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刘总编找我，说有人特别想当工交部的主任，问我能否把位置让出来。刘总编已同意我担任工交部主任，怎么别人一找就变卦了呢？我感觉难以接受，就说，这样不好吧，这次为改大报要充实中层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人们也都知道了领导安排的情况，忽然变卦，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而且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要让给他。刘总编看我态度坚决，就没有再坚持。

1992年12月5日，保定市报社召开全体大会，刘总编宣布了编辑部关于机构变动及人事安排的决定。

机构变动是按改大报的需要确定的。改大报后报社运作机制将由“编采合一”改为“编采分开”，业务部室也因此做了相应的调整。原来的全职能采编部室都改为专职记者部，不再担负编辑稿件的任务，编辑报纸四个版面稿件的任务，交给新成立的一、二、三、四编辑室。其中四编室负责国际新闻版，职责是原来出版部的职责。另外，摄美部从总编室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部室。

根据部室变化，又提拔了一些新的中层干部。在公布的名单中就包括我，我被提拔为工交部主任。

公布的人中还有谁，已记不太清，只能想起部分人了。研究室胜副主任升任一编室主任，政教部红副主任升任二编室主任，出版部山副主任升任四编室主任，总编室杰副主任升任摄美部主任，星期刊编辑室恒副主任升任本部主任，通联部增奇副主任升任本部主任，广告部晶副主任升任本部主任，某部奎副主任升任政教部主任，某部荣副主任升任出版部主任，人事科耿副科长升任本科科长，财务科颖副科长升任本科科长，印刷厂军副厂长升任发行部主任。由于是记忆，也可能不完全准确。

原有部室提拔了新主任，原来的主任去了哪里？政教部的鸿主任已提拔为副总编，发行部的明主任则去通联部任编辑。有的则因年龄原因退休。

明主任的调动，我知道点儿主要原因，就是经营不善。发行部的核心任务是发行和投递报纸，他完成这个任务没出任何问题。问题出在他想搞些经营，为报社创收，但一些项目没有成功。

任免大会开过之后，我便到工交部就任。那时工交部还在办公楼西侧阳面的办公室办公，办公室对面的一间小屋也是工交部的，工交部原来的主任托主任在里面办公。虽然我已就任主任，但托主任还差三四个月才能退休，暂时还在工交部工作。

托主任业务能力很强，对保定工业情况非常熟悉，当时他正在写有关如何振兴保定经济的系列述评，虽然面临职务调整，但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仍然耐心地撰写未完成的部分。我之前写论文了，写年度工作总结，经常要举他们部成功的例子，我对他很是佩服，到了一块儿自然要向他学习，向他请教。

我曾担心我俩的这种情况，他会对我很冷淡，没想到他很支持我的工作，我有事请教，他会很认真地给我讲清情况，还会主动出一些主意。在他觉得可能影响我工作时，还会主动回避。我和他相处的几个月，不但没有觉得不适，还觉得有他在我心里踏实。

这次调整后，我们部一共9个人，除了我和托主任，还有儒副主任，克记者、武记者、宇记者、白记者、民记者、钢记者。其中儒副主任、白记者是老工交部的人。

儒副主任（后来的照片）

克记者（后来的照片）

白记者（后来的照片）

武记者（后来的照片）

上任后，我和儒副主任商量了记者们的分工，就召开了第一个部务会，公布了分工安排，并要求记者们尽快熟悉分管范围的情况，尽快上报报道计划。此时的工交部，已没有组版的任务，全部任务都是采写稿件，所以记者们往外跑的时候比较多。但我还是每天早上组织召开碰头会，要求没有紧要任务的记者一律参加。主要是听取记者们的昨天情况汇报和当日打算，然后我安排当日的工作，并提一些要求。

为提高碰头会的实效，我特意准备了一个报道线索本，把我搜索到的报道线索，想到的报道题目，随时记在上面，开会的时候，就参考着它分配任务。分配了的，我会作上标记，完成的我会用红毛笔勾掉。

由于那时记者部的主任和别人一样有考核任务，所以我也要抓紧写稿，另外还要根据编辑部和市里的一些要求，策划、组织一些整体的报道活动。这就要求我对面上的情况有宏观的了解，于是我采访了经委、计委领导和各工业局的领导。

报社中层调整之后，编辑部安排采编业务，改由鸿副总编主持。

鸿副总编

（编采流程照片来自网络，其余均为笔者本人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