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这位人物去世时，葬礼的规格比元帅还要隆重，场面堪比国家级的盛典。
彭德怀曾说，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
那么，是什么样的人，能得到如此厚待？
为何连周总理也要亲自操办他的葬礼？
这个葬礼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个人物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力，才能让最高层做出如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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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工曾有留学经历，对国外特别是苏联的军旗风格较为熟悉，而杨立三凭借他在湘军及国民革命军的经验，对军旗的传统设计有深刻理解。三人于是在修水县文昌阁的一处阁楼中，历经一个闷热的夏日夜晚，共同奋笔疾画，设计出一面象征革命精神的军旗。
这面军旗以鲜红色为背景，中央醒目的大五角星内嵌镰刀和铁锤图案，象征着工农联盟的力量，而紧挨旗杆的一侧，他们预留了一段空白，上面用粗犷的黑色字迹标注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彰显了军旗的正式身份。
当这面设计完成的军旗呈现给毛主席及其他军事领导时，立即获得了一致的赞誉，因其色彩鲜明、设计庄重，更因其深邃的政治含义。设计确认后，杨立三不失时机地动员了当地裁缝，亲自监督制作过程，确保每一细节符合设计要求。经过连续两天两夜的劳作，他们完成了100面崭新的军旗，还为每位战士制作了红色的颈带，以增强队伍的识别和士气。
随着秋收起义的爆发，这些军旗首次在战场上展示，成为了革命军力量的象征，尽管后来人民军队的旗帜经历了多次更迭，但那鲜红的底色和象征着党的领导的金黄五角星始终未曾改变。
毛主席对这面军旗颇为欣赏，并在他的诗作《西江月·秋收起义》中提及，表达了对军旗所代表革命精神的高度肯定：“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这首诗后来成为激励无数革命者的口号，鼓舞着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战斗。
在1935年8月，中途通过草地时，周总理因长时间劳累和严重的身体不适突然倒下，情况危急。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司令员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坚决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使牺牲部分装备，也必须确保周总理安全通过这片危险的草地沼泽。
为了实施这一决策，彭德怀迅速指示萧劲光参谋长组织一支担架队，特别挑选壮健可靠的士兵承担抬担架的重任。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关键人物挺身而出，他就是军委兵站部的部长杨立三，决定亲自参与这项救援任务。
杨立三此前在党和军中已建立了坚强和无私奉献的声誉，他深知周总理的重要性，周总理的健康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士气和整个革命的未来，尽管自己的体力也接近极限，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担架队。
在彭德怀和萧劲光的组织下，杨立三和另一名选出的士兵一起，用他们坚实的肩膀，小心翼翼地将周总理抬起，穿过那片充满未知危险的草地。行进间，他们不断调整步伐和重心，确保担架平稳，避免给周总理带来更多的身体不适。
整个过程中，杨立三一直在鼓舞士气，他深知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尽管前方是艰难的泥泞和不稳的沼泽地，杨立三和队伍成员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团结协作，确保了担架的平稳移动。这次救援是对物理体力的极限考验，也是对他们意志和忠诚的考验，杨立三及其团队最终成功地将周总理安全护送出了草地区域。
在1940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抵抗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日军的连续扫荡，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包括罕见的旱灾、水灾及蝗灾——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粮食价格也水涨船高。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生活艰难，而负责军火制造的八路军工人们也陷入了生存危机。尽管他们的基本工装由军队供应，但生活的其他基本需要——如伙食和其他日常开销——仍需依靠微薄的工资来维持。
许多军工人员是单打独斗，他们大多数人背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深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夜不能寐，焦虑不已。他深知，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工人们怎能有精力制造足以对抗日军的武器和弹药？
杨立三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将工资从货币支付转变为实物发放。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支持，很快实施了这一新的工资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工资不再以货币计算，而是以“饻”为单位，一个“饻”包括了若干生活必需品，如两斤中等质量的小米、一斤小麦、五钱油盐以及一方尺的中等质量白土布。这种支付方式确保了工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不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杨立三的这一政策有效缓解了工人们的生活压力，极大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工人们不再为日常生活苦恼，可以更专心于工作，他们的士气和效率有了显著的提升。此举稳定了后方的生产力，也为抗日战场提供了持续的物资支持，这对于长期的战争抗击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经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最终对杨立三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到了1954年5月，他频繁感到头晕和脑涨，甚至在左耳附近长出了一个硬块，造成了面部麻木。尽管妻子李琴极力劝他就医，杨立三却坚持以国家和工作为重，耐着性子说：“我浑身是病，但我还能动，就要继续工作。
当杨立三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时，周恩来总理迅速作出反应，指示立即将他送往苏联接受更专业的医疗。1954年的那个夏天，周恩来在前往日内瓦会议的路上特地绕道莫斯科，以看望这位长期的战友和革命同志。
在莫斯科的医院病房内，周恩来与杨立三的重逢充满了深情与无奈，虽然病魔已夺去杨立三言语的能力，他却用尽全力，通过眼神传递出对周总理深切的感激和友情。周恩来紧握着杨立三的手，泪水不由自主地沿着脸颊滑落，场景充满了深深的哀伤和无言的慰藉。
在工作的驱动下，杨立三一直勉强支撑，直到1954年7月，党中央不得不介入，强令他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专家组很快确诊他患有晚期恶性脑瘤。
尽管接受了最好的医疗服务，但杨立三的病情持续恶化，癌症最终转移，他在1954年11月28日离世，享年仅54岁。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医生询问他的感受时，他依旧坚定地回答：“继续干！”这几个字充分显示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对工作的无限忠诚。
杨立三过世后，留下了他一生工作的珍贵记载——20多本详细的工作日记，这些日记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军事后勤史的重要资料。周恩来总理对他的评价极高，称他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楷模，也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楷模”，这些评价凸显了杨立三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和高尚品德。
不久后，杨立三因病情加重而逝世，周恩来在得知噩耗后，亲自策划并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并在葬礼上亲自抬棺，表示对杨立三最高的敬意和对一位生死之交的深情告别。这场葬礼的规格非常高，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但对于周恩来而言，这是对一个救命恩人、一位伟大战友的最后尊重。
周恩来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感人的悼词，回顾了杨立三对革命的贡献，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展示出的坚强和奉献精神。他表达了对杨立三作为革命同志，更作为个人深刻友谊的珍视，这种情感超越了常规的同事关系，触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
杨立三的一生是对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体现，在中国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期间，他始终致力于确保后勤供应，从粮食到军需物资的筹集，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确保每位前线战士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无论是为战士们提供足够的食物，还是赶制衣物和弹药，杨立三都将这些工作放在首位，他的这些努力极大地激励了战士们的士气，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与敌人的斗争中。
我们应当铭记杨立三的贡献，他为国家的解放事业付出了一切，还为确保每一位战士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持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杨立三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未来一代继续为正义和自由而斗争，他的生活和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卓越的干部，更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