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我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从城市下到开县铁桥区民主公社共和3队当知青。

我们这代人，年轻时是非常崇拜军人的，自然也梦寐以求能穿上军装当上兵。

当知青时，我曾有过一次当兵的机遇，可阴差阳错，我与这机遇擦肩而过。

1970年10月中旬，有部队到开县铁桥区征兵。消息传开，知青们兴奋起来，个个都想应征入伍。

可政策规定，由城镇下乡的知青必须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2年以上，才有应征入伍的资格，而我们下乡才一年零八个月。

对此，知青们不服，纷纷找到区领导“闹”，说当兵入伍是广大青年的光荣使命，不应受“两年”政策的限制。

还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对革命青年的成长比在农村更为有利，强烈要求领导支持知青们愿望，同意我们应征入伍。

见知青们闹得太厉害，区领导就去找征兵的首长商量。

负责征兵的首长姓董。董首长表态说，对知青应征入伍的问题，只要地方推荐，他们就同意接收。

区领导既怕违背政策，又怕知青们闹凶了不好收场，考虑再三，答复知青说，根据国家政策和本区知青的实际情况，同意在符合当兵条件的知青中“花中选花”，一个公社推荐一名知青入伍。

这样一来，知青们就没有理由再闹了。区的领导指示各公社武装部，对知青应征入伍的问题，要从家庭政治条件和个人表现两个环节从严把关，有一丁点问题的都不行，说这是政治纪律，对弄虚作假者要从严惩处。

我们公社符合年龄的知青有30来人，可名额只有一个，这竞争也太激烈了。

我抱着“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的想法，决定争取一番，于是报了名。

我出身工人家庭，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无不良记录，我下乡后表现一直很好，是公社的模范知青，并出席过“区先进知青代表”大会。

生产队、大队和公社都在报名表上填了“同意推荐”的意见。

我身材虽然不算高，但身体结实，体态匀称。目测时，招兵的军人要我做的动作，我都做得很标准，因而顺利地通过了各道关卡，进入了体检环节。

体检是在区卫生院集中进行的。参加体检的有300多人，本公社的知青有好几个，体检足足进行了两天。

结束时，那个戴着眼镜的军医拿着厚厚一叠体检表，逐一对应征青年进行核对。

轮到我时，那军医笑盈盈地问:“你就是江义高，重庆知青？”我答复后，他说，“小伙子，你的身体真不错，可以当空军了。”我听了高兴极了！

回到生产队后，我一面坚持每天出工继续“挣表现”，等待着部队的消息，一面焦急地等，在期盼中度过了十几天。

11月13日上午，我照例扛着锄头去出工，当天的活儿是挖肖家堰塘边那几块红苕。

干了没多一会儿，公社广播站的大喇叭响了起来。播放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曲后，接着响起了广播员的声音：“现在宣布本公社今年秋季入伍新兵名单……”

在地里闹闹嚷嚷地劳作的社员们，闻声渐渐安静了下来，和我关系最好的社员老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笑嘻嘻地说：“江义高，好消息来了！”

我心里十分紧张，却装得若无其事回答说，多半都没得“着”的。

大喇叭逐一宣布各大队入伍新兵的姓名。当念到“共和大队，两名”时，我紧张得呼吸几乎都停止了。

接下来，大喇叭念出“江义高、彭某某”，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呆呆地没有反应。

老贺推了我一把，说：“还‘木’起做么子？这下好了，到部队顿顿都有干饭吃了！”

我回过神来，高兴得一扔锄头，“啊”地欢呼了一声，纵身跳起来：我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了！

大喇叭念完各大队入伍新兵的名单后，最后通知说：“请共和大队的江义高注意，请共和大队的江义高注意！请你务于今天下午3点钟到区征兵办公室。”

我听后一怔，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是凶是吉。老贺安慰我说：“新兵名单都公布了，叫你去，肯定是好事嘛！”可我心里仍然感到不安。

胡乱吃过午饭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直奔区征兵办公室。从知青点到区里有十来公里路，我疾步如飞，还不到2点钟就赶到了。

在征兵办公室门口，我看到比我早到的校友、落户在双河公社的王知青。我俩刚打过招呼，一个外号叫“大脑壳”的应征知青也到了，他是杨公桥民办中学的，落户在立新公社。

用不着交流，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明白，我们是全区报名应征的180多名知青中的幸运者。

3点钟，征兵办公室的门准时开了，一位青年军人打量了我们一眼，问:“谁是江义高？”我答应了，他说，“请进来。”

我进了办公室，见董首长端坐在办公桌后面。他大约三十五六岁，听说是个正营职参谋。

他问：“你就是江义高？”其声音和脸色都异常严肃。我学着军人的样儿响亮地答应：“是！”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我坐下，接着说：“我先问你两个问题，一是过去有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二是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请你实事求是地回答。”

对这两个问题，我在报名初审时，就向公社武装长及负责登记的军人详细汇报过。

此时，我耐着性子再次向董首长作了汇报。

汇报完毕，他那刀刻般的严肃面容没有丝毫变化，接着说：“我们部队在青海，地处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生活艰苦，环境条件很差，今天找你来，就是告诉你这些情况，你们城市青年吃苦耐劳的能力差，如果不愿意去，我们好另作安排。”

我忙站起身来说：“董首长，我出身在工人家庭，自幼过惯了艰苦生活，在农村经过将近两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吃苦精神更强了……”

接下来，我又说了一番革命青年应具有远大的理想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成长的大道理。

我滔滔不绝的表态，终于让董首长那严肃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他点着头说：“很好，部队就是需要你们这种有文化、有抱负的有志青年。今天是13号，你20号到公社武装部换装，27号到区里集中，28号开欢送会，29号到县里，30号到万县，12月1号在万县码头上船到重庆，然后在重庆坐火车。部队是军事组织，除毛选外其它东西都不要带。你的东西可打成包，随身带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叫家里的人来拿。

我答应一声：“好的。”

董首站起身来和我握手，亲切地抚着我的肩，把我送出了办公室。接下来又叫“大脑壳”进去。

回到生产队后，我一面不露声色地悄悄收拾东西，一面依旧每天出工，“站好最后一班岗”。

然而第三天，即11月16号，一大早公社的大喇叭就点着应征入伍新兵的名字，通知到公社武装部换装。

我大惑不解：董首长不是说20号才换装吗？怎么提前了呢？更让我惊讶的是，通知换装的人中，居然没有我!

我飞快地跑到公社武装部去询问陈部长。陈部长说：“前几天下发的新兵名单是12人，昨天下午区征兵办公室

紧急通知去领军装，却只发了11套。我问：为什么呢？他们说：江义高被刷下来了。我再问为什么时，他们就说，不该问的，你就不要问嘛。”

陈部长的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目瞪口呆，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等我回过神来，陈部长已经忙他的事去了，我只得垂头丧气地返回生产队。

下午，穿着一身肥大军装的本大队入伍新兵彭某某（开县临江中学高68级回乡青年，入伍两年后被选送到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院任教，2003年以上校军衔转业）到知青点来安慰我说，陈部长对你很关心，已到区征兵办公室找董首长，要求把我也带走。

我明白，他的话只是安慰我而已，这当兵的事是百分之百的“黄”了。

彭某某走后，我躺在床上，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四五点钟时，肚子咕咕直叫，我才想起中午忘记吃饭了，起来煮了点东西吃后又“咚”地躺在了床上。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细细地猜测我被部队刷下来的可能原因。

贫下中农的“推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接兵的军医称赞我身体好，董首长对我也很满意；唯一的可能是家庭成员中有人出了“政治问题”。

倏地，我想起“运动”的，我也参加过。一天我大姐找到我，欲言又止地半晌不语。我追问再三，她才吞吞吐吐地说，父亲在快要解放的时候，曾代理过一段时间甲长，现在运动这么激烈，干脆我们动员他去“坦白”了，以争取从宽处理。

当时我对大姐说，没有这个必要，按照政策，对国民党的行政人员，只对保长以上的才这么严格要求，大姐这才放了心。

现在我当兵被刷了下来，是不是因为父亲当年代理的不是甲长而是保长，如今随着“运动”的深入被单位的群众揭开了真相了呢?

若果真如此，我这辈子就完了!

那时最快捷的通讯方式是打电报，可这样的问题又不能打电报回家去询问，而写信则往返需要20天左右。

我难过得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连几天都不出门。

彭某某换过装后，只在家里待了3天，20号一大早就到区里集中，当天下午去县城同其他区的新兵会齐后，连夜赶到万县，登上了去重庆的轮船。

十来天后，我同生产队长一起去区农资办公室办理化肥指标，偶遇校友王知青，一见面我就问：“你也被部队刷下来了？”王知青点了点头，然后说出了我们没当成兵的真相。

在新兵换装时，王知青遭到了同我一样的厄运。可他的胆子比我大，脸皮也比我厚，当天就跑到区征兵办公室，质问董首长自己为什么被刷下来了。

董首长最初不予理睬，可王知青缠着他不放，非要他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不可。董首长被缠得没法，只得向他讲明了原因。

原来，确定我们为入伍对象后，董首长立即派人到重庆对我们的家庭成员等进行政审，政审均合格。

但我们1969年初下乡时，重庆市指示各校：学生下乡后，其人事档案暂由原校保管。因此，学生档案一直未转到所在的公社，公社只有一张我们下乡时的登记表。

招兵的军人到学校要提走我们的档案，但学校不同意，说这不符合人事档案管理的规定，个人档案必须随人的调动而转移，现只能按传递机要件的规定先寄到公社，部队再从公社提取，否则，在农村这近两年的时间就成了空白。

负责搞政审的军人将这一情况打长途电话向董首长作了汇报。董首长问，要多长时间才能寄到？对方回答说，顶多10天。董首长认为这不影响整个征兵的时间安排，便点头认可了。

可在确定了新兵名单并找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董首长接到了所在军区的紧急通知，说是为了加强战备，命令他们务于11月30日前将所招收的新兵带回部队。

这一下，董首长原来的时间安排就被打乱了，我们的人事档案还在邮寄途中，董首长只得用被刷下的其他青年顶替我们的名额，急匆匆地带着新兵走了。

听了王知青的讲述，我才知道自己对家庭成员出了政治问题的猜测是错误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当要的机遇，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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