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8年11月12日，黄百韬的部队在碾庄陷入包围。当天，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
杜光亭每天下午两点都会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他们把大楼的绘图室临时改成了作战指挥中心。我每天都会过去看一眼情况。
杜聿明被派往徐州，负责指挥徐蚌会战的整体战略部署。此时，刘峙的权力已被大幅削弱，几乎失去实际指挥权。对此，刘峙心怀不满，特意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失落情绪。
【一】
杜聿明心里同样感到非常难受。
1948年11月8日，杜聿明刚刚完成了葫芦岛国民党军队的撤离任务，搭乘飞机从锦西机场返回北平。他刚到北平不久，与傅作义短暂交谈后，便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
刚瞥了一眼电报，我立马愣住了。
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军官共同策划了一场名为徐蚌会战的军事行动，计划以蚌埠为核心，旨在抵御并击退解放军的进攻。杜聿明对此方案表示支持，并予以确认。
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几天后，蒋介石就调整了策略，决定接受何应钦和顾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军事方针。
杜聿明急匆匆从北平赶往南京，一见面就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有人称你为消防队的领头人，但依我观察，你走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反而更严重了。你还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杜聿明遭到一顿痛斥，心中七上八下，却不敢向蒋介石透露与傅作义的谈话内容，只能低声下气地表示遵命。他迅速赶往徐州，负责指挥救援黄百韬的行动。
杜聿明对傅作义说的原话是：
东北地区的解放军部队规模接近百万，正迅速向关内推进。与关内的解放军相比，他们在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以及整体战斗力上占据明显优势。从军事角度来看，共产党在一年内极有可能完成对全国的统一。
刘峙原本以为杜聿明的到来能帮他解决眼前的困境，可事情并不如他所愿。杜聿明一到就接手了他的权力，这让刘峙心里很不是滋味。要知道，当年在黄埔军校时，刘峙可是杜聿明的老师，如今却形势逆转，自己反倒显得跟不上节奏了。这种落差让刘峙不禁感到有些无奈。
刘峙或许并未察觉，蒋介石对他的军事指挥水平已经极度失望。这种不满情绪在蒋心中积压已久，但刘峙似乎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蒋介石对刘峙的指挥才能早已心生疑虑，这种不信任感日益加深，最终达到了顶点。尽管刘峙仍在履行其职责，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的不满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长期观察和评估的结果。刘峙的指挥表现未能达到蒋介石的期望，这种差距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蒋介石对他的彻底失望。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在个人日记中记录了以下内容：
根据最新战况分析，碾庄地区形势依然紧张。邱清泉兵团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增援徐州。由于大量兵力被牵制在城防任务上，前线作战力量严重不足。刘峙的指挥能力欠佳，令人对当前战局深感担忧。
1948年11月15日，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前往南京，负责指挥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的东进行动，目的是解围黄百韬部。
虽然内心极为不满，但刘峙对此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现在基本不用他费神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刘峙虽然依然参加各类军事会议，但明显失去了话语权。他的主要职责转变为接待从南京来访的高级将领，几乎成了“接待办主任”。
11月28日，刘峙率领徐州剿总部队转移至蚌埠。随着蚌埠指挥所的解散，原主任李延年被任命为兵团司令。此时，刘峙的职责简化为协调刘汝明和李延年两个兵团的北上增援行动。
杜聿明那时身兼两职，担任徐州前进指挥所主任，直接管辖徐州剿总大部分军队。他掌握着该地区超过半数的军事力量，统筹指挥这些部队的行动。
刘峙如今已经完全失去了权力地位。
【二】
多年后，刘峙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提到，他当初被派去担任徐州剿总司令时，感觉就像是“自己往火坑里跳”。这个比喻生动地表达了他对当时局势的无奈和压力，也反映了他对这项任务的艰难程度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徐州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刘峙因指挥能力不足，导致战前部署出现严重问题。这使得国民党军队在与解放军的对抗中陷入被动，且不断遭到分割打击，形势极为不利。
需要指出的是，刘峙虽然能力有限，但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
他之所以能位居要职，得到蒋介石的器重，绝非偶然。
内战爆发时，刘峙担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率领30万军队攻占了中原军区的根据地。面对如此庞大的敌军，中原军区仅有五万兵力，被迫选择突围。这一过程中，中原军区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那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和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原军区的战士们所流的血，其价值和意义不应被遗忘。他们的牺牲是对和平的深刻贡献，应当被后人铭记和尊重。这一历史事件提醒我们，和平的代价是高昂的，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这些牺牲是必要且值得的。我们应当从中汲取教训，继续努力维护和平，确保这些牺牲不会白费。
然而，当我军展开全面反击时，刘峙的处境愈发艰难。他面对的局势日益复杂，应对手段也显得力不从心。随着战事推进，刘峙在战略部署和资源调配上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难以有效遏制我军的攻势。这种被动局面让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战局的发展对他愈发不利。
1946年9月6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了定陶战役，成功击溃了敌方的整编第三师。在这场战斗中，敌军指挥官顾祝同的侄子赵锡田被俘，之后被释放。与此同时，刘峙及其参谋长赵子立因战败被解除职务。
当时刘峙已经彻底放松了警惕，完全放下了戒备心。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不再需要为任何事情操心，就像把战马放归山林一样，准备过太平日子。这种心态让他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防备，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1948年夏秋之际，国民党军队在各个前线战场都遭遇了不利局面。当时负责徐州和郑州方向军事指挥的顾祝同被提升为参谋总长，这一职位变动使得他原本的指挥岗位出现了空缺。蒋介石经过考虑，决定让刘峙接替顾祝同的位置，继续指挥相关战区的作战任务。
刘峙当时在上海，日子过得相当悠闲自在。他远离了繁忙的公务，享受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状态。每天不必为琐事操心，仿佛与世无争，过着一种无拘无束的日子。这种生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
1948年5月30日，何应钦通过电话联系刘峙，正式告知他已被选定负责徐州地区的相关事务。
起初，蒋介石并未考虑启用刘峙，而是优先考虑蒋鼎文前往徐州。然而，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这一提议未能达成共识。随后，蒋介石转而计划委派白崇禧负责徐州，并兼任徐州和华中两大剿总司令。然而，白崇禧在权力分配上态度强硬，与武汉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产生冲突，这一行为令蒋介石极为不满。
想来想去，最终只能选刘峙。
刘峙后来在日记里提到：
何敬公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墨三兄也担任了参谋总长一职。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出于公事上的责任还是私人交情，我都不应该置身事外。重新接手这些事务实在是无奈之举，绝非贪图职位。相信不会有人因此嘲笑我迷恋官职，因为这些都是艰巨的任务，绝非为了个人利益。
刘峙在个人记录中常常自我美化，将自己描绘成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他甚至自比文天祥，暗示自己有着与这位历史名人相似的勇气和担当。值得一提的是，刘峙的故乡是江西吉安，这个地方在古代被称为庐陵，而文天祥正是庐陵人。通过这种方式，刘峙试图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先贤相提并论。
刘峙在其日记中提到，他清楚局势危险，但仍选择接受任命，将自己比作历史上的“文天祥”。
刘峙上任前，内心充满了十足把握。
尽管信心十足，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
1948年6月14日，刘峙被派往徐州担任职务，他刚上任就遇到了豫东战役的爆发。
6月17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及冀鲁豫、豫皖苏军区部队共同发动了豫东战役。最初的目标是围歼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但邱清泉并未按预期行动，导致计划未能实现。
粟裕在战役中灵活调整策略，首先攻占开封，随后巧妙运用战术，将开封让给邱清泉，同时抓住机会对区寿年兵团发起进攻。这一系列行动展现了粟裕在战场上的应变能力和战术智慧。
倘若没有黄百韬兵团的紧急增援，豫东战役的战场范围还能进一步拓展。这场战役的局势原本有可能向更激烈的方向发展，但黄百韬的及时介入改变了战局走向。在没有外部支援的情况下，我军本可以继续扩大战果，将战役推向更广阔的领域。然而，黄百韬兵团的迅速反应和有效部署，直接影响了战役的最终规模，使得原本可能扩大的战局被及时遏制。这一关键因素的存在，成为了豫东战役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直接决定了战役的最终走向和规模。
豫东战役标志着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首次协同作战，为后续淮海战役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不仅是两大主力部队的初次联合作战尝试，更被视为淮海战役的实战预演，展现了大规模协同作战的雏形。通过这次战役，两支野战军积累了宝贵的联合作战经验，为之后更大规模的战略决战做好了准备。
刘峙经历了一番猛烈的打击后，立刻变得安静下来，不再有任何动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峙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尽管他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但在实际指挥中，他却无法有效调动同为黄埔出身的邱清泉。相反，邱清泉对杜聿明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和服从。
杜聿明在外表上，依旧保持了对这位既是导师又是教官的人应有的礼貌和敬意。
【三】
整个十月份，刘峙要么在检阅部队，要么就是在赶往检阅部队的途中，看起来相当轻松自在。这种状态与他日记里写的完全不一样，根本看不出他预料到我们会攻打徐州。
10月上旬，刘峙忙里偷闲回了趟上海，在家里待了几天后，才重新回到前线。
刘峙当时显然被我们部队的战术迷惑了。
粟裕为了迷惑国民党军队，在济南周边部署了多台高功率电台，持续不断地工作，制造出我军在济南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急需长时间休整的假象。
从最终的战局发展来看，这一策略确实发挥了显著作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制定徐州战役的作战方案时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导致部队的调动和部署进展缓慢。
直到11月5日，刘峙通过各兵团的汇报，发现我军有向南转移的迹象，随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下令各兵团向徐州周边集结。
尽管形势紧迫，刘峙的行动却依然迟缓。
尽管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距离徐州最远，极有可能成为我军首要攻击目标，但他依然决定将驻守海州的44军从第九绥靖区调拨到黄百韬指挥下。这一决策导致撤退计划延误了两天，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淮海战役打响后，刘峙收到的战报就没有一件是好的。从一开始，他就不断接到各种不利的消息，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可以说，战役的每一步进展都让他感到压力倍增，情况越来越糟。刘峙面对的局势十分严峻，几乎没有任何转机。
刘峙在回顾徐蚌会战失败的原因时，总结了十三条关键教训。他指出，首先是战略部署上的失误，未能有效集中兵力，导致战线过长，无法形成合力。其次，情报工作不到位，对敌情掌握不足，决策时缺乏准确依据。再者，后勤保障不力，物资供应跟不上，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此外，指挥系统混乱，各级将领之间缺乏协调，执行命令时效率低下。他还提到，士兵士气低落，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导致战斗意志薄弱。最后，刘峙认为，未能充分利用地形优势，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重大决策时犹豫不决，导致最终仓促应战，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
各战区之间缺乏有效配合，部队调动不够灵活。黄维兵团未能及时向东推进加入战斗，导致错失关键作战时机。
六、各部队指挥官之间，平时关系紧张，缺乏默契，到了战场上无法有效配合，结果即便兵力众多，也难以形成强大的整体战斗力。
杜聿明撤离徐州的行为本质上是一场巨大的冒险。如果他无法展现出足够的勇气和果断，迅速采取行动击溃敌军，整个部队将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大兵团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作战，本身就充满了风险。如果指挥官不能迅速决策、果断执行，后果将不堪设想。杜聿明的这次行动正是如此，缺乏果断的执行力，最终导致全军陷入危机。
从实际情况分析，刘峙提出的十三条总结确实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这些经验教训的归纳与总结，在逻辑上站得住脚，经得起推敲。他的这些观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显得合情合理，能够引发人们的深思。
在淮海战役中，刘峙的表现几乎像个旁观者，因此他能够相对冷静、客观地分析战败的原因。不过，他与杜聿明的处境并不相同，所以他的分析中既有所保留，也有所遗漏，并未完全坦诚。
刘峙从整体战略到具体作战方案都逐一进行了详细阐述，但在涉及责任划分的关键问题上，他却避而不谈，转而滔滔不绝地列举自己以往的成就。
刘峙经历了无数战斗，对于战败的原因心知肚明，但他始终选择保持沉默。
刘峙在回顾黄百韬兵团失败时，刻意回避了自己的责任。他提到黄百韬未能及时撤退，还提及59军和77军的起义，却闭口不谈黄百韬之所以在原地滞留两天，实际上是为了等待他的44军。这种选择性叙述明显是为了掩盖自己在事件中的失职。
另一方面，问题也出在蒋介石身上。刘峙后来提到杜聿明带着三个兵团从徐州撤退时，没能展现出“果断勇敢”的作风。其实，不是杜聿明不想表现，而是根本没办法做到。即便杜聿明切断了全军的电台通讯，蒋介石还是通过空投命令的方式，逼他去救黄维。
杜聿明对此不禁感叹：
《孙子兵法》中提到：“不掌握全军指挥权却要承担统领全军的责任。”这句话强调了权力与职责的匹配性。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却要承担重大的责任，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问题。军队的指挥权是统领全军的基础，没有这个权力，就无法有效地调动和管理军队。这句话提醒我们，在任何组织中，权力和职责必须相互对应，才能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目标的达成。如果权力和责任不匹配，就会造成混乱和效率低下。因此，在承担重要职责之前，必须确保拥有相应的权力和资源，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任务。
根据刘峙的个人记录和回忆，他在回顾淮海战役失败时，流露出对蒋介石暗中削弱其指挥权的抱怨。在多个场合，他都提到自己提出的作战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对。这些记载反映了刘峙在战役期间与上级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他对失去军事指挥权的不满情绪。
刘峙的言下之意很明确，他觉得这次战斗失败完全是杜聿明的责任，而他本人只不过扮演了“蒋介石的高级传令兵”的角色，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