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下辖4个军，军长分别是谁，建国后都混到了什么级别？
1935年，在陕北这片充满革命热土的黄土高原上，一支由4个军组成的红军力量正蓬勃发展。贺晋年、宋时轮、李仲英、闫红彦四位军长各领一军，以其独特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然而，当新中国成立后，这四位军事将领的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有的位居高位、建功立业，有的默默无闻、英年早逝。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革命军人的不同使命，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革命星火，照亮陕北大地
1927年的陕北，是一片饱受战乱和压迫的土地。当地百姓在军阀混战和土豪劣绅的双重压榨下，生活困苦不堪。
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开始觉醒，他们渴望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怀揣理想的青年人开始在陕北播撒革命的种子。
刘志丹是这群年轻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心系穷苦百姓。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财产，用这些钱购买了武器装备。
与此同时，谢子长放弃了在西安的优越生活，毅然决然地回到陕北农村。他走村串户，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参与革命斗争。
唐澍则是一位文化人，他走进最偏僻的山区，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语解释什么是革命。他的宣传工作为革命队伍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1928年初，刘志丹、谢子长和唐澍带领二十几名战士，在清涧县成立了第一支革命武装。这支队伍虽然装备简陋，但每个人都怀着必胜的信念。
游击队成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举措。白天帮助农民耕种土地，晚上打击土匪和恶霸，保护百姓安全。
他们还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制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群众财物要赔偿，说话和气不训斥。这些规定让游击队很快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在艰苦的斗争中，游击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弟加入革命队伍，带来了武器、粮食和情报。
到1930年，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百人的武装力量。他们活动的范围也从清涧扩展到整个陕北地区。
这支队伍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打了许多漂亮的伏击战和阻击战。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经常在敌人想不到的地方发动突然袭击。
在革命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他们也在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成为了陕北革命的重要支撑点。
到1934年，陕北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体系。这为后来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陕北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这个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和唐澍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或战死沙场，或因伤病去世，但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陕北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
四军统帅各领风骚立奇功
1935年，陕北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四支红军部队在这片热土上崛起。这四支部队分别由贺晋年、宋时轮、李仲英、闫红彦四位军长统帅。
贺晋年率领的第二十七军是陕北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凭借精湛的军事素养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
在一次关键战役中，贺晋年指挥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歼灭了来犯之敌一个团的有生力量。这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擅长运动战，他带领部队在陕北广袤的土地上来去如风。他们经常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打完就走，让敌人疲于奔命。
宋时轮特别注重部队的政治工作，他要求每个战士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部队所到之处，都要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李仲英领导的第二十九军则专注于发展地方武装力量。他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
在李仲英的带领下，第二十九军创建了多个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和兵源补给。
闫红彦的第三十军以神出鬼没著称，他们经常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布整个陕北地区，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闫红彦特别重视情报工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为红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四支部队之间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既能各自独立作战，又能协同作战。
在一次大规模战役中，四个军协同作战，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这次战役充分展现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这四位军长都有自己独特的指挥艺术和作战特点。贺晋年长于正面战场，宋时轮善于运动战，李仲英擅长群众工作，闫红彦精于游击战。
他们的军事才能在不同的战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四个军互为犄角，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革命阵地。
在他们的领导下，陕北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几支游击队，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革命武装。
这支革命武装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政治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为陕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位军长的卓越领导能力，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们培养的大批军事人才，成为了革命事业的重要骨干力量。
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陕北红军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存在，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个重要战场。
建国后岁月人生路各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位陕北红军军长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这个时期，每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贺晋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负责西北地区的军事工作。他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在西北地区的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贺晋年又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他积极推动部队现代化建设，为军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宋时轮在建国初期被派往东北工作，担任了东北军区的重要职务。他在东北地区主持军队整编工作，建立健全军队管理制度。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宋时轮调任某省军区司令员。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离休，为地方军队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李仲英的命运则显得较为坎坷，他在建国初期被分配到地方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职务并不显赫，但仍然默默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仲英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保持着革命军人的本色，对党和国家始终保持忠诚。
闫红彦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军队服役，担任了某军副军长的职务。他将自己丰富的军事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才。
不幸的是，闫红彦在1965年因病英年早逝。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虽然走得早，但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位军长中，贺晋年的仕途最为顺遂，最终晋升至副大军区级别。他在军队高层工作期间，参与制定了多项重要的军事决策。
宋时轮虽然没有贺晋年位居高位，但也担任过正军级职务。他在基层部队工作期间，深受官兵爱戴。
李仲英虽然职务不高，但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他经常回忆起在陕北的战斗岁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史料。
闫红彦虽然走得早，但他在世时为部队建设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他培养的许多部下后来都成为了军队的骨干力量。
四位军长的人生轨迹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军事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挥。
他们的经历也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点。有人位居高位，有人默默无闻，有人英年早逝，但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这四位军长的人生经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革命军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体现在和平时期的建设工作中。
这段历史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无论身处何种位置，他们都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军魂永驻功勋名垂千古史
时光流逝，四位陕北红军军长的事迹渐渐被历史尘埃所掩盖。但在新时期的军史研究中，他们的功绩重新被发掘和评价。
1978年，军事科学院组织了一次专门的研讨会，系统总结了陕北红军的战争经验。会议特别肯定了四位军长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
贺晋年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肯定，他指挥的多次战役被收入军事教材。这些战例至今仍在军校课堂上被反复研究。
宋时轮的运动战术也成为了后人研究的重点，他创造的＂散开发展，集中打击＂的战术思想被广泛借鉴。军事专家们认为这种战术在现代局部战争中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李仲英在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被整理成专门的研究文章。他创立的群众工作方法被誉为＂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早期实践。
闫红彦的游击战经验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成为研究革命战争年代游击战术的重要素材。他建立的情报网络体系也为后来的军事情报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2000年，军事博物馆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区，陈列四位军长的历史照片和战争文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展区中，四位军长的军装、使用过的武器、战斗日记等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这些实物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
2010年，一部反映陕北红军历史的纪录片开始摄制。片中专门讲述了四位军长的事迹，让他们的革命精神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纪录片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观众被他们的革命事迹所感动。四位军长的后人也通过这部片子了解到了先辈们的丰功伟绩。
2015年，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原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纪念设施。当年四个军活动过的重要地点都竖立了纪念碑。
这些纪念设施不仅记录了历史，也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量青少年来此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军史专家们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四位军长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的很多做法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军事才能获得了新的诠释。他们的事迹成为了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位军长虽然已经离开人世，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军人。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更应该珍惜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的事迹将永远激励后人继续前进。
这些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永远不会褪色。他们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在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