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人，一定会对剧中这样一组镜头记忆犹新：一位刚刚来到延安的年轻红军女，去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蹲在炉子前烧水。这位女红军笑眯眯的颠着脚，轻轻绕到毛泽东背后，猛然拍了一下毛泽东的肩膀，朗声叫到：“老毛！”，毛泽东猛一回头，立即惊喜异常，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

这组镜头并不是导演的夸张和杜撰，而是真实的历史再现。这位敢于直呼毛泽东“老毛”的女红军，就是 15 岁投身革命，参加过湖南暴动，跟着毛泽东上井冈的曾志同志。

一、

1911年，曾志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5 岁那年，她进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她也是当时惟一的女学员。两年后，她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并随队伍上了井冈山，跟随毛泽东一路转战，虽然经历了腥风血雨，但却矢志不渝。

1928年初，曾志与红七师党代表蔡协民结为夫妇。有一次，毛泽东来找蔡协民商量工作，曾志也在这次毛泽东的到访中，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

在这次接触中，热情风趣和平易近人的毛泽东，让曾志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觉。从那以后，她将毛泽东视为自己的良师和大哥哥，两人也从此建立了半个世纪的友谊。

在这次见面中，毛泽东得知曾志已怀有身孕，于是建议曾志尽快到相对安全的井冈山后方留守处休养，并将自己的那匹枣红马借给曾志。第二天，曾志骑上毛泽东的这匹枣红马，安全地来到了位于大井的后方留守处。

生完孩子后，曾志突然收到毛泽东派人送到的一张条子，要她尽快赶到茨坪，担任前委下属的妇女组组长，负责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

能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曾志非常高兴。对于这段难忘的时光，她后来回忆道：“我之所以喜欢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因为他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还会抽空给我们讲笑话、历史知识典故，会在一种快乐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向我们讲授革命道理、工作方法和原则，是指导我们如何去做群众工作。”

二、

当时的曾志，工作热情和积极性都很高，但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因此工作的效率不是很高，这也令她十分苦恼。有一次，曾志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拿出一张表格交给曾志：“你要是把表格里的内容都准确详细地填好，你的工作就能理顺，不会再有苦恼了。”

曾志接过表格一看，原来毛泽东在上面把自己的工作列了个详细的表格，诸如哪天出发，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地方；什么道路，什么桥梁；路两边是山是水还是田?田里种什么庄稼，长势如何?经过的村子大小、人口如何?有几间瓦房……她这才恍然大悟：毛泽东是要她学会分析判断，让她工作要有针对性，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32年1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后，曾志和蔡协民被组织上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毛泽东则率中央红军返回江西瑞金。曾志当时并没有想到，与毛泽东的下一次见面，竟然隔了整整7年！

1939年12月，曾志接到中央的通知，让她从闽东苏区赶到延安，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此时她的丈夫蔡协民早已牺牲，在延安的熟人也只有毛泽东了。

到了延安后，曾志马上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见一见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立即亲笔回信，约曾志第二天来见杨家岭见面。

在这次见面中，曾志将几年来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儿地全都倒了出来，心里也舒畅多了。当天，毛泽东留曾志一起吃晚饭，并对曾志说：欢迎曾志以后多到他这儿来串门，虽然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但红薯还是能管饱的嘛！

三、

1941年5月，中央开始在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曾志因曾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也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在接受审查中，由于审查组少数人过“左”的思想，曾志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站出来为她说话，曾志也因此通过了审查，并被补选为七大候补代表。

1945年4月，中央决定派陶铸等人到敌后去领导武装斗争。当时曾志已经与陶铸结婚，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要求和陶铸一起到敌后去。中央一开始考虑到敌后斗争的残酷性，并没有同意。为此她找到毛泽东：“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泽东知道曾志的性子，在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后，最终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沦陷区打游击。

临行前，曾志恋恋不舍的把四岁的女儿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并郑重的对保育员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请把孩子交给党，我相信党会抚养她长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随丈夫陶铸在广东工作了很多年。尽管身居高位，但她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的工作。

在此期间，曾志想办法找到了她与蔡协民的儿子石来发。当初这个孩子出生时，曾志正与蔡协民在四处打游击，不得不把孩子送给人抚养。解放后，石来发，成了井冈山大井村一位普通的农民。

这次见面后，曾志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给儿子任何好处，依然让儿子回到井冈山继续当农民。唯一的一个改变就是：石来发从此改名蔡石红。蔡协民的蔡，石礼保的石，井冈山红土地的红。

四、

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了人大常委名单的审定会议。会议期间的某一天，陶铸向曾志提出了一个问题：“主席推荐你当人大常委，还说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曾志笑了笑：“我怎么知道呢!”

其实曾曾志是知道的。早在1954年全国一届人大期间，曾志便被组织上推荐为人大代表，可陶铸坚决不同意，亲手勾掉了曾志的名字。曾志所不过，就给毛主席去信倾诉自己的委屈。这次主席对陶铸说“人善人欺”的话，显然是批评陶铸欺侮了曾志。

三届人大会议召开期间，曾志有一次去看望主席，发现他还穿着有几个洞洞的毛裤，于是向主席提出，自己回广州后，在广州帮主席订做两套。主席十分高兴：“好呀，那就麻烦你了。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志曾专门去南昌看望了老战友贺子珍。知道贺子珍特别想念毛泽东后，曾志又找到毛泽东，将贺子珍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最终在曾志的促成下，毛泽东在庐山与贺子珍见了一面。

多年之后，李敏还对曾志的这一举动心怀感激。她多次提到，倘无曾志从中牵线搭桥，自己的妈妈就不会有与爸爸这最后一次相会的机会。

五、

1966年6月，陶铸调中央工作，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没想到半年后，陶铸又一下子沦为中国的第三号“黑线人物”，遭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迫害。

陶铸蒙受不白之冤的同时，曾志也受到了少数人的攻击。性格耿直的曾志，忍不住把自己的处境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她的来信上批示道：“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曾志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风暴。更令她感动的是，每次有人提出要对曾志进行“审查”时，或者提出要将曾志赶回广州，交给广州的“造反派”批斗时，总会被毛泽东拦下来。主席的态度很明确：陶铸是陶铸，曾志是曾志。我了解曾志同志，她没什么问题！

对于主席的关心，曾志是很清楚的，对此也心存感激。晚年的她多次提到：若不是毛泽东的保护，身体不好的她，可能也无法在那场政治风暴中活下来。

1969年9月，身患癌症的陶铸，被某些人以“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的理由疏散到合肥。曾志很想陪丈夫一起去，但陶铸为了不连累她，拒绝让曾志跟随，只要求她照顾好孩子们。

告别的那一刻，曾志泪如雨下。她后来回忆说：“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握手，车开了，我们依然相互握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经无法表达我们那种参透到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夫妻二人分手43天后，陶铸在合肥逝世。临终前，他给曾志留下了一首诗：“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后，曾志没有掉一滴泪。老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坚信，党和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党有能力将它纠正过来！

六、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陈云提出来要为一些老同志平反，其中专门提到了陶铸。他的这一提议，也得到了绝大多数老干部们的支持。

获知这一情况后，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怀念父亲的文章，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并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文章后来也被列入高中二年级的课本，影响了一代人。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望着劫后余生的母亲曾志，女儿陶斯亮问了她一个问题：“父亲去世你怨不怨毛主席？”

曾志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浅：“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主席就是我的指路人。我对自己的选择至死不渝，对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对我的指路人也永存敬意。所以，我不怨主席，也从没有埋怨过主席。我想你的爸爸如果健在，也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参考资料：

《新快报》：《陶铸与曾志，动乱年代现平凡夫妻情》

《环球时报》：《敢公开顶撞毛泽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