弗朗斯也向周总理表示,希望中法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但中法的关系,还是没有发展起来。

因为那时的法国不是戴高乐的法国,而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是议会制国家,国民议会是法国的权力核心,能决定法国的绝大多数事务,相比起来,法国总统更像是国家的象征。而由于宪法的限制,国民议会没有明确的多数党,无法由一党组成稳定的内阁,经常是数个党派组成联合内阁。

这就导致法国政府官员频繁更换,以至于在12年间,法国出现了24个内阁,平均执政时间只有半年。

此外,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执政时期的法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依附于美国,事事都要看美国的眼色,不能独立自主的决定法国事务。

那么在美国封锁中国背景下,即便弗朗斯的内阁想和中国建交,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再换一届内阁,可能连建交的想法都没了。

所以在1950年代,中法关系并没有好转。

3、

中法关系的真正转折点,来自阿尔及利亚事件。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和法国隔着地中海相望。对于法国来说,只要控制阿尔及利亚,就能控制整个北非地区,所以近代以来,阿尔及利亚被法国殖民一百多年,做了法国殖民北非的桥头堡。

1950年代以后,阿尔及利亚又发现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的数据,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储量是世界第16位、天然气储量是世界第9位,不可谓不大。

一个有重要地缘战略且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国家,可以想见,法国是非常重视的。

但阿尔及利亚始终在谋求独立,脱离法国。

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属印度支那独立,给了阿尔及利亚极大的信心,于是一些阿尔及利亚的老兵和知识分子,成立“民族解放阵线”,于11月发动反法武装起义,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

事实证明,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打不赢,在阿尔及利亚也打不赢。

自从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武装起义爆发,周总理就在“亚非会议”上宣布:

“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所进行的人权斗争。”

四年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尽管法国外交部宣布,任何国家敢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就是对法国的不友好行为,但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是发去贺电,毛主席更是邀请临时政府代表团访华,并鼓励他们说:

“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主义者企图把它变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同年,中国宣布,将通过第三国给阿尔及利亚送去军事援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只有3000人、500支猎枪的阿尔及利亚反法武装,很快就发展到15万人,控制了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的土地,并且用游击战术,打的法国50万远征军都无可奈何,每年还要造成2000亿法郎的军事开支。

也就是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遭遇了美国在越南、阿富汗一样的困境。

法国的镇压行动不顺利,自然引起国内外的不满。

1958年5月13日,法国的极端殖民主义者嫌弃法国政府软弱无能,直接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叛乱,成立“救国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对峙。

法国内战一触即发。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隐居12年的戴高乐,向法国媒体传递了一条消息:“我已做好执掌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消息一出,有复国光环傍身的戴高乐,迅速成为法国各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戴高乐随即出山组阁,并成功修改宪法,把群魔乱舞的内阁制改为一言九鼎的总统制,一举终结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重新执政,彻底改变了法国的命运。

因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戴高乐的态度非常明确——认清现实,放弃强硬的旧式殖民统治,改用柔软的新方式,维护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

为了表明态度,戴高乐公开说过两句话:

“父辈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去了,如果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将与它同归于尽。”

“阿尔及利亚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独立。”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1959年9月,戴高乐发表电视演讲,提出三条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式,请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决定——

1、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分离,独立建国。

2、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合并,成为一个省。

3、阿尔及利亚自治,和法国保持间接关系。

演讲结束以后,76%的法国投票者支持戴高乐的决定,阿尔及利亚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

经过双方漫长的谈判,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实现全境停火,4月,91%的法国投票者赞成法国退出阿尔及利亚,7月,99.73%的阿尔及利亚投票者,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建国。

就这样,中国支援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取得圆满的胜利,法国顺利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甩掉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包袱,中法两国再无尖锐的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开拓了国际影响力,法国消耗了实力,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和法国便有了平定谈判建交的基础。

如果中国当初接受了法国的条件,以低声下气的态度和法国建交,法国不会走到这一步,中国也不会换来这么有利的条件。

还是那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4、

中法有平等谈判建交的基础是一回事,有没有平等谈判建交的意愿是另一回事,毕竟“供需关系”才是衡量世间万事的决定性因素。

那中法的需求都是什么呢?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是追随美国的,它对中国没有需求,但随着戴高乐重新执政,突然对中国有了巨大的需求。

因为戴高乐有浓厚的大国意识,对法国事事追随美国非常不满,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后,非常希望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的各国实力对比,也给戴高乐的复兴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能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53%,但戴高乐执政以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只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9%,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日本的工业生产总额,则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48%。

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便提出“独立自主”的法国外交政策,并试图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抗衡,恢复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国地位。

而在二战以后,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时刻威胁着西欧的安全,戴高乐要想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便要给西欧提供安全的环境,那么就需要一个大国来制衡苏联。

在世界各国中,能声援法国独立自主并制衡苏联的,数来数去,也只有在朝鲜击败美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击败法国、和苏联交恶的中国。

中国,就这样成为戴高乐选定的绝佳合作伙伴。

法国需要中国,中国其实也需要法国。

原因很简单,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封锁中国,50年代末的中苏交恶,导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封锁中国,中国为了保持独立自主,被迫隔绝在两大世界之外。

那个时候的中国,迫切需要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打破美苏的封锁,获取必要的政治声援、经济交流以及技术扩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主席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打破美苏的封锁,要从这两个中间地带着手,而第二中间地带的突破口,便是要求独立自主、极力反抗美国的法国。

所以在相似的政治共识之下,中法便产生了供需关系,两国建交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这一点,戴高乐和毛主席都有清醒的认识。

戴高乐和身边人说:“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

毛主席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

“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共同点,一是不允许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来往。”

5、

1963年夏,戴高乐约见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请他以私人的名义访华,并交给他一封私人信件做为信物,亲口交代:“法中建交由你去谈。”

在戴高乐重新执政以前,富尔曾经来华访问,回去还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借用《菩萨蛮·黄鹤楼》里的“龟蛇锁大江”词句,取名为《蛇山与龟山》。可以说,富尔访华是轻车熟路的。

10月,富尔抵达深圳罗湖,向中国外交部的接待人员说:“我是戴高乐的特使,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有一封戴高乐的亲笔信,要交给中国的领导人”,一句话点出这次访华不同寻常。

中国的接待人员听懂了富尔的意思,立即决定,改用最高规格接待富尔。

双方寒暄一番,他们便用专列火车,把富尔送到广州,并通知广州市长曾生设宴欢迎,然后再用飞机送到北京,富尔入住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长陈毅专门从外地回京,出席了欢迎晚宴。

富尔通过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也明白了,中国接待人员听懂了他的意思。

中法建交,就这样心照不宣的推进。

10月23日,周总理亲自会见富尔,正式开始讨论中法建交的问题。

根据戴高乐的意见,富尔提出三个建交方案——

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延期承认的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之间形成特殊关系。

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案,台湾问题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周总理认为,讨论建交方案以前,要先解决台湾问题。

于是呢,富尔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意见——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希望中国能退一步,不要逼法国先和台湾断交。

富尔的意见说明,法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不愿意公开承认,避免进一步得罪台湾背后的美国。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中国当然是不接受的。

为了缓解气氛,周总理安排富尔到大同、呼和浩特旅游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周总理和外交人员讨论研究,拟定了三条折中的方案,然后把富尔接到上海继续谈——

1、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的撤回驻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这三条方案,既维护了中法建交的大局,又没有逼法国先和台湾断交,既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又给了法国台阶下,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富尔非常满意,直接和周总理在这三条方案上推敲修改。

到了11月2日,中国外交部出了一份《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做为中法建交方案的书面定稿,周总理和富尔都签字认可。

这件事做完,中法建交的大局基本就定了,于是毛主席亲自接见富尔,说到:“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立即回应:“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我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

半个月以后,戴高乐收到富尔送回去的方案,知道中法建交的事大致确定了,立即命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瑞士伯尔尼,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商谈建交的具体事项。

因为瑞士做为中立国,是极少数几个和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

在中法建交这件事上,瑞士,事实上成了沟通中法的第三方国家。

等一切具体事项商量妥当,1964年1月27日,中法同时在首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里面只有两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联合公报发表,等于宣告世界,不过在这之后,中法其实还有一次小斗争。

因为美国命令蒋介石,不要主动和法国断交,不要主动撤离驻法机构,这样一来,只要戴高乐不主动驱逐台湾代表和机构,就造成了“两个中国”的事实,让中国在国际上灰头土脸。

美国这么做,就是断定戴高乐不愿意得罪美国。

事实上,戴高乐确实没有驱逐台湾的代表和机构,准备袖手旁观,让中国来处理国内问题。而就在众人举棋不定的时候,毛主席向法国传递了一条信息:

“法台关系不解决,我们就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身经百战的人了,赤手空拳打下一片江山,挣到了天大的面子,也曾被人排挤,没有一点面子,所以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小伎俩,无非就是拖着呗,中法关系都拖了十几年,也不差这几天。

于是,压力给到戴高乐。

戴高乐思来想去,很快就承受不住压力,担心联合公报都发表了,中国却不派大使到法国,让他在国际上灰头土脸,遭到美苏的嘲笑,便在2月10日,下令驱逐台湾代表和机构,满足了中国的要求。

变压力为动力,以美国之矛攻法国之盾,他的辩证法,真是炉火纯青了。

法国,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中国通过法国,事实上打破美苏的封锁,走出融入世界的第一步,故而西方媒体称为“外交核炸弹。”

6、

中法建交,对两国都有重大意义。

法国有了中国的声援,更有底气和美国抗衡,国际地位更加独立,而有中国在亚洲制衡苏联,也减轻了法国的军事压力。

最重要的是,通过和中国建交,法国成为唯一能和中、美、苏直接对话的西方大国,凭借这种“国际掮客”的地位,法国在世界上开拓了外交新局面,在欧洲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力量。

戴高乐的法国复兴梦想,基本变为现实。

中国获得的收益更大。

1966年,中法签署《中法航空交通协定》,开通巴黎—上海航线,中国打通和欧洲的直接联系,并宣布在经贸往来方面,同等条件下的货物,中国优先从法国进口。

这就相当于中国给法国输送经济利益,做为回报,法国承诺向中国提供一些美国禁运的技术和设备。

也就是说,用贸易换技术,这条路中国走通了。

除此以外,中法建交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示范效应,此后数年时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步法国后尘,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意大利和中国建交,加拿大和中国建交。

1972年,联邦德国和中国建交,日本和中国建交。

同年,英国、荷兰和中国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眼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和中国建交,美国自然不能逆潮流而动,于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来华访问,走出中美建交的第一步。

毛主席和尼克松交谈的时候,说喜欢国外的右派政权,尼克松马上接了一句,说他和戴高乐一样都属于右派,借此来讨好毛主席。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中法建交其实是中美建交的先声。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3年3月,毛主席、周总理同意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准备投资43亿美元,引进欧美国家的轻工业体系。

这次大规模投资,便是确立了中国轻工业体系、可以和确立中国重工业体系的“156项工程”相媲美的“四三方案。”

正是“四三方案”开启的中国第二次工业化,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

到了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逐渐融入到欧美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此后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中国经济两次腾飞的起点,都是中法建交。

这些巨大的变化,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预料到,但我们站在21世纪回顾历史,可以肯定的说一句,中法建交是中国崛起的里程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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