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将军是一个性烈如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不仅仅是战争年代，建国以后也有很多事能体现他的性格。

尤其是在运动阶段，他因为一些混乱，对南京军区几名副司令员有很深的怨言，无论对方如何道歉，他都不愿意接受。直到去世前不久，才对其中两位解开心结，这两人分别是张才千、王必成。

其实许、张、王三人都是老乡，许世友的家乡现在属于河南新县，但建国前叫湖北麻城乘马岗许家洼。

张才千和王必成也都是麻城乘马岗人，相距不远，三人关系本来是很密切的，先来说张才千。

一、张才千与许世友

他跟许世友接触频繁是在1935年，那时许世友担任红4军军长，张才千则是红4军军部参谋主任（后为军部作战科长），两人配合着领导这支主力军，拿下多个胜利。

许世友对张才千的工作能力很满意，本希望能一直合作。奈何在延安抗大中，许世友闹出一件拖枪逃跑未遂事件，导致他有段时间没能上前线。

中央后来安排他去129师386旅当副旅长又跟政委王新亭搞不来，最终许世友就转到山东作战，进入另一条发展线；

张才千因为级别不高，受老张的影响反而小，他基本都在红四方面军、八路军129师、第二野战军这条脉络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跟许世友的直接联络都比较少。

不过建国以后，两位老战友又重聚了，1955年南京军区成立，由许世友出任司令员，张才千是参谋长。

两年后张才千升任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这是任务最重也地位最高的工作，能让他负责这个方面，可见许世友对他的器重与重视。

如果没有那场来势汹汹的运动，两人或许能将友情一直延续到最后。

二、王必成与许世友

王必成与许世友的相识更早，当年许世友带了一支赤卫队参加黄麻起义，王必成就是其中一员。

后来这对老乡一起参加红军、一起在红四方面军中打出名声，直到抗战才在不同的地区发展。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在同一支野战军麾下，许世友担任过华野9纵司令员，王必成担任过华野6纵司令员。抗美援朝他们也都是在1953年才率部入朝，在异国他乡有过交流。

回国后，许世友先是在华东军区任副司令员，55年军区改制后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王必成则先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调为上海警备区，属于南京军区许世友的下属。著名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就是许世友和王必成发觉并大力倡导宣传的。

后来王必成调到南京军区，成为许世友的副手，当时军区里很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大家配合着工作，极为畅快。既然如此，为何后来大家又走向对立面呢？

三、暂避与妥协

在许将军秘书李文清所著的《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就记录了几人矛盾的起因。

大运动爆发后，南京军区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造反派”多次欺扰，甚至连许将军的家都给抄了，这让许世友非常愤怒，但没得到命令又无法采取反制手段。

他担心事情这样下去，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向军委告假，直言自己身体不适要休息。随后就带了一些信得过的中基层指战员，去大别山深处的军区农场养病。

司令员离开，军区还得继续运转，为了维持局面，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千和王必成、另一位副司令员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等人就代为主持部分工作。

由于事态还在不断恶化，许世友在大别山下达指示，要求军区应强力抵制这样乱象，必要时可以开枪。

王必成等人明白如果这样做，矛盾会彻底激化，到时无法向中央，也无法向群众交代，所以他们没有照做。这被许世友认为是在抵制自己的命令。

后来王必成等人为让“造反派”能平静下来，还被迫在同意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这更添许世友的怒火。

要知道“造反派”有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司令员，这就给许世友造成一个错觉，军区内部搞妥协，是不是要联合起来把自己弄走？

因此，当一批需要签字的材料送到许世友面前时，他一把全部推走，怒道：这是在乱军，要自毁长城，告诉军区，都不准发布。

其实就那个时局而言，王、林、鲍他们也很不容易。许世友地位特殊，他可以走，三个副职却在中央心里没那个分量，必须留下来应对。

在意见书上签字也纯属迫不得已，许世友都顶不住跑了，他们三个哪能顶得住那么多人的攻击？

此时中央的态度也不明朗，他们看到的就是“造反派”势大，谁也不知道这背后是谁授意，所以只能按照所见来应对。

这些苦楚，脑里容不得沙子的许世友没有去想，他只认为是王必成等人在“煽风点火”，所以原先的交情荡然无存，心里留下的只有愤怒和猜忌。

后来全国局势恶化到中央感觉有些失控，遂进行一系列调整，部分单位、省市实行军管，许世友也回到南京继续掌握军区大权。

如此一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处境就有些尴尬了，许世友直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导致他们在军区内很多人都不敢跟他们往来。

好在中央知道三人的难处，就将他们接到鲍先志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安顿了一年多，直到69年末才重新安排到其他军区。

至于张才千，虽然他没向“造反派”妥协签字，但许世友认为他没有发挥出副司令员的作用，因此也不点名批评：有的领导大权旁落，让人钻了空子，自己却不闻不问，也不进行抵制和斗争。

张才千1971年调到总参，许世友吃了个送别宴，当张才千说要谈谈时，许世友只有一句“你喝多了，快休息吧”，说罢就转身走了，显然心里也有隔阂。

四、矛盾的化解

在许世友心里，张才千的事不大，毕竟没签字也没做什么，后来张才千还实际负责过总参，两人之间就有一定来往。但对王必成，许将军就一直耿耿于怀。

很多次王必成找人去说和，许世友只有一句话：我跟王必成是老乡，我把他带了出来。这么亲密的关系，别人反对我也就算了，就他不该。

1971年毛主席出面帮忙，许世友都没有松口，可见怨念之深。1982年，王必成申请到南京休养，因住处离许世友家近，便在过年时主动登门拜访。

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还是新年，许世友不好拒之门外，两位老战友终于坐了下来聊一聊。两人从参加革命说起，追忆一起战斗过的岁月，情至深处，王必成哽咽道：

许司令，当年赤卫队100多号人，现在就剩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啊。

许世友听后也暂时放下成见，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在分别时相送到门口。但，许世友心里始终有刺，往后还是不太愿意跟王必成接触。

两人离开领导岗位后都在南京生活，一同被划入中顾委驻京外委员华南组。1984年1月的华南组第一次会议上，许世友旧事重提：

犯错没什么可怕，但要有承认错误的决心。我们的老同志中，也有犯过错误的人，比如原先南京军区的三个老红军，对错误至今都没个表态。

在场人都知道指的正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这样翻来覆去，王必成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了，立马起身走了。

参会的聂凤智跟许世友、王必成关系都很好，而且聂凤智知道当初的事确实不能怪王必成。当年许世友进大别山前，曾邀请聂凤智一起去，聂摇头拒绝，回到军区就挨了很多打。

等许世友返回军区掌权时，有些戏谑地说：当初让你跟我一起去大别山，你不肯，想回去当英雄，结果成了狗熊。

聂凤智只能摇头苦笑：老首长啊，我们和你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大别山当英雄，那是因为有毛主席保着你。

这是实话，有的事情许世友做跟别人做，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亲身感触的聂凤智立即找到许世友说，当年的事军区党委已经做出过结论，王、林、鲍三人已经被平反。再纠缠下去，是不尊重南京军区党委的决定，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许世友点点头，表示以后不再讲类似的话。

搞定这边后，聂凤智又去找王必成：我替许司令向你道个歉，他已经表态了，今后不说了。

王必成是爽快人，立即表示那事情就过去了。因为有聂凤智的调和，同年6月华南组第二次会议，许世友和王必成再次坐到一起。

轮到王必成讲话时，他还是想把这个结解开，遂当初的来龙去脉完整讲述一遍，然后诚挚地看着许世友说：

“老队长，我们都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快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些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有利于团结的话多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多做。

当年你要我开枪，但我请示过总参和军委，都说军队不能调，枪不能开。毛主席后来也专门给你讲过，他们三个是好人，希望你高抬贵手。”

说完这些，王必成环顾一圈：各位同志，我今天在对当年的往事作了一些说明，提出几点意见，仅供大家参考。这些说明和意见，我不加强于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都可以反驳！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至许世友身上，只见老将军站起来说：“王必成同志，你说得非常好。”

接着他过去紧紧握住王必成的手，数十年的恩恩怨怨终于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