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三国动荡，蜀汉偏安一隅，南中叛乱四起。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带领蜀汉大军南下，披荆斩棘，深入不毛，最终平定了南中。

然而，这场南征并非只留下了一段战场上的胜利，更多的是一笔在百姓心中流传的财富。

千百年来，西南地区的民间流传着无数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他被描述为一位不只是挥兵平乱的军事家，更是化解戎夷、带来和平的智者。

武侯的足迹走过之处，至今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民间传说和地名故事。

他的身影仿佛跨越了时间，从历史中走到传说里，在西南的山水之间留下了无数回响。

第一章：动荡的南中

南中，是三国时期位于蜀汉政权西南部的一片偏远之地，大致对应今天的四川西南部、云南、贵州等地。

这片土地上，崇山峻岭绵延，江河纵横交错，交通极为不便。

当地气候湿热多雨，植被繁茂，山路泥泞难行，一到雨季，许多道路几乎无法通行。

这样的自然环境，让南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长久以来与中原文化有些隔绝，保留了自身独特的风俗习惯。

南中并非一个单一的族群聚居地，而是由多个民族部落组成，包括夷人、汉人、滇人等。

这些部落散居于山谷和河岸之间，彼此之间既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常因土地、资源等问题爆发冲突。

汉朝以来，大批中原移民进入南中，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垦出许多稻田和耕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然而，中原汉人和本地少数民族的融合并非一帆风顺，彼此的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甚至信仰观念都让矛盾难以避免。

到三国时期，这些民族之间的隔阂依然存在，偶尔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

加之南中地区不仅民族成分复杂，政权结构也相对松散。

当地大族与部落首领，往往凭借势力控制一方，手握重兵，地方性很强。

可以说，南中之地既是蜀汉的疆土，又有着近似于自治的性质。

刘备在世时，蜀汉通过派遣太守、安抚使来管理这些地方大姓，勉强维持了南中的安定。

然而，随着刘备的去世，这些地方势力不甘于再受约束。

南中的几大豪强之一——益州郡的大族雍闿，成为率先举起反旗的人物。

雍闿本就是南中的一方势力，拥有大批追随者。

在刘备去世之后，他联合了牂牁的朱褒、越嶲的高定等人，试图摆脱蜀汉的控制，这批人勾结远在长江下游的东吴政权，接受其奖励，率全郡人民归附孙权，甚至还将朝廷派来的新太守张裔流放到东吴。

叛乱不仅是单纯的军事冲突，也标志着南中大族与蜀汉政权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对蜀汉来说，南中的局势不仅牵动着后方的稳定，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存。

南中地处西南，山势险要，是蜀汉通往外界的重要屏障。

如果失去南中的控制，蜀汉的后方将暴露在东吴和魏国的威胁之下。

第二章：三年筹谋，出兵南中

这片复杂而动荡的土地，既是天然的屏障，又成为了刘禅即位后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诸葛亮看在眼里，心里却不急。

他清楚，南中不好对付。

山高林密、江河交错，再加上各族豪强根深蒂固，硬冲上去就是找麻烦。

于是他决定，先稳住阵脚，用三年的时间好好筹备，等万事俱备再出兵。

诸葛亮的想法很清楚：仗是要打的，但要尽量少些流血。南中地区不同于中原，那里夷人和汉人混居，各地的豪强说一不二，靠一场硬仗拿下他们，怕是治标不治本。

于是，他派遣了不少使者，去跟南中的首领们“谈心”，告诉他们蜀汉的诚意，试图让他们放下反叛的念头。

这一招看起来柔和，其实是在为未来出兵探路：他想先摸清各地豪强的底细，谁是真反，谁是从众。

三年里，蜀汉的使者来来回回，南中各地的消息也源源不断地传回成都。

诸葛亮发现，像雍闿、高定、朱褒这些大头目，并不是单纯的“听话人”，他们的反叛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打算真心真意脱离蜀汉。

蜀汉与南中的这一场较量，看来是躲不过去了。

打仗光有心思不行，还得有兵力和粮草。

诸葛亮用了这三年时间，安排各地筹集粮食，打造武器，特别是派人专门造了不少牛皮船。

这些船可不是一般的运输工具，而是为了对付南中那条著名的天然屏障——金沙江。

江水急，河面宽，诸葛亮心里清楚，蜀军要想打进南中，过江是绕不过去的第一道难关。

与此同时，他还派出探子，摸清了南中的地形、河流，甚至画出了大致的地图。

山路险，水路难，诸葛亮的准备可以说是细之又细。

他还挑选了一批体力好的精兵，把他们训练得服从命令，打算在合适时机一举击破南中叛军的防线。

对于南征的路线，后世史学家有不少不同的看法。

南中地势险恶，山水交错，尤其在那崇山峻岭之间，蜀军究竟如何通过天险深入南中，成了史家们争相研究的谜题。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军队是沿着大渡河一路南下，最终在金沙江附近渡江，进入南中的腹地。

这条路线较为直接，是《华阳国志》等史籍中提到的重要路线之一。

也有学者推测，诸葛亮的军队分成几路，分别穿过如今的四川西南、云南东北等地区，在多个渡口进行渡江。

部分考古学家甚至在大凉山、金沙江一带发现了一些疑似蜀军遗迹的石刻，推测这是当时蜀军留下的痕迹。

《三国志》对南征路线的描述非常简略，仅提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泸”即金沙江，渡江后方是人烟稀少的南中腹地。

诸葛亮在南征中不仅要面对叛军的阻击，还要克服重重天险，这让他在出兵之前进行了详细的路线考察与后勤准备，确保军队能够安全渡江，深入南中。

考证虽多，但史家们普遍认可的是，南征中最关键的一步便是渡过金沙江。

江水湍急、河面宽广，若能顺利过江，蜀军便能直插南中各部的腹地。

这也解释了为何诸葛亮在三年前便开始筹备牛皮船和渡桥器具，因为他深知，要打赢这场战役，首先得渡过金沙江，踏进南中的土地。

三年一过，时机成熟，诸葛亮决定出兵。

他将军队分成三路，以马忠、李恢和自己各领一路，稳扎稳打，一路向南推进。

东路军由马忠带队，从江阳一路向南，目标是牂牁郡的朱褒。这一路的任务很明确：牂牁在东，是叛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把它拿下来可以切断叛军的一部分力量支援其他地区。中路军李恢带中路军，从平夷县出发，直奔建宁郡。这一带是雍闿的老巢，也是南中叛乱的核心。中路军的任务重，李恢必须打出气势，把叛军的中心力量压制住。西路军由诸葛亮亲自统领，他选择亲自带队从最难走的西路出发。这一路要翻大凉山、过金沙江，难度最高。诸葛亮亲自上阵，不仅是为了督军，也是在鼓舞士气，让士兵们知道他和他们一起面对困难。

金沙江宽阔湍急，江水如龙，蜀军到达时，士兵们都盯着那湍急的江水犯愁。

诸葛亮站在江边，看着这道天险，心里却早有对策。

他让士兵们用牛皮船搭桥，分批渡江。

几天之后，蜀军大军成功渡江，踏上了南中的土地。

这场战役的第一步，算是稳稳地迈了出去。

将士们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第三章：渡江之后的试探与初战

对蜀军来说，这不仅是地理上的一大步，更是士气上的一场胜利。

南中地区叛乱不断，叛军的头领们靠着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便一直抱有倚仗，料想蜀汉的军队再强，也不会深入这片“天险之地”。

然而，此刻蜀军大队人马整齐划一，旌旗猎猎地扎营于江南，对南中的各部族首领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震慑性的消息。

听闻蜀军成功渡江，南中各部的反应不一。

高定、雍闿等人虽心中不安，但仍对自身的地利优势充满信心。

高定尤其不甘心蜀军踏入他的领地，立即派出一支精锐队伍，前往蜀军驻地，企图利用山林地势对蜀军发动袭击。

雍闿与朱褒等人也加强了各自的防御，意图让蜀军深陷泥沼。

而南中的中小部族和部分夷人首领则开始暗中观望，试图从这场大战中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

蜀军纪律严明，不扰民、不烧杀，让当地的百姓对蜀汉产生了些许信任。

一些中小首领见蜀军兵强马壮，开始萌生动摇之意，密切关注着蜀军的下一步动作。

诸葛亮心里明白，南中各部之间虽联手反叛，却各怀心思，互相猜忌。

他并没有急于攻打，而是先让军队扎营，休整数日，并在四周安排巡逻岗哨，保证军队安全的同时，也向南中的部族传递出蜀军有备而来的信号。

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者，带上蜀汉的安抚文书，前往附近的中小部族，宣示蜀汉的宽容政策。

文书中言辞温和，重申蜀军此行是为了平乱，而非意在征伐南中各族。

诸葛亮这一手“怀柔”，是为了争取更多南中百姓的信任。

使者沿途散发文书，当地百姓见蜀军并未滥杀无辜，对蜀军的态度渐渐缓和了许多。

数日后，高定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对蜀军发起进攻。

他熟悉南中山林地势，派出一支精锐部队，选择在蜀军行军途中埋伏，打算来一场“出其不意”的偷袭。

高定自以为有备而来，将士们隐身林中，等待蜀军的到来。

然而，蜀军并未如高定想象中那样慌乱。

诸葛亮早就考虑到叛军可能采取的手段，令前方部队小心行进，分散队伍以防伏击。

高定的部队一出手，蜀军立刻反应过来，前锋部队稳住阵脚，后方部队迅速向前支援。蜀军依靠队伍的灵活机动，逐步包围了高定的伏击队。

经过一场短暂的交战，蜀军大获全胜，高定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余下少数士兵狼狈逃回。

蜀军的初战胜利震动了南中各地，这支以为难以战胜的叛军先锋被蜀军轻松击溃，许多南中部族开始意识到蜀军的强大。

诸葛亮继续派出使者，向南中的各部首领传递信息，告知他们可以归降，蜀汉将会保障他们的安全。

蜀军在初战中表现出的实力和纪律，让一些部族首领开始动摇，不少人暗中开始向蜀军靠拢。

在这种情况下，南中的叛军内部逐渐产生了不安。

一些中小部族本就因为受到雍闿和高定的胁迫才加入叛乱，如今见蜀军有如此战力，便萌生了撤退之意。

各地的小道消息传遍南中，有人说诸葛亮手下的蜀军可谓“仁义之师”，不但军纪严明，还愿意放下兵器安抚百姓；

也有人传言蜀军势如破竹，少数不愿臣服的首领已经被击溃。

诸葛亮的策略就是如此，兵戎相见之余，尽量用和抚的方式去消除敌对势力的戒心。

通过这一场初战，蜀军不仅打出了士气，也开始瓦解南中人心。

高定的失败成为一个警告，让南中其他部族明白了蜀军不可小觑。

胜利之后，诸葛亮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稳扎稳打，命蜀军继续休整，同时鼓励周边的部族投降归附。

他的策略是以稳为主，不贸然追击，不贪一时之胜，而是一步步压缩叛军的生存空间。

对于南中地区的地势，诸葛亮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作战图。

他知道，战事的胜负不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更在于是否能够瓦解叛军的士气和信心。

这场初战的告捷，为蜀军打开了南中的局面，而南中各部首领的态度也随着蜀军的推进逐渐发生变化。

人心易变，诸葛亮清楚，在这场战役中，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安定的南中。

南中不再反叛，蜀汉的后方才真正稳固。

于是，诸葛亮在继续军事推进的同时，也不忘安抚百姓，以期在南中建立长久的稳定。

第四章：平定叛乱

高定失败后，另一位叛军首领雍闿逐渐感到压力倍增。

他本以为凭借南中的地势和自己的人马，可以抗衡蜀军一段时间，等到蜀军疲惫不堪再伺机反扑。

然而，蜀军不但行动稳健，而且对南中的地形掌握得极为清楚。

雍闿开始担心，再这样下去，他自己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雍闿决定采取一个孤注一掷的策略，联合南中其余势力，试图在南中的中部设伏，集中兵力将蜀军一举击退。

他召集了所有忠于自己的部族首领，鼓动他们拿出全部兵力，在蜀军前进的道路上布置埋伏。

蜀军若通过这里，便会遭遇重重包围，无法全身而退。

对于南中的叛军而言，这场埋伏几乎是最后的希望，他们将这次战役视作决定命运的生死一搏。

然而，诸葛亮早已察觉到南中各部联合的企图。

他派出探子在前方不断侦查，得知雍闿在中部设下重兵埋伏。

诸葛亮决定以静制动，避开正面交锋，改从小路绕道，避开叛军的包围圈，出其不意地直取雍闿的后方。

蜀军悄然绕过伏击地，雍闿的军队全然不知。

待他们发现蜀军不见踪影时，蜀军早已逼近雍闿的据点。

雍闿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调集部队回防，但已是仓促应战，士气大受影响。

蜀军趁势发起进攻，士兵们在诸葛亮的指挥下稳扎稳打，将叛军的防线逐一突破。

雍闿的军队四散逃窜，整个据点很快被蜀军占领。

雍闿的失败如同一记重锤，彻底击溃了南中叛军的抵抗意志。

此时，诸葛亮并未下令全面追击，而是继续沿用“恩威并施”的策略。

他派出使者前往南中的其他部族，说明蜀军的仁义之道，并承诺对归降的部族予以宽恕。

蜀军的威势和仁义兼备，让许多叛军将士对抗之心彻底动摇，纷纷放下武器，表示归顺。

在这场南征中，诸葛亮展现出的不仅是军事才能，更是一种对人心的洞察力。

他深知，对南中的征伐不仅要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还要赢得人心。

每攻下一城，他便安排士兵帮百姓修缮房屋、分发粮食，并严禁士兵扰民。

诸葛亮希望南中百姓看到，蜀汉的军队不仅是征战之师，更是带来和平和希望的力量。

这一系列举措让南中的百姓对蜀汉渐生好感，主动投靠蜀军的部族越来越多，南中的叛乱势力逐渐被分化、削弱。

随着雍闿的失败，南中几乎已无力再战。

蜀军稳步推进，将一座座叛军据点收入掌中，南中各地的豪强和夷人部族也纷纷派出代表前来归顺。

蜀汉的旗帜插遍南中，整个南中大地终于重新回到蜀汉的统治之下。

诸葛亮随即对这片土地进行了划分治理，将南中分为七个郡，共计六十八个县。

这七郡分别是：建宁、牂柯、云南、朱提、越雟、兴古、永昌。

每个郡的郡治设立在当地的重要城镇，例如建宁郡治设在如今的云南曲靖，牂柯在今贵州福泉，云南在云南祥云，朱提在云南昭通，越雟在四川西昌东南，兴古在云南砚山，而永昌则位于今天的云南施甸。

更广泛的地区也纳入了蜀汉的版图，比如朱提郡囊括了今日四川宜宾以南的部分地区，兴古郡则延伸至现今广西百色一带。

在进行郡县划分的同时，诸葛亮撤销了益州郡，将其拆分为建宁和云南两郡，意图是分散当地的大姓豪强，将他们原有的势力范围打散，降低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力，使蜀汉的中央政权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南中。

这种策略不仅是出于军事和统治上的需要，更是为了维持长久的和平，避免南中再度出现割据与反叛的局面。

第五章：新秩序

随着诸葛亮南征带来的新秩序，南中开始发生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南中的土著部族原本与蜀汉政权互不信任，甚至心生怨恨，但诸葛亮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反而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

诸葛亮虽然设立郡县，并挑选得力的官员驻守，但对南中的各族却依旧尊重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不干涉他们的生活细节。

这些举措在南中百姓看来，是出乎意料的温和和善意。

许多地方的头人和首领从最初的疑惑，到渐渐感到蜀汉的不同。

这里并不是一味的剥削和压迫，而是一种与他们之前所见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

久而久之，南中的百姓开始觉得，蜀汉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

诸葛亮对南中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政治上。

他看出当地的农业技术落后，百姓种地大多靠天吃饭，稍有灾年便要忍饥挨饿。

于是，他派遣蜀汉的农耕能手教南中的百姓们改良耕作方式，把中原的牛耕、梯田修筑等技术带入南中。

渐渐地，南中大地上一片片稻田延展开来，收成越来越好，百姓们感激不尽，觉得这是诸葛亮带来的福泽。

传说中，这些被改良的稻田被称为“武侯田”，稻米丰厚饱满，年年丰收。

从此，南中的村庄不再为吃饭发愁，许多百姓在丰收后，甚至会把稻米带到武侯祠前，感谢这位远在天边的“圣贤”赐予他们的富足生活。

在南中生活的百姓中，流传着一个又一个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许多人传言，诸葛亮在南征时，不仅教会他们耕种，还为他们修渠引水，防止山洪爆发带来的灾害。过去的南中逢雨季，河水暴涨，时常冲毁庄稼，造成大面积的洪灾。

但自从诸葛亮修建了沟渠，洪水得以排泄，田地免受损失，许多地方的百姓从此告别了洪水的困扰。

这条水渠被人们称作“武侯渠”，并世代流传，成为南中的一段美谈。

诸葛亮的仁政不仅带来了平定，还带来了一股新风。

他严明军纪，南征过程中禁止蜀军扰民，甚至让士兵帮助村民修建道路和房屋。

南中的百姓渐渐发现，这支军队与过去见过的其他部队截然不同，他们不抢粮、不伤人，凡事守纪有礼。

诸葛亮率军的风范深深地印在了南中百姓的心中，以至于后来蜀军离开南中，百姓们都自发为蜀军送行，甚至许多人忍不住落泪，表达他们对这支“仁义之师”的不舍与感激。

渐渐地，南中地区兴建起了一个个武侯祠，成了百姓的精神寄托。

每逢农闲或丰收时节，百姓们便带着祭品前来祭拜，祈求平安和丰收。

在他们眼中，诸葛亮不仅是蜀汉的丞相，更是南中的守护者。

许多家庭的老人会在夜晚给孩子讲述诸葛亮的故事，传说他有一副仁者的心肠，甚至会在村头庙宇显灵，为百姓带来雨水、消除病害。

诸葛亮的形象逐渐从一位历史人物，变成了一个慈祥、智慧的保护神，代代流传，久久不衰。

诸葛亮还在南中推广教育，鼓励当地的青年学习汉字和典籍，有些南中的青年甚至被送往成都学习。

他们回乡之后，不仅在当地担任要职，还成为了文化的传播者，将中原的礼仪、文学和法律带回南中。

南中的百姓从这些青年口中了解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渐渐对蜀汉政权产生了归属感。

蜀汉的文教风气逐步融入南中，使得南中与中原之间的隔阂逐渐消失。

诸葛亮的南征带来了和平，也带来了发展。

南中过去由于战乱不断、交通不便，商业并不发达，而蜀军在南中修建的道路与桥梁，改变了这一切。

道路修通之后，南中的香料、药材、木材等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往成都，而中原的布匹、铁器也流入南中。

南中从此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地区，而是蜀汉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上百姓往来，货物琳琅满目，南中渐渐繁荣，甚至有人感叹：“自有诸葛以来，南中才见太平。”

诸葛亮不仅在物质上改变了南中，更让南中百姓的心中生出了一种新的希望。

过去的南中各部族争斗不休，稍有冲突便刀兵相见，而诸葛亮的仁政与怀柔之策，令各族逐渐懂得和平共处的好处。

诸葛亮用智慧和仁德彻底赢得了南中百姓的信任，甚至在蜀军撤离后，南中百姓依旧自发维护秩序，百姓安居乐业，经济逐渐兴盛。

随着时光流逝，诸葛亮的名字在南中成为了智慧和德行的象征。他留下的稻田、修建的水渠，都被一代代百姓视作福泽之源。

第六章：关于七擒孟获的传说

关于“七擒孟获”这一广为流传的故事，不少史学家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是后世演绎的产物，而并非历史事实。

首先，《三国志》是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权威文献，但作者陈寿在书中并未提及“七擒孟获”的具体事迹，甚至没有提到孟获这个名字。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关于南征的记载仅有简单的“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几字，没有任何关于“七擒七纵”的记录。

这种缺失让后世学者怀疑，“七擒孟获”可能只是后人对诸葛亮仁政的溢美之词，或者民间传说的演绎。

当然尽管《三国志》缺少记载，但在晋代习凿齿所著的《汉晋春秋》以及常璩的《华阳国志》中，“七擒孟获”被大篇幅记录。

习凿齿的记载描述了诸葛亮七次捕获孟获又七次释放的过程，并称孟获最终心服，表示南中百姓将不再反叛。

然而，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对习凿齿记载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指出习氏的文风中往往存在“臆造史实”的现象，而常璩在《华阳国志》中的记录亦受到类似质疑，有学者认为此类描述可能是为增强故事的戏剧性而创作的。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尽管在现存文献中未能确证孟获的具体事迹，历史上确有“孟”姓在南中各地的分布，并且在云南、贵州一带广泛流传有关孟获的祭祀传说，说明孟获作为南中少数民族首领的形象确有一定历史依据。

孟姓在南中地区的历史渊源、唐宋以来的孟获祭祀文化，似乎佐证了孟获确有其人。

然而，持不同观点者则认为，即使存在“孟获”其人，诸葛亮的南征也未必经历了“七擒七纵”这样夸张的过程。

根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在南征的时间非常紧凑，从“五月渡泸”，到“秋悉平”，前后不过四五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诸葛亮不仅要统筹军务、安抚边民，还要平定整个南中四郡的叛乱，若再七次擒放孟获，似乎时间上难以实现。

此外，“七擒七纵”的反复战事显然不符合诸葛亮作为军事家的缜密风格，可能会拖延时间，浪费军力。这种情形与诸葛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治军理念存在矛盾。

尽管“七擒孟获”在正史中存疑，但该事件在民间却深入人心。

七擒七纵的情节可能是由于诸葛亮南征过程中确实采取了怀柔安抚的策略，使得南中百姓对其产生崇敬之情，从而逐渐演绎为“七擒孟获”的故事​。

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被尊奉为神明，受到各地供奉，这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强化了“七擒孟获”的戏剧性与神秘色彩，最终被小说《三国演义》采纳和扩展，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

从以上考证来看，“七擒孟获”这一故事很可能是经过后世加工而成。

习凿齿的记载可能是“攻心为上”策略的演绎，而《华阳国志》等作品的后续叙述则进一步强化了故事的传奇性。

正如学者缪钺、方国瑜等人所指出的，“七擒孟获”更像是一个民间传说，而非严格的历史事实。

不过，不论真实性如何，“七擒孟获”的故事仍深刻地反映了诸葛亮对南中地区采取的怀柔政策，展示了他以德服人、平定边疆的仁政理念。

结语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成都武侯祠的这幅对联的上联，道尽了诸葛亮南征的真谛。

他的南征之旅并非只为拓土扩疆，更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征服。

历史上，诸葛亮的南征与曹操的北征乌垣并称为三国时期“拓土开疆”的两大壮举，二者都在战事频仍的乱世中扩展了版图，延续了各自政权的影响力。

但诸葛亮的南征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版图的扩张，更是一场安抚和教化的举措，是一场真正的“攻心之战”。

诸葛亮深知，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攻城拔寨，而是攻心为上。

他在《南征教》中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理念，倡导用心战代替兵战，争取百姓的归顺。

他明白，要想南中真正归于蜀汉统治之下，仅靠刀兵的震慑不过是治标之策，唯有让南中的百姓心悦诚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动荡，化解仇怨。

武侯祠的香火千年未绝，也可以看出诸葛亮，以“攻心”为谋，以仁德治国而为这片土地留下他的光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