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叔瑾，1917年出生，江苏泰兴曲霞人，1940年3月入伍，194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苏北郭村战斗胜利之后，秦叔瑾调到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的苏北指挥部，突击翻印苏北地形图。粟裕经常到测绘班了解绘图进展情况。秦叔瑾就感到他很重视地图，而且深入基层平易近人。但秦叔瑾真正了解地图和测绘工作的重要性，还是跟随粟裕多年后，在战争中逐步认识的。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国民党军和我军三方都是使用国民党绘制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但我军要得到一张五万分之一地图是很不容易的，作战指挥时，主要依靠战斗中缴获的地图。
但这些地图有的误差很大，有的地形标注不准确，还有的是空白。所以，粟裕指挥部队，每到一地都要首先派参谋、测绘人员进行调查和实地补测修正，然后翻印出来供部队使用。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组七个师，粟裕任一师（兼苏中军区）师长兼政委，开创苏中抗日根据地，他经常率师直机关在海安、东台以东，以三仓河为中心地区活动。
他料到这里将要与敌展开长期争夺斗争，必须熟悉并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机关刚到唐家洋（海安以东），他就要测绘人员调查地形。大家了解到有些垦牧公司在沿海开垦后，地形有了变化，于是就给他汇报。他一听，立即指示抓紧时间调测。
因为缺乏测绘仪器，时间和条件也不允许测绘人员详测，只能凭指北针、讲义夹，靠调查、步测来完成。粟裕要求将东台、海安以东到海边的地图放大一倍，图上要具体标明各村庄之间的距离，每个村庄的草房、瓦房数，河流宽窄深浅，哪些地区隐蔽，哪些地区开阔，哪些地段低易积水，并要求大家熟悉路线，尽量做到夜行军能不找向导自己走。
秦叔瑾等测绘人员用了两个月时间，把调测的材料制成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刻钢板油印后分发给部队使用。这样，部队手中就有一份日伪军所没有的详尽地图。
这份地图绘制好以后，1941年8月，日寇全面对我苏中根据地“扫荡”，苏中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粟裕安排好后方机关，命令主力的大部跳到“扫荡”圈外，伺机打击敌人，自己只带一部电台、一个加强排，约四五十人，在敌“扫荡”区与敌人穿插兜圈子。这时，这份地图就起了作用。
粟裕首长率领轻便指挥机构，采取黄昏休息，半夜行军，拂晓宿营封锁消息的办法，让敌人无法察觉我指挥机构的行踪。日伪军分进合击，他就率队就插到敌据点附近；敌缩回据点，队伍又回到根据地。如此与敌人反复周旋了几个月，从未遭敌袭击。
粟裕使用这份地图与敌人周旋时，还不断考察修正。一次，大家住进一个名叫周家仓的小村，他发现图上标记少一座瓦房，立即找秦叔瑾查问并作了修正。
还有一次夜行军，秦叔瑾带错了一段路，又回头重走，延误了时间，他很严肃地说：“怎么搞的？”因为与敌穿插作战中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时间上的误差。
就这样在反“扫荡”中，他亲自修正图上的误差，也纠正了测绘人员工作上的差错。经过这段艰苦的对敌斗争，他那严谨、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深刻感染了周边每一个战士，言传身教中促使测绘人员更精益求精地测绘地图。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仗越打越大，部队越来越多，战场也越来越广。部队的测绘队伍也随之发展起来。测绘人员由开始一人到数人，由数人发展到十余人、百余人。这些测绘人员又逐步培养成各类参谋人员，分布到野战军各纵队、各师工作。粟裕从作战需要出发，培养了大批测绘、参谋人员。
粟裕对地图是非常精通的，而且计算得非常认真，考虑作战计划、方案均在地图上反复测算。因此，他对许多村庄、地名、河流、桥梁、水田、旱地、高山、森林都摸得非常熟，善于把军队的作战行动安排得特别严密。
他对战前部署准备工作认真、细致、谨慎，定下决心时，又非常迅速、果断、大胆。秦叔瑾跟他在敌伪军据点林立的苏中地区三年多，敌人多少次的“扫荡”和“清乡”，他带轻便指挥机构与敌人周旋，有时距敌人只一、二里路往返穿插，从未遭敌袭击。
1943年夏天，秦叔瑾跟他由三仓河地区越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穿过兴化水网地区，渡运河过邵泊湖，到淮南新四军军部汇报研究工作，通过多少封锁线，都未被敌人发觉。
1944年冬天，他率一师机关及部队数千人由淮宝地区渡运河，经淮南渡长江，从下蜀、龙潭之间通过京沪铁路，挺进天目山地区，在铁路两侧的敌占区穿行二三十公里，轻松通过。
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顺利，是与粟司令细察秋毫、熟悉地形、正确判断、运用适当的指挥才能分不开的。一个军事指挥员，在敌情异常严重、战斗极为频繁的情况下，多少个春秋不失误，确实是很不容易办到。
秦叔瑾他们这些参谋人员普遍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跟随粟司令员行动、打仗有安全感，心里踏实有把握。
粟裕用图还有一个特点，他不仅看当面五万分之一地图，而且要看友邻部队地区的二十万分之一图，还有更大范围的五十万分之一图和全国一百万分之一地图。也就是说他不仅是考虑当面的战役、战斗，还要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所以他总是把战役的局部和战略的全局结合得很好。
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曾设想在南线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太行、山东野战军采取外线出击方针。陈毅率山东野战军进入淮北后，令华中野战军进入淮南，攻击津浦线浦蚌段，以资配合。
粟裕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出发，认为到津浦线上去啃骨头，还不如在苏中运动歼敌有生力量更好。他提出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歼敌的意见，得到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支持和批准。在一个半月内，连续打了七仗，这就是著名的七战七捷，以三万人的兵力歼敌五万余人，得到军委通报表扬，要各区仿效。
1948年初，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后方，曾考虑要粟裕同志率一、四、六纵队渡江插入皖、赣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以吸引敌人回防江南，便于转变中原战局。
粟裕立即要参谋处组织参谋、测绘人员在平汉路的漯河、临颍突击翻印鄂、湘两省五万分之一地图，筹划渡江方案。同时，他从战略全局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三个纵队渡江后，不但难以调动中原敌人的四个主力军（师）回防江南，反而会使我军兵力分散，不利于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
他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鄂豫陕、华东三个战略区兵力，统一调遣指挥，在中原大量歼敌。这一意见得到军委批准。
接着陈毅调中原军区工作，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代政委，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并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这一伟大的战略决战，终于实现了将敌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战略决策。他的指挥才能得到了高度的发挥。
抗日战争中，在苏中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岁月，秦叔瑾他们这些参谋跟粟裕在敌群中穿插迂回，大家打地铺睡在一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在战斗中，粟裕只关心整体和他人，不顾自己的安危。
有一次，大家拂晓前到达周家洋（李堡以北），刚躺下休息不久，外出买菜的炊事员就气喘嘘嘘地回来报告：南面一里路赵家墩子到了日寇，还放了信号枪，哨兵亦有发现。
粟裕决心向北转移，命令大家赶快起床。这天作战参谋周蔚昌、侦察参谋严振恒因另有任务不在，粟裕要秦叔瑾带电台及一个班到新街等他，他带两个班掩护大家。秦叔瑾犹豫了一下，考虑应由自己负责掩护，让粟司令员带电台先走。
但粟裕知道秦叔瑾一向担任书记、测绘工作，缺乏战斗经验，催促他快走。秦叔瑾后来回想此事，犹感内疚，同时也感慨粟司令员是何等体贴部属。
战争年代，上下级关系非常融洽。粟裕对同志们关心、体贴，同志们也更加爱护和尊重他。每每看到粟司令整天扑在地图上琢磨打仗，秦叔瑾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把各种比例尺的地图拼接得很好，用薄绸裱起来为他挂在墙壁上。
每到一地，秦叔瑾第一件事就是替他挂好地图，他边看边帮秦叔瑾挂。遇上吃饭时间，他都一定叫警卫员打两个人的饭和他在一起吃，边吃边研究地图。
天目山地区因山区地形复杂，为了让粟司令看地图省力，秦叔瑾就连夜把黑白五万分之一图标上彩色，使山地等高线、平原、湖泊、河流、丛林一目了然。解放战争时期，秦叔瑾也交代测绘股的同志把小比例尺图标上彩色。
粟裕知道工作量太大，要参谋们少标几张，照顾大家的休息。虽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但粟裕的民主与平易近人的作风却使大家的心情非常愉快。
秦叔瑾担任华东野战军作战参谋时，分管作战部署，能有机会参加前委的作战会议，负责草拟作战命令、作战方案和作战计划，与野战军首长接触较多。
他亲眼见到粟裕在每次战役意图形成前后，总是天天在地图上反复测算考虑。每次作战会议上，他的总结发言，对敌情的判断、战局的估量和各部任务的区分，准确、精辟、周密、严谨。
当战役发起之后，他细察战场动态，通宵不离作战室，总要到拂晓才到作战室旁的小床上休息一下。如有情况向他请示时，大家到他床边轻喊一声“粟司令”，他就立即坐起来听取汇报，作出指示或亲自处理。他的这种忘的精神，让跟随他的同志十分感动、十分钦佩。
全国胜利后，粟裕到总参谋部担任领导工作，仍是夜以继日孜孜不倦。长期的劳累使他过早失去了健康，晚年患有心肌梗塞、癌症等重病，但仍坚持工作，鞠躬尽瘁。
秦叔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跟随粟裕将军，参加过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苏中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从一名测绘员开始，相继担任测绘参谋、作战参谋、作战股长。
他给粟裕将绘图达十年之久，这十年恰恰是我军从游击战转到大规模运动战的十年，也是粟裕将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丰功伟业的十年。秦叔瑾是这一历程的目击者，也因此受益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