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维钊之子回忆其父晚期采用扁篆

书法为墨心 2024-09-17 04:43:34

陆维钊是现当代知名学者、书法家,也是新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其教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新中国书学之路。晚年的陆维钊开始大胆采用扁篆,并先后为岳飞墓重写了对联,为潘天寿和夫人书写了墓碑等。本文为陆维钊之子陆昭徽回忆其父书法变体的文章。

陆维钊(1899—1980)

“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关注汉字的隶变过程,到萌发‘写篆字、参隶势’,以致最后出现了‘写篆字、参隶势、略含草意’,融篆、隶、草于一体的大胆尝试。从客观上讲,这也符合清末书法家沈曾植先生所云:‘篆参隶势而姿生’。”父亲陆维钊受其祖父影响,自幼酷爱书画。回忆自己的学书经历,他说:“余之学书,实绍兴潘锦甫先生启之,学颜《多宝塔》,时余年十二。

其后崇明陆柏筠先生则教余篆、隶,终身不能忘也。”还说:“《三阙》《石门铭》《天发神谶》《石门颂》,余书自以为得力于此四碑。”可见父亲早年曾就篆、隶书下过功夫。

陆维钊十八岁时临《杜伯盨》

自1927年起,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松江女中被迫停办,父亲一直在该校担任国文教员。期间,他课余定期为女中学生作书法讲座。1948年,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中国书法》一书,全面反映了这个时期其对中国书法以及书法史的理解和认识。

陆维钊 岳坟“青山白铁”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父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转到浙江大学工作,从此他经常走访杭城的古旧书店,目标之一是收集碑帖。他特别关注两汉和晋代前后普通人家的墓志,研究那个时期民间的原生态书迹,关注汉字的隶变过程。他认为汉字由篆变隶,书写由线条变为笔画,是一大进步,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特别是调到浙江美院之后,受命筹建书法专业,和刘江老师一起,几乎走遍了江浙一带的古旧书店,四处采购碑帖和资料。家中先后共计收藏有碑帖拓片一千二百余件,有的封套上还批注曰:“书法存篆意,隶多篆少”,“隶笔正字,虽不纯而能统一之例,可以从中悟创体”,“北齐字多楷而兼隶,此楷多隶少之代表,论史用之,不可学也”,“此隶多楷少之代表,可创成分多”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由国家文物局主管、文物出版社主办的杂志《文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考古研究所主办的杂志《考古》先后创刊,父亲非常重视,立即去邮局订购,并且每期都认真阅读。偶尔邮递员疏忽,缺送一期,他必定亲赴上海,到福州路书店购买补齐。他特别关注新出土的彝鼎碑石、帛书竹简,如“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武威出土铭旌”等,每有问世,都悉心收集相关资料,仔细研究,反复比较,决不放过。

1958年,以西川宁为团长的日本书法代表团首次访华,到杭州西泠印社,父亲参与接待。作为日本的书法家、书法史家,西川宁先生的博士论文《晋代墨迹の书道史的研究》当时尚未发表,但他对两汉、晋、以及南北朝时期汉字书写的演变研究,与父亲的关注不谋而合,因此俩人颇有共同语言。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此后的1962、1964和1965年,西川宁先生又会接连三次来华,而且都到杭州西泠印社与父亲会面。可惜不久“文革”开始,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不得不随之中断。

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关注汉字的隶变过程,到萌发“写篆字、参隶势”,以致最后出现了“写篆字、参隶势、略含草意”,融篆、隶、草于一体的大胆尝试。从客观上讲,这也符合清末著名书法家沈曾植先生所云:“篆参隶势而姿生”。对此,沙孟海先生曾回忆道:“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次对我说,这样写好不好?我说,会变就是好。过了不久,果然变出名堂来了,那就是今天国内外所推崇的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陆维钊独特的新体。陆先生那种介乎篆隶之间的新体,他自己叫做隶书。我认为字形固然是扁的,字画结构却遵照许慎旧文而不杜撰。两汉篆法,很多逞臆妄作,许慎所讥‘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不可究诘。陆先生对此十分讲究,不肯放松。篆书家一直宗法李斯,崇尚长体。

前代金石遗文中偶有方体扁体出现,宋元人叫作‘蜾扁’,徐铉、吾丘衍等认为‘非老笔不能到’。我曾称赞陆先生是当今的蜾扁专家,他笑而不答,我看他是当仁不让的。”(见《陆维钊书法选》前言)但是父亲始终坚持说,自己写的是“扁篆”。

确实,《说文》是他当年案头最常翻阅的书籍之一。直到晚年,全套共八十九册的《说文解字诂林》,他还每周六册定期借来,认真通读了一遍,对篆字的研究,一丝不苟。后来,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还发现,五十年代末他曾在我弟弟用作数学练习的一本旧账册空页上,试着用扁篆书体临写过一通王澍所书《千字文》。我们知道,王澍是清初著名的书法大家,曾任篆文馆总裁官,尤其精通篆书。

陆维钊 大字篆书《心画》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曾写过一幅大字篆书《心画》,并题曰:“古人有‘书,心画也’一语,夫心岂易画哉!亦在于善推其心之所之而已。”这幅字应该是他探索新体最早的尝试。确实,“书,心画也”,从“心画”二字的书写明显不同于一般篆书,我们不难推测出他当时渴求变化、潜心探索的心态。

六十年代初,父亲曾给浙江美院中国画系的一些毕业生写篆书作临别纪念,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比较早的一批扁篆作品。其实当时的篆书,字形仍以长方或方为多,只是横平竖直,转折有角,笔画清晰,参有隶势。此后字形渐渐趋向于扁,更似隶书;转折则渐趋于圆,略含草意;左右结构的字,故意向两侧拉开,致使整幅作品横向排列齐整,而竖行有时反而不显。这个时期的扁篆还在探索之中,尚未定型。

不久,文艺界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次,父亲曾私下问我:“依你看,我这样写会不会被认为是‘存心让工农大众看不懂’?是不是背离了‘厚今薄古’的精神?”特别是“文革”开始后,他更不敢公开书写扁篆,但探索并未间断。

1974年,父亲在浙一医院动前列腺切除手术,住院期间,我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手指还在胸前一笔一画地比划,推敲着字画结构。1976年“文革”运动结束,“复古”、“脱离工农大众”的顾虑也渐渐消散,他题写匾额碑联时,开始大胆采用扁篆,如为岳飞墓重写的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又如为杭州云栖凉亭所题匾额“修篁深处”;再如为潘天寿先生和夫人所书的墓碑等等,他都采用了扁篆字体。

晚年陆维钊

可惜此时父亲已经进入暮年,年老体衰,又接受了招收国内首批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的任务,难以静心创作。扁篆条幅“毛泽东和柳亚子诗”“毛泽东答友人七律诗句”“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诗”“陈毅赠人七绝”“贾至送李侍御赴常州”“朱剑秋归梦诗”和“岳武穆小重山词”等,以及“齐踊跃同登攀”“冲霄汉起宏图”等对联,都是他晚年比较成熟的作品。

1980年1月父亲便驾鹤西去了,如果天假以时,我们相信,他的扁篆创作一定能更趋完美,作品也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今天,虽然作为记录文字的工具,毛笔已经为硬笔、乃至计算机所取代,但我们相信:毛笔书法作为我国的传统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必将代代相传,并且不断发扬光大!

陆维钊 《毛泽东答友人七律诗句》

陆维钊 《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诗》

陆维钊 《贾至送李侍御赴常州》

《论篆隶书》

陆维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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