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发生后，

心理救援人员

要成为政府援助中的一支力量，

这很重要。

作者：王秦怡

编辑：许   晔

编审：苏   睿

这是“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过去十几天里，东航飞行事故的消息让每一位遇难者家属都备受煎熬。有人曾祈祷奇迹的发生，有人以泪洗面，还有人将事故现场的土用陶罐装回家……

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杨甫德教授看来，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应激反应，“空难事故的发生概率很低、很突然，一旦发生，后果极为严重。因为这种特殊性，家属最初会不理解、困惑、不愿意接受现实，甚至愤怒怨恨。”

这也意味着家属们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心理疗愈期。

“亲人突然完全消失，走时没留下任何交代，家属可能会想象事故发生时的场景，会想象亲人在极端条件下遭受了多少痛苦与恐惧。这种对画面的想象，可能会带来持续的心理创伤。”

如何从悲伤中走出来？

杨甫德认为，接受亲人离世的事实是第一步。清明节时，要用自己的方式寄托哀思，“即使他在这个世界，逝去的亲人在那个世界，依然能达成内心的情感联结”。

2008年汶川地震后，杨甫德是第一批前往汶川进行心理危机救援的专家。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MH370航班失联等灾难发生后，他都曾赶赴现场参与救援。以下是《环球人物》记者与杨甫德的对话。

要给家属提供哪些援助？

环球人物：对于现阶段的家属来说，最需要得到怎样的心理援助？

杨甫德：一般在刚得知坠机时，家属都抱有幻想，希望奇迹发生。但在3月26日确认航班人员全部遇难时，家属内心的希望就会破灭，逐渐接受或是意识到“没有奇迹，现实就是这样”。

但一般突发事件中，还有10%左右的人不能接受（那样的结果），这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御和保护机制。面对创伤出现了否认、震惊、不愿接受等认知和情绪反应，也是正常的。这个阶段需要处理很多后续事宜，比如赔偿、安顿等，援助人员更多的是要陪伴和支持他们。如果他们有比较明显的应激反应，可给予相应的医疗处理。

还有一点是，心理援助要看个人需要，提供给需要的人，而不一定是给所有人。我们可以观察、记录家属的表现和状态，如果他一个人相对安静，但与亲人之间还有交流，我们不一定非要过多打扰他。

环球人物：家属出现哪些反应时，需要心理专家重点援助？

杨甫德：比如一个人完全麻木、面无反应，跟周围环境不接触，不要认为他没事，那恰恰说明他完全被这件事击倒了。还有不愿意接受任何帮助，甚至有轻生倾向，也是失去了心理动力的表现。或是极度悲伤，一直哭，眼泪停不下来，嗓子也哑了。这些人肯定要关注。

环球人物：跟家属沟通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杨甫德：跟家属沟通既要关注空难本身，又要关注日常状态。（告知他的）信息要有官方渠道或者权威渠道，这很重要，就怕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变成坐过山车一样。

也不是每次交流都跟他谈事件进展。要让他适度关注事件信息，或者每天适度传导给他，最好相对固点时间，就像发布会一样，告知他现在政府在做哪些事、其他家属都在做什么。

另外，心理专家要对家属提供支持，最好是72小时内启动。比如，做有关“哀伤”的健康指导，至少从四个方面帮他：一是接受家人离世的事实；二是缓解哀伤所带来的内心痛苦；三是适应没有亲人后的生活；四是一定要帮他寻找、思考能够纪念逝者的方法。这四个任务处理好了，他基本能从悲伤中走出来。

我们进行心理援助的目的就是协助家属度过哀伤期，可以通过给家属提供地域心理支持资源和社工资源；对家属进行逐一访谈，评估其心理状态并安排心理辅导；做一些关于哀伤的心理健康讲座视频等，帮助他们疗愈。

当评估达到“整合性哀伤”时，也就是，能够带着对逝者的爱和思念，过好接下来的生活时，就可以结束了。

·3月27日，搜救人员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图片来源：新华社）

环球人物：对于遗物的收集和处理工作，您有什么建议？

杨甫德：遗物对于家属而言很珍贵。因为遇难者走之前，家属们都想的是他一两天就回来了，没想过他回不来。这时如果能找到身份证、钱包、随身携带的某种物品，交给他们的家属，家属就有了一个表达哀思与念想的重要物件。否则一无所有，家属只能去想象，不利于他们接受现实。

找到遗物后，我认为要有一个很好的交接。比如，把遗物处理得干净整洁，甚至有一个包装，然后办一个家属接遗物回家的仪式，举办一些能让家属更好表达哀思的活动，这样整个过程串起来，相当于完成了对逝者的哀悼。

环球人物：进入理赔阶段，您觉得家属应如何做？

杨甫德：大家在认知上要认识到合理的赔偿是国际惯例，不是个人的无理要求。获得赔偿不影响家属表达对亲人的哀思，是家属面对现实的一项该有的内容，肯定不应回避。

按照我参加马航时的救援经验，家属之间首先要有一些理性的讨论和协商，要凝聚共识，不能家属内部都有多种意见与标准，这肯定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最后也不太好跟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达成一致。如果很难达成一致，就可能造成家属新的压力与应激。

除了家属，还有他们

环球人物：事故现场的救援人员工作强度较大，也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如何对他们进行心理援助？

杨甫德：救援人员要意识到自己也会受到事件的不良影响。他们有时完全投入，心身都过度支出，没休息好，不能（保证）正常的一日三餐，同时感同身受那些悲伤的场面，结局又是他们无法改变的，这时一定会造成心理上的负面刺激。建议他们做一些积极的事，尽可能生活规律，该吃饭要吃饭，保障睡眠时间。

救援人员必须有信心，相信政府一定会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处理这些事。所有人不管来自哪个系统，相互间要多一些支持，不要因为某件事做得不够到位，就自我否定，觉得没帮上什么忙。这时候一个工作人员情绪崩溃，会影响更多人的情绪。

·3月26日，在东航MU5735客机坠毁事故核心现场，搜救人员在进行搜寻工作。（图片来源：新华社）

环球人物：有逝者家属发布去世亲人的视频，被网友骂蹭热度后不得不删除视频、道歉。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杨甫德：具体事件我不是特别了解。如果他发视频是为了回忆过去，那对家属的心理恢复其实很有帮助。他回忆一些美好的过往，而不是总沉浸在事故场景中，这也是在接受现实、转移注意力，有利于他从事件中走出来。我希望社会能理性看待，而不是简单认为这是一种蹭热度行为。他通过这个视频能蹭到什么热度，对吧？

环球人物：前段时间有一则“事故现场有黑蝴蝶飘落”的短视频广泛传播，有网友评论“死后化蝶，相随相伴”，还有人联想到逝去小女孩的蝴蝶结。对这些评论，您怎么看？

杨甫德：悲伤事件唯美化，可能是人们对于悲惨事件的一个处理方法。总体我们要以科学态度去解读和面对这些事情，可以通过唯美的方式去祭奠怀念我们的遇难者，同时也尊重科学、尊重每位亲人独有的处理哀伤的方法。

·3月28日，一只黑色的蝴蝶飘落在事故现场。消防员用手托起，送它飞远。

环球人物：您觉得媒体应如何介入到对逝者的报道中？

杨甫德：本着尊重家属的原则介入相关工作。每个家属的诉求不一样，处理哀伤的方法也不同。有的家属可能就想与家人一起默默哀悼，不需要也不想要外界的过度关注。有的家属可能想通过更广范围的社会关注来缅怀亲人，想借助媒体表达诉求。

媒体报道有自身的报道原则，尊重对方、据实报道、注意隐私等都是需要媒体朋友们注意的。像私人信息，涉及到照片、身份证、刺激性的坠机现场图，媒体不应该发布。因为有些信息很容易被过度解读，个别信息还会被放大，二次伤害到家属。

环球人物：但还是有网友表示自己不敢看报道。

杨甫德：我们应该对航空本身有一个科学的理解。我所看到的数据，飞机失事几率在所有交通方式里可能是最低的。所以，不要单纯聚焦某次灾难事件。

我还想说的是，深度解读某些灾难事件，是专业人员要做的事，而不是每一个普通人必须特别研究的。就像医生必须了解药品说明书的很多内容，这是他指导用药的重要依据，但是患者不一定要深度了解。有的人心理承受力不行，他一看说明书上那么多副作用和注意事项，可能一下子对药不信任了，吃完药后就感觉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如果有人出现恐慌情绪，可以试着做一下心理调适：要接纳并允许自己有这些情绪；要采纳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规律的生活，与信任的人如家人、朋友交流和沟通等。如果自我调节效果不佳，必要时可拨打心理援助热线或到医疗机构就诊。

10%左右的人需要心理干预

环球人物：您深度参与了汶川地震的心理援助，还记得受灾群众向您咨询最多的一类问题是什么吗？

杨甫德：早期（咨询的）主要是针对地震本身，比如地震预报信息、预防信息、政府支持的信息、物资保障的信息，或是帮助联系亲人的信息，等等。

因为任何人遇到这类事件，都会产生一种冲击效应，一种无助感，觉得世界变了，甚至于时间停滞在那个点。这时候带给他们冲击的核心问题是：我怎么办？

他们问我：我到底怎么办，我住哪儿，我房子没了，家人没了，车没了，什么都没了……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他摆脱不了（无助感），甚至有人回去取钱包，取贵重物品。

环球人物：您在汶川进行心理援助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杨甫德：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天过去，看到有些人情绪很差，亲人都在地震中离开了。第二天，我想再去看看他们，结果那天过去后，发现他们不在安置点，而是下地去干活儿去了。

我就问了他们一句：政府不是在安置点提供了生活支持吗？灾后肯定也有支持，怎么现在就下地？结果有人回答说：我们都是农民，5月份麦子都在生长，这时不去收拾，地就荒了，政府不可能救助一辈子；再说这件事，我们能做就做，做的时候比在安置点躺着感觉还好点。

直到现在，我对这个场面都记忆清晰，这就是最好的自我恢复。他能面对现实，即使亲人不在，人还是要继续生活。

·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周年祭，一位学生家长将一枝花朵镶插在遇难学生的墓墙上。（图片来源：新华社）

环球人物：他们的承受能力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强。

杨甫德：大部分灾难事件中，90%以上的人都可以自我修复，所以真正需要干预的一般在10%左右，没有那么高。

我刚说的都是积极的事，也有一些消极的。有一个人，家里其他九口人都去世了，他完全崩溃，每天除了喝酒还是喝酒，最后急性胰腺炎发作，做了手术才抢救过来。抢救过来后，他又千方百计偷偷喝酒，跟我们表述的强烈愿望是他不想活了，问我们为什么要救他。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他进行正规的精神科治疗了。

环球人物：作为心理援助人员，灾难事件发生后要做什么？

杨甫德：灾后，心理救援人员要成为政府援助中的一支力量，这很重要。心理援助也需要协同力量。比如，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本身就会带来心理创伤，心理援助需要跟大医疗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如果我们不是政府组织的，而是（个人）提供心理方面的支持，肯定是不够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环球人物”微信公众号（globalpeople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