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敬畏强者、鄙夷弱者”的国家，和他们讲仁义道德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民国戴季陶说过，“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
日本对我国曾经当过妾，也曾经当过贼，上下界限各有一场海战，其结果直接决定了日本对我国的态度。下限是发生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这已是家喻户晓。而上限相比于下限，知名度就小多了，这就是发生在唐朝的中日白江口之战。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已开始拥抱西方的工业化，急需扩大土地和工业所需要的资源。而唐朝的日本（当时称倭国）还是一个基本封闭的封建国家，日本所能接触到的“世界”，也就是东亚、东北亚的“天下”。所以，日本和唐朝并没有战略结构上的矛盾，双方之所以能大打出手，是为了在朝鲜半岛上争夺势力范围。唐朝初期的朝鲜半岛，分为三个部分，北部由高句丽控制，半岛东部是新罗，半岛西部是百济，半岛东南隔着对马海峡就是日本。当时，唐朝和日本交往不多，唐朝更在意的是消灭盘踞在我国东北和半岛北部的高句丽，这是隋唐之际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势力。
至于日本，半岛南部是日本经常跨海侵犯的目标，直到我国南北朝后期 （公元562年），入侵新国的日本军队被高句丽军队打回岛国，但野心并没有收敛。
半岛的三国演义愈演愈烈（高句丽严格来说不是半岛国家，只是控制半岛北部），由盖苏文控制的高句丽经常带着百济去打新罗。和唐朝关系好的新罗向唐高宗求救，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命大将苏定方率兵十万，跨海进攻百济，一战灭其国。百济人不甘亡国，他们立从日本回来的王子扶余丰为王，并攻打留守百济府城的唐朝大将刘仁愿。唐高宗再派大将刘仁轨（二刘不是兄弟）出征，又将百济暴打一顿。百济还是不服，扶余丰派人向日本求救 。早在此前几年，日本就已经做好了进入百济的准备，现在百济送来了机会，日本当然不会错过。日本出兵救百济，不可避免地碰上了唐军，地点在白江口，时间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九月。
“宇宙第一大国”的韩国，其西南部有一条锦江，发源于全罗北道（首府全州），然后呈倒“n”状，曲曲折折在忠清南道和全罗北道的交界处汇入黄海。
锦江在唐朝时称为熊津江，而白江则是熊津江入海口附近的支流，白江也称白村江，所以这场海战有时也称为白村江之战。这场海战其实是唐、新罗与日本、高句丽、百济两方五国大战的南线战场，北线战场由唐朝和高句丽对峙，南线是唐朝联合新罗，百济联合日本。二刘在跨海在百济作战，觉得兵力不太够，就请唐高宗发兵。唐高宗当然知道百济之战的重要性，发山东诸州之兵七千人跨海直赴百济。有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唐朝在东北亚战场的名将很多都带个“仁”字，比如刘仁愿、刘 仁轨，此次带山东兵来的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以及几年后在灭高句丽之战大出风头的薛仁贵。
有了这七千援兵，二刘精神大振，立刻召开会议。大家认为应该先攻加林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附近），刘仁轨却认为此城险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宜投入太多的兵力，拖下去对唐军非常不利。
刘仁轨的意思是先攻百济残部盘踞的周留城，老郭说“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拿下此城，而群贼不足惧也。大家认可了这个计划，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走陆路，刘仁轨率军走水路。水路的路线是从熊津江汇入 白江，然后与陆军一起进攻周留。而水军以及粮草船抵达白江口时，意外地发现了日本水军。《旧唐书·刘仁轨传》用的是“遇”，很显然不是双方事先约定在这里进行水战，真是相逢不如偶遇。
日本要成功救下百济，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歼灭唐军。日军一千多艘战舰汇于白江口，劣势是这些船只相对较小，而唐军的170艘多是大舰，汇在一起就是铜墙铁壁，日本战船反而处在劣势。
日军的办法是利用船只数量多的优势冲击唐军大舰，1000多艘小舰还冲不破170艘大舰？日本人的鸭子嘴很快就在实力面前被抽成了猪头肉。
唐舰在刘仁轨的指挥下，列开阵势，把数量多于自己的日本小舰围在水中。唐舰留给日舰的水域空间非常狭 长，日舰被困，无法自由行动，只能被动地玩起了“碰碰船”，自己把自己撞得天花乱坠。虽然日军战斗力很强，抡刀死战，但还是扛不过唐朝大舰的撞击，多数人落水而亡。这场白江口之战，唐舰和日舰打了四场 ，四战四捷，被唐舰烧掉的日舰就有四百多艘，火势漫天，“整个天空都被烧红了”，连海水也是红色的。
当然，海水之所以红，除了火，还有日本人的血。把复国希望都寄托在日军身上的百济王扶余丰见状，吓得屁滚尿流，连夜逃往高句丽避难。海战的惨败，让留守在周留城的日本陆军丢魂丧胆，知道不是大唐的对手，也是连夜撤退，狼狈回到日本。
唐军在白江口之战胜利后，对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塑造是战略性的。首先，百济不复存在，高句丽在几年后也被唐朝消灭，而新罗则不断在朝鲜半岛做大，最终统一了朝鲜半岛。换句话说，现在朝鲜北部和朝鲜南部 （韩国）的前身——统一的朝鲜封建王朝，也诞生于白江口之战。顺序是金氏新罗国——王氏高丽——朝鲜李氏王朝——日本殖民朝鲜——朝鲜南北分裂。其次，白江口之战让日本人明白：唐朝的强大不是日本所能比的，此后不敢再轻易对中原王朝言战。
日本染指百济，其目的至少也要占领朝鲜半岛或半岛部分地区。因为没有和唐朝交过手，在救百济之前，日本对唐朝是存在一定轻视情绪的。此战后，日本人服了，或者是说被打怕了。白江口之战一年后，刘仁轨派人去日本，准备和日本修好，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日本以为唐朝准备渡海进攻日本，吓得赶紧在海防各处加强守卫。
服在哪里？或说是怕在哪里？唐朝的军事强大是建立于唐朝综合国力强大基础上的，制度、文化、经济、思想，都是世界顶级的。日本在这些方面和唐朝的差距太过悬殊，想通过几场战争就打败唐朝，无异于痴人说梦。日本认识到与唐朝的差距后，放低姿态，口服心服地向唐朝进行全面学习。
战前，日本也有遣唐人员，但一次只有一条船百余人，稀稀拉拉。战后，日本每次派的遣唐人员都有五六百人，坐着四艘大船浩浩荡荡赴唐，就是为了全方位学习大唐。
有人说“唐朝文化遗存在日本”，这话太过绝对，但也有一定道理，日本文化确实有一股浓郁的唐风。白江村之战，堪称是古代日本的觉醒时刻，就像一千多年后，美国打开了日本国门一样。1853年，马休·佩里率领的美军舰队用坚船利炮让封闭一千多年的日本大开眼界，日本人震惊于现代化的威力。从此，日本开始抛弃承袭上千年的东方农耕文明，利用船小好调头（封建化思维相对较轻）的优势全面向西看，拜西方人为师。当日本完成工业化之后，通过血腥侵略掠夺亚洲资源，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发生于663年的白江口之战的胜利，让中原王朝的对倭战略享受了长达1231年的地缘红利。即使有元世祖两次东征日本的失利，明朝倭寇的猖獗，从整体上说，日本对中原王朝依然是畏服的。直到1894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大清北洋水师的悲剧性覆没。
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的悲壮沉没，实际上是数千年中原农耕文明（含被同化的游牧、渔猎文明），在近现代化文明面前的谢幕式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