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一个秋日，一则震惊中外的消息悄然见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来自福建地方军阀张贞的电文，称＂毛泽东在龙岩病故＂。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竟也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上发布了毛泽东同志的讣告！一时间，谣言四起，敌人欢欣鼓舞。然而，真相究竟如何？毛泽东同志当时又在哪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从井冈山到闽西的艰难转战
1927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那时的井冈山，山高林密，人迹罕至，是一个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但要在这里开创新天地，谈何容易！
＂进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老话说的正是当时的处境。起初，部队连一口锅都没有，战士们只能用竹筒煮饭。有一次，一位老乡送来了一口大铁锅，战士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围着锅子又笑又跳。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一步步打开了局面。不久，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也来到井冈山。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敌人开始害怕了！他们调集重兵，对井冈山发动＂会剿＂。1929年初，敌军分六路向井冈山进攻，兵力达十万之众。面对这样的重兵压境，毛泽东、朱德决定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井冈山意味着要放弃已经建立的根据地，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这个决定不得不做。临行前，毛泽东同志给留守井冈山的同志们留下一句话：＂暂时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可是，下山后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红四军刚到赣南就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一天深夜，军部驻地大圳下村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朱德同志的夫人伍若兰不幸被捕，后来惨遭杀害。这个消息传来，让所有指战员都心如刀绞。
转机出现在瑞金大柏地。那天，敌军刘士毅部队单独追击红军，不料正中红军伏击圈。这一仗，红四军消灭敌人8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是红四军下山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胜利让红四军看到了希望。部队继续向闽西推进，很快就占领了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群众纷纷支持红军，送来粮食、送来布匹，还有许多青年参军参战。
一位参加过红军的老战士回忆说：＂那时候，只要红军一进村，乡亲们就把能吃的都拿出来。有一次，一位老大娘把自家仅剩的一只母鸡杀了给我们煮汤。我们说什么也不肯要，老大娘急得直掉眼泪，说：＇你们是来救我们的，这点心意都不收，让我们心里怎么过得去？＇＂
就这样，红四军在闽西站稳了脚跟。但是，更大的考验正等在前面。关于红军建设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在部队内部渐渐出现了。这场争论，将给毛泽东同志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
龙岩会议的意外转折
闽西根据地的发展虽然顺利，但红四军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二是应该如何对待根据地的群众。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地点选在龙岩城郊的一座古庙里。会场很简陋，就几张木桌拼在一起，与会代表们围坐在四周的长凳上。
当时的情况十分微妙。一些同志主张红军应该像常规军队那样，集中兵力打大仗。但毛泽东同志却坚持游击战术，认为红军要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要像游鱼一样在敌人的夹缝中生存。
这场争论越来越激烈。一位参加过会议的老同志后来回忆说：＂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争论达到了白热化。一些同志拍着桌子说：＇现在我们有了几千人的队伍，为什么还要打游击战？这不是小农意识吗？＇＂
关于群众工作，分歧同样很大。当时有些同志认为，根据地的土豪劣绅都应该处决。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要区分好坏，对待愿意悔改的人要给他们机会。
这种主张在会上遭到了反对。有人说：＂这些土豪劣绅都是一丘之貉，给他们机会就是对革命的背叛！＂
会议最后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免去毛泽东同志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改派他到闽西基层指导工作。
这个决定一下达，立即在部队里引起了议论。一位老战士说：＂那天晚上，我们连里的战士议论纷纷，谁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带领我们打了这么多胜仗的毛委员，会被调离军部？＂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同志就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和妻子贺子珍一起离开了龙岩城，前往上杭蛟洋。从龙岩到蛟洋只有120里路，但他们走了整整两天才到。
到了蛟洋后，毛泽东同志立即投入到基层工作中。他找来当地的农民，详细了解土地问题；跟区、乡干部商量如何发动群众。他还参加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帮助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政策。
正当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紧急情况突然出现：闽粤赣三省的敌军调集了2万多人马，对闽西发动＂三省会剿＂。
前委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大多数人主张红四军主力应该出击闽中，威胁敌人后路。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红军可以机动作战，但贸然出击闽中风险太大。我们在那里没有群众基础，万一陷入重围就危险了。＂
这时的毛泽东同志已经失去了军队指挥权，他的建议再次未被采纳。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即将面临重大考验，加上连日来的疲劳和焦虑，他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疟疾...
深山密林中的隐居岁月
闽西特委和红四军的领导经过商议，决定护送生病的毛泽东同志到永定县城东南30公里的金丰大山＂牛牯扑＂休养。这个地方四面环山，林木葱郁，是个隐蔽的好去处。
护送的任务交给了一纵队的一个连，连长就是日后在解放战争中声名赫赫的粟裕同志。为了确保安全，毛泽东同志改名＂杨子任＂。一路上，粟裕派出的警卫员们时刻保持警惕，走走停停，仔细察看地形。
牛牯扑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当地一位叫陈添裕的赤卫队员，主动腾出了自己祖传的两层土楼给＂杨先生＂住。这座土楼虽然不大，但结构很特别，一楼是厨房和客堂，二楼则是几间卧室。
陈添裕家境并不富裕，但他把家里最珍贵的土鸡蛋都留给了＂杨先生＂。贺子珍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农村实在太穷了，一个鸡蛋都是很珍贵的东西。陈添裕每次送来鸡蛋，我们都要再三推辞。＂
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粤敌陈维远部就从大埔向永定推进。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同志只能转移到三公里外的青山下。那里虽然环境更加偏僻，但四周都是茂密的竹林，非常适合隐蔽。
青山下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但这难不倒这些朴实的农民。陈添裕带着几个赤卫队员，砍来竹子，三下五除二就搭起了三间竹屋。屋内的桌椅板凳，统统用竹子制作，虽然简陋，却十分牢固。
住进竹屋后，毛泽东同志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每天早上，他都要在竹林间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下午，他就坐在竹屋前的小凳上，看看送来的报纸和情报，有时还和贺子珍一起读诗词。
晚上，陈添裕常常带着几个村民来＂串门＂，给＂杨先生＂讲讲当地的情况。一位老乡回忆说：＂那时候虽然不知道他是毛主席，但能感觉出他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总是很认真地听我们说话，还会问这问那的。＂
在竹屋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虽然病着，但从未放松对形势的关注。他经常接见闽西的同志，向他们详细了解根据地的情况。每当有前线送来的情报，他都要认真阅读，并且时常写一些意见，让人带回去。
有一天，他找来一块木板，写下＂饶丰书房＂四个字，挂在竹屋门口。＂饶丰＂取自＂饶于丰年＂之意，显示出他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这段隐居的日子，毛泽东同志和贺子珍也难得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白天，两人一起读书看报；晚上，就在竹屋前乘凉，看着满天星斗，聊聊往事。贺子珍常说：＂虽然条件艰苦，但那段时光却很温馨。＂
可是这种宁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深夜，紧急情况突然发生了...
生死一线的惊险转移
深夜的竹林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声在回荡。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是送信的交通员！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敌人调集了400多人的精锐部队，正向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快速逼近。
粟裕立即组织赤卫队员分散到各个路口，准备阻击敌人。同时派人火速通知陈添裕，让他立即去竹屋告知＂杨先生＂转移。
陈添裕跑到竹屋外，远远就大声喊道：＂杨先生，有情况，快转移！＂两名赤卫队员立即搀扶着已经怀有五个月身孕的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同志简单收拾了几份重要文件，也迅速离开了竹屋。
目的地是十里外的雨顶坪村。可是这段山路异常崎岖，到处是荆棘和乱石。更糟糕的是，毛泽东同志的疟疾还未痊愈，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
山下的枪声越来越近了，敌人显然已经和赤卫队员交上了火。事态万分紧急，陈添裕看着虚弱的＂杨先生＂，急得直跺脚：＂杨先生，让我背你吧！＂
毛泽东同志连声推辞：＂不行不行，我自己能走！＂陈添裕哪里肯听，二话不说就蹲下身子，背起＂杨先生＂就往山上跑。
这一路上，陈添裕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十里山路，弯弯曲曲，有的地方坡度很大，稍不留神就会滑倒。他一边背着人，一边还要留意周围的动静，生怕遇到敌人的巡逻队。
走到半路时，陈添裕的一只草鞋掉了。但他顾不上捡，光着一只脚继续往前赶。山路上到处是尖利的石头和荆棘，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往前走。
天空开始蒙蒙亮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雨顶坪。陈添裕刚把毛泽东同志放下，整个人就瘫倒在地上，当场昏了过去。人们这才发现，他的脚板已经血肉模糊，浸透了鞋子。
贺子珍赶紧叫人找来一块门板，把陈添裕抬进屋里。她亲自用温水为陈添裕擦洗伤口，又找来缝衣针，一根一根地把陈添裕脚上的刺挑出来。
后来问起这件事，陈添裕总是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必须把＇杨先生＇送到安全的地方。＂直到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自己背的＂杨先生＂就是毛主席。
这一路的转移虽然惊险，但毛泽东同志最终安全脱险。接下来，他又辗转多处，最后在1929年10月来到了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
历史的见证与回报
到了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后，毛泽东同志为了安全考虑，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谨慎。除了必要的交通员联络外，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正是这种高度保密的状态，让敌人无法掌握他的行踪。
1929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福建地方军阀张贞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文中称：＂毛泽东在龙岩病故，党代表由彭毅年继。＂这显然是敌人因为长期找不到毛泽东的下落，为了邀功请赏而编造的谎言。
更出人意料的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居然也在其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上发布了毛泽东同志的讣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有意思：当时的共产国际只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有直接联系，而苏区的情况也只能通过中央转达。
加上毛泽东同志隐居深山，即便是苏区的许多同志也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更是无从得知真相。他们很可能是看到了国民党报纸的报道，又没有及时向中国同志核实，就贸然发布了讣告。
不过，这则讣告倒是起了一个意外的作用。讣告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经历，反而成了西方世界了解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资料。一位美国记者后来说：＂正是通过这则讣告，我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就在敌人四处散布谣言的时候，中央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并要求他重新担任前委书记。1929年9月底，毛泽东同志重返红四军领导岗位，开始了新的征程。
24年后的1953年，已经是新中国缔造者的毛主席并没有忘记当年在牛牯扑的那段经历。国庆前夕，他专门致电福建省委，托他们寻找当年背着他走过十里山路的陈添裕。
这个消息传到永定县，引起了轰动。陈添裕这才知道，当年自己背着的＂杨先生＂竟然就是毛主席！毛主席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但陈添裕因为要照顾生病的妻子，只能让弟弟陈奎裕代替自己前往。
国庆晚宴上，毛主席走到贵宾席时，一眼就看出坐在陈添裕名牌位置上的陈奎裕并非当年那位背着自己的农民。他笑着说：＂你肯定不是当年背我的陈添裕，因为你比他矮多了，要是背我，我的脚都得拖在地上啦！＂
紧接着，毛主席又说：＂你是当年看茶桶的那个。＂这句话让陈奎裕激动得热泪盈眶。没想到时隔24年，毛主席不仅记得他哥哥，连看守茶桶的小事都记得这么清楚。
1964年，毛主席在探望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时说：＂建老，您是绍兴周氏20世孙，我是21世孙，按辈分该叫您叔叔。＂这番话让人们又想起了1952年他对许广平说的那句：＂论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一声婶婶嘞！＂
从牛牯扑的竹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重逢，从幽深的山林，到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这些跨越时空的回忆，见证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也见证着一份始终不渝的深情厚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