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出生于1904年，其家庭背景十分贫困，居住在浙江舟山群岛的岱山岛高亭港。在这个渔村，她的父亲仅是一名小旅馆的工作人员，收入微薄，家庭常常面临经济困难。
1908年，六岁的金维映被送往宁波镇海的叔叔家，以减轻家庭负担。这段经历使她早早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两年后她被父亲接回家乡，并入读了定海女小，这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定海女小的校长沈毅，是当地闻名的爱国者。金维映在校期间，积极响应沈校长的号召，频繁参与各种爱国活动。她与同学们联袂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和游行，以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有时还参与支持学生和工人的运动。特别是在1919年，她还积极参与了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活动。
1920年，金维映毕业于定海女小，随后进入宁波竺洲女子师范学校继续深造。毕业后，她回到了定海女小担任教职，她的父亲金荣贵对此感到无比骄傲。
1924年，金维映在一次前往上海大学看望同学的行程中，与瞿秋白、项英等未来的革命领袖偶然相遇。这次会面极大地扩展了她的视野，并激发了她的思想变革。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她深刻意识到个人努力难以根本改变社会现状，决心必须通过更根本的社会变革来改善民众的生活。
1926年，22岁的金维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在舟山定海地区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盐民运动。
金维映在组织工人运动时表现出了她的谋略。初始阶段，很多工人由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是否加入工会。金维映首先表达了对他们犹豫的理解，随后她引领自己的家庭成员加入工会，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她的弟弟金水定在这种环境的激励下，不仅加入了工会，而且迅速成为了工会中的核心力量。
凭借在工会中的影响力，金水定接触到了一些在盐民社区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金维映随后与这些关键人物进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和说服工作，最终成功地动员了工人群体参与运动。虽然最初的尝试以失败结束，这次行动却在工人心中点燃了革命的火花。
在革命浪潮中，金维映的父亲金荣贵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定海经营的公民招待所在夜间免于检查，成为党内成员的避风港。金荣贵不光秘密保护这些革命者，还保存着许多关键的运动文件，使得招待所成为党的重要据点。
1927年，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金维映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她坚定不屈，始终称自己的行踪只是为了家庭探亲。经过家人的努力和财务支持，金维映终被保释。
释放后，虽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金维映决定独自前往这个“虎穴”。她坚信，正因为上海的地下活动困难重重，她更应前去支持。在她坚定的革命意志下，家人最终同意并支持她的决定。
在上海，金维映见证了纺织女工的苦难，这更加坚定了她的革命决心。她不仅组织了大规模罢工，还在当地开办了夜校，为革命吸引了许多新的力量。这些活动显著提升了上海的革命氛围。
此次上海之行对金维映而言，还有另一层特别的意义——她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相遇，为两人未来的合作与婚姻奠定了基础。
在1931年，邓小平应党组织的安排前往中央苏区从事革命工作，同一时间，中共中央也指派金维映前往相同的地点，使得两人有机会并肩前行。
1931年的7月，金维映与邓小平搭乘同一艘船离开了上海，途径广东和福建，最终抵达了中央苏区。在那里，邓小平担任了县委书记，而金维映则成为了县委妇女部的部长。他们在日常的共同工作中不断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感情，逐渐萌生了爱意，并最终决定结为连理。
然而他们的美好时光并未持久。到了1933年3月，政治风波突然降临。邓小平因为当时的“左”倾政策错误而被解除职务，并在一次公开的批判大会上成为了众矢之的。更为尴尬的是，金维映也被要求出席这次会议，参与对她丈夫的公开批评。
在那次批判会议上，尽管其他许多人公开指责邓小平，金维映却坚定地相信他的清白，整个会议过程中她一言不发，拒绝加入对他的非难。然而无论她的沉默多么有力，都无法阻止局势的恶化。
随后的日子里，金维映饱受精神折磨，无法进食，难以入睡，心中充满了对邓小平的担忧。终于，当她获得探望机会时，夫妻俩激动地相见。面对妻子憔悴的面容，邓小平深感自己的处境给她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在那一刻，邓小平决定提出离婚，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金维映才能继续她的革命工作，不受他目前困境的影响。“我们离婚吧，”他低声说道，眼神避开了她的面庞。
金维映困惑而伤心，“为什么要这样做？”她问。
邓小平回答说：“我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你的前途也会受到影响。只有离开我，你才能自由地追求我们的共同理想。”
金维映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但面对邓小平坚定的决心和已经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她最终无力回天，两人在泪水和无奈中签署了离婚文件。
不久后，金维映遇见了李维汉，两人便结成了伴侣。李维汉是一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著名革命将领，与金维映的出身背景大相径庭。他的成长环境充满了书籍和新思想，这些年轻时的影响使他早早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李维汉在湖南省第一师范接受教育，与毛主席和蔡和森等人成为了同学，并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一起探讨如何用双手改变民族的悲惨命运。
在国民党的激烈迫害下，我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正当金维映和李维汉新婚燕尔之时，他们便必须打包行装，踏上长征的艰辛路途。在这段旅程中，金维映负责管理一个特别的队伍——干部休养连，虽名为休养，但连队中的许多人都是年老体弱或患有疾病的，甚至包括怀有身孕的贺子珍。
长征途中，一次敌军轰炸造成了贺子珍的重伤，她临盆在即，环境异常艰苦。在这绝境之下，金维映勇敢地承担起接生的重任。尽管她从未有过类似经验，金维映还是保持冷静，不断鼓励贺子珍坚持下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贺子珍终于在金维映的帮助下顺利生下一名女婴。
由于条件极其简陋，金维映找来一个木盆为新生儿清洗污血，并将自己的棉袄撕下来裹住婴儿，将其安全地呈现在贺子珍面前。婴儿的到来暂时让贺子珍忘却了所有的痛楚，而金维映则在一旁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但在如此艰难的长征路上，维持一个新生儿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慎重的考虑，贺子珍含泪作出了决定，将刚出生的女儿留在一个小村庄，希望村民能给予她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临别那日，细雨中贺子珍望着渐行渐远的村庄和留在那里的女儿，心中充满了无尽的不舍和痛楚。金维映默默地目睹了这一切，深感同情和心痛。
多年后，虽然贺子珍试图寻找她的女儿，但因为当时没有留下足够的线索，她始终无法找到任何关于女儿的消息，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而金维映自己也未曾预料，她将很快面临与贺子珍相似的悲剧和抉择。
在接下来的长征过程中，金维映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面对极端的环境挑战，她从未抱怨过辛苦与疲惫，坚强地和其他战士一样跋涉山河，未曾要求过任何特殊待遇。穿越无边的草原和覆盖着积雪的山脊，她坚持着，她腹中的孩子李铁映在尚未出世之前，便已经参与了这伟大的历史征程。
长征结束后，李铁映诞生在条件艰苦的战地环境中，由于缺乏医疗设施，是贺子珍和刘英等女性同志们合力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金维映和李维汉对于新生儿的到来感到无比欣喜，尽管战争环境残酷无情，孩子的诞生为大家带来了希望的光芒，为整个疲惫的队伍注入了一丝慰藉。
随后金维映和李维汉一边抚养新生的李铁映，一边继续推进尚未结束的革命事业。金维映在革命根据地还积极从事教育工作，向周边的女性同志传播先进的思想，并提供革命指导。
到了1939年，金维映突然倒下了，原来她的身体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和长征中的劳累后已极为虚弱，加之孕期的辛劳，身体早已疲惫不堪，留下了多种慢性疾病。
为了给她和其他身体严重受损的战士们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组织决定将他们送往条件较好的苏联接受治疗。在1938年，金维映与其他一些受病痛困扰的同志，包括刘群仙，被统一送往苏联进行疗养和深造。在苏联，他们不光接受治疗，还在共产国际党校继续进修，提升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
临行之际，她仅两岁的儿子被带来告别，这一刻金维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痛。尽管她历经无数艰难离别，这次与亲生儿子的分离却异常艰难，泪水不自觉地滑落。
为了恢复健康并继续接受政治教育，金维映含泪忍痛告别，坚定地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列车。到达苏联后，她与贺子珍、杨之华等老战友在莫斯科重逢，他们的相见格外欣喜，仿佛长征的艰苦仍在昨日。
苏联的接待非常周到，新到的同志们得到了彻底的体检和优待，所有人都更改了名字以保护身份，金维映在此期间被称作妮达。苏联政府还特别为他们建造了一座专用的小院，以便他们能在适宜的环境中恢复健康并继续学习。
在这片静谧的小院中，金维映与其他同志被划分到政治和军事两个不同的班级，她本人加入了政治班。尽管这里没有设立党支部，但成立了一个功能类似的学委会，金维映很快就成了该委员会的一员，负责协调学习和讨论。
金维映的学术表现非常出色，她的勤奋和认真为她在同学中赢得了尊重和赞誉。她总是乐于助人，对于求教的同志总是耐心解答，分享她的知识和见解。然而，尽管金维映学业有成，命运却未对她特别眷顾。1939年末，她的健康开始恶化，一种严重的疾病缠身。
最初她还能勉强参与学习，但疾病很快便加重，连日来的病痛让她痛苦不堪。尽管她自己想要坚持下去，但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身影，战友们再也无法坐视不理。1940年12月，在任弼时的推动下，她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941年的春天，当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机群飞临莫斯科时，金维映不幸在医院中遇难，年仅37岁。她的生命如此突然而悲壮地终结，留给了后人无尽的遗憾和哀思。金维映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燃烧自己，照亮了黑暗的年代，她的故事成为了革命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