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这是一项多么伟大多么光荣的任务。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我们那一代人虽然当时小了点儿，勇挑重担，关键时刻站到前面，正是我们赤诚心胸的真实写照。
我为我当时的表现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方——有我！我们去了，一去就是13年……
1966年7月，天津市和平街党委、校领导带领我们来到区武装部，授取了绿军装，胸前戴上了大红花，学校老师、共青团组织、同学之间相互留影。
新疆来的人召集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到第二工人文化宫为我们放映彩色记录片电影《新疆在前进…》，片中那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那西域边陲的特色风光，那《边疆处处赛江南》歌曲欢快的鼓点，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幸福得都难以承受了。
于是，我们被红花、笑脸和赞叹声簇拥着，让父母和亲朋揪心着，高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一八七团”。那天是1966年9月23日，我们落脚的地方，是阿勒泰地区北屯东南面的戈壁滩上。
大卡车载着我们颠簸了3天。中午，车队路过布伦托海时，我们都争着要到海子里去洗澡，把带队的人吓了一大跳。
汽车把我们拉到目的地以后，老知青们穿着棉衣、戴着大皮帽子从地窝子里钻出来迎接我们，又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
所谓的“地窝子”——城市里的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知道，只有我们这些当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过开荒建设的军垦战士们才对它情有独钟。
新疆冬天特别冷，滴水成冰，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0多度。10月份就开始下雪，转年的4、5月份积雪还化不完。夏季的7、8月份，炽热的太阳烤的人浑身冒火。
兵团人开始建新连队时，没有正规的房子，都是挖这种“地窝子”住。
在比较高的地方先挖一个宽3米，深1米5左右的长方形的坑，长度可根据需要而定，坑的周围用土块砌或者用墙板打一道围墙，砌墙时前高后低，留好下水。
墙上放上檩条，然后排上苇把子。苇把子上铺一层麦草，用泥抹一遍，然后撒一层干土找平，最后用草泥抹一遍。
在后墙安上一个小窗户，前面装上门，门前挖一条坡道，从这个坡道上就可以走到地面上来了。这就是一个“地窝子”，也是我们刚到兵团的家。
老兵团人说：冬季气温零下二、三十度，寒流滚滚，风雪迷茫，一钻进“地窝子”一股暖流通遍全身，再喝上一口鲜热的奶茶心里感到暖哄哄的。
夏天骄阳似火，中午从地里回来，一路上炽热的太阳快要把人烤焦了，口干舌燥，一进“地窝子”，嘿！真凉快，比现在的空调强多了。这样的“别墅”我也享受了几年。
“地窝子”从外表看虽比不上一排排砖房漂亮，它也没有高楼大厦雄伟，更没有别墅豪华，但是它冬暖夏凉，是垦荒者最温馨的家。
如今我返城多年，住上了高楼，室内也装上空调，可是住“地窝子”那段情緑使我难以忘怀……。
那时，刚到兵团集中学习几天后，我们城友庄二中女生和九十八中男生，一在分配到了二连。
那年的十月份，天气已经冷了，到处都是雪。早晨一出屋，鼻子吸进去又干又冷的空气，冻的脑仁疼。
连里让我跟着司务长王春生到团部仓库领棉衣。到了团部，领到的棉衣都是男装，大头鞋没有小号的，发到知青手里，男孩子高兴极了，穿上绿棉衣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我们女孩子领到衣服，却都撅起了嘴，尤其是那双大鞋，让我们尝尽了苦头。
第一天干活儿是搬土块。土块是用来盖房子的，大小和天津的跃进砖差不多，比烧制的小红砖要厚要大。天儿很冷，光着手搬土块，手指头冻的生疼。
我们女同学们穿着一双不跟脚的大笨鞋,一边胳肢窝夹一块土块，两手插进口袋里，一步一步向前挪，活像《南征北战》电影里的那群“国军”俘虏。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你看那雪花，如果说天津的雪花落到地上就像躺着睡觉的小宝宝，那新疆的雪花和它们可不一样，它们是战士！它们排成方阵、高举着刺刀，昂首挺胸向前方……
那风也是不一样的，天津的风就像母亲的一双大手，轻轻地摇晃着孩子的小床，于是小树、小草哇都醒了，给大地披上了美丽的新装。
在新疆，那风就像奴隶主手中的鞭子，在空中呼啸着，狠狠地抽打在裸露着脊背的荒漠上，任凭它们发出刺耳的哀嚎。
我们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挖渠，严寒把戈壁滩冻的像铁板一样，十字镐刨在土上，只能刨出和镐尖一样大小的一个小白点，刨在砂子上只能刨出一个小坑，若是不慎刨在石头上，“当”的一声镐就弹回来，甚至把镐把震断，虎口震裂。
还是老职工有办法，他们事先把杂草堆在要挖的地面上，压上砂子，从上风头把草点燃，让温火把地面焐一晚，第二天，在焐化的地方刨一个坑，刨到不冻层，再向前挖……
到了夏天种地，一个条田180亩，一个人管理，空着手围着地转一圈也得半天。
条田地面起伏不平，浇水用的毛渠随坡就势，要想浇好地，对于在柏油路上跑惯了的知青们，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
已经立志献身边疆的我们谁也不服气，不叫苦累，白天吃在地里，夜间睡在地里，男知青能做到的，我们女知青也能做到。班里、排里、连里定期评比，谁也不甘落后。
劳累了一天，傍晚时分，共青团活动开始了。年轻的、热情似火的我们，扛上树苗，拿上铁锹，到路边房后去栽树。
挖出一排排横平竖直的树坑，种上一溜溜像我们一样细嫩的树苗，在营房前后收集类肥，肩挑车拉为小树施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看见小树挺起了腰，长出了嫩芽儿，我们的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学习时领导出题，畅想未来，描绘幸福的明天。最好玩儿的，是穿一身可体的绿军装，排演节目……家里的老人想念我们，我们就把上台表演的精彩瞬间，照了相片寄回家。
如今，这些相片家里一直保存着，孩子们常拿出来看，指着我说：“你看你那时的样儿，多可笑……”我说：“什么可笑？你们不懂……”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们女生的棉衣拆洗的褪了色，打上了像舞台上李玉和衣服上的漂亮补丁，男生的棉衣都脏的不像样子了。
在新疆，棉裤要穿大半年，棉袄一年四季离不开，像是少数民族的光板皮袍子，冬天穿它可以挡寒，夏天还穿他晒不透，可以隔热。
我们的棉袄不是为了隔热，那纯粹是为了御寒。夏天的晚上也是很冷的，否则干吗要“抱着火炉吃西瓜”呢？
因为棉袄我曾受到过一次意想不到的表扬，那也是一件奇事：冬天又到了，上级拨下来几件棉衣，大家都想要，连里传下话来，谁要棉衣自己打报告。
报告递上去了，连里开大会，指导员大发雷霆，气呼呼地问知青们：为什么背地里议论说他不关心群众生活？又说他不注意工作方法。为什么大家都引用同一条“语录”来针对他？但只有一位女同志没有参与议论他……我知道他是在说我，我受到了表扬，发给了我一件棉衣。
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已经都是十八九岁的成人了。春天，人们脱去了臃肿的棉衣，换上了单衣，尤其是我们这些女孩子，再扎上武装带，却故意要把衣服扯平整……他们已经在为自己的身材曲线害羞了。
大家每天排队出操，站成一列横队，小伙子英俊威猛，女孩子朴素漂亮，这让那些长我们几岁的老新疆心里起急，谗的发慌。
那“一帮一、一对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活动，他们利用的充分极了。我们中的一个叫叶菁的女支青叫被叫去谈话，回来后碰到我，和我说：“XX跟她谈话了，临了给她出了一道题，当时她没答上来，太紧张了……。”
我急着问她是什么题，她神密地和我说：“XX问：‘妈妈的姐姐的妹妹是谁……？’”
我那时和我的伙伴们还甚么也不懂，像是一群大傻瓜。
3年过去了，我们陆续回家探亲，过一个月城里人的生活，买一身儿可体的衣服，又回到新疆，但是新衣服是绝对不能穿的，我们的思想绝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一点儿不能有。
倒是哪些农村去的人，山东、山西、四川的人们，和那些当地人，比我们开化。让上海、天津、徐州、武汉支青分别带他们那里的名牌产品，我们就是他们的运输队。
我记得，我带回去一条三合一凡尔丁裤子、深兰色的地儿，黑色酱色的细隐条——绝对新潮，就是不敢穿，结果让马班长用一条斜纹布马裤给换走了。我还带回去一条花裙子，给了一个当地汉人女孩子。
盛夏，兰兰的天，嫩绿的麦田，清澈的渠水，黄色、洁净的砂土路，一个妙龄女郎穿上花裙子，徜徉其间，那可真美呀。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漂亮是个甚么样儿……
我们在戈壁滩上拼搏着、奋斗着，一年又一年……
我是在新疆成的家，成家后的我一切没甚么改变，还是那身绿军装。我觉得那身绿军装特适合我们，就像现在的民工，能融于大家，能融于大自然，沾上土，看不出来；蹭上草绿，也不显旧；打上几个补丁那才更加显现出我们的本色。
我喜欢书，书店里来了新书，我变着法子也要弄到手。那时买的书，大都是经典著作，也有少量尽人皆知的小说。
1979年要回家了，我把全部家当都留给了邻居，唯有那些书，宝贝似的全带了回来。带回家又有何用？没有住房，书也没处放，我又严加呵护，惹的弟弟妹妹总生气，没有人再提学习看书了，我只好把书捆成捆儿，用自行车驮到十一经路废品店去卖。
书捆儿又高又宽，下车时裤腿挂在捆书的铁丝上，收不回放不下，一使劲，穿旧了的斜纹布马裤撕了一个大口子，人也摔了个仰巴叉。
卖书时，收废品的人问我：“怎么卖？”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废纸一个价，纸夹子一个价，铁丝一个价……”
我坐在地上，面对那三大捆书，把书皮一个一个撕下来放一堆儿，书芯儿放一堆儿，铁丝放一堆儿，才卖了几块钱——我的心——好疼好痛。
到这时，绿军装就和我说再见了。其实我在新疆就知道，新疆早时的军衣并不是绿色，而是灰色，是和戈壁滩一个色儿的铁灰色……
只有我们的梦才是那勃勃生机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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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知青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