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乃仁术”是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孟子·梁惠王上》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为医德的基本原则。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篇中说：“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脉理，四识病原，五知气运，六明经络， 七识药性， 八会炮制， 九莫嫉妒十勿重利”。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一“要”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医乃仁术”的命题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提示医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仁”“医”结合。

《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也是我国医德教育方面的早期重要论著。书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名言，更说明了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遇危重病人，要积极抢救，例如战国时名医扁鹊(秦越人)，是一位民间医生，一日，路过虢国，遇虢太子突然发病，昏迷半日不醒，众医束手无策。扁鹊通过详细认真的检查，对虢君说：“若太子者，所谓‘尸厥’者也，太子未死也。”就让学生外施针灸砭石，内服汤药，经过抢救，使太子转危为安。元代朱丹溪医名甚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喻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医生对任何病人都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和爱护，视他们如亲人。中医治病，重视整体，强调辨证，医生临床，望、闻、问、切四诊必须兼施，清代喻嘉言主张“先议病，后用药”，立“与门人定议病式”，充分体现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某些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的庸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我国古代医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书中，就强调医生要品行端正，医风正派。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的“五戒”的二戒中规定：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张杲在《医说》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缠年而百医不愈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这士人在何澄的精心治疗下终于获得痊愈。何澄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为世代传颂。唐代名医沈应善，江西新建人，精医术，有仁心，遇有疫疾流行时，则购储药物，在其宅旁构筑一舍，收留病人，医药费和伙食费一概不收。对待病人，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因命其舍为“来安堂”。又如清代名医张明征，江西婺源人，曾供职太医院，后回籍开业，曾在途中遇一贫苦无告者患痢甚剧，视之恻然，令仆负至其家，服药调治，月余痊愈，仍给资遣其回家，临走时亦不问他的姓名和住址，时人称颂其“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若骨肉”。医术是仁术，学医的目的是为治病救人，而不是为发财致富。李东垣晚年收罗天益为徒，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即问你来学医，目的是为赚钱图利，还是为传道济世?天益答道“亦传道耳”，是为了传道济世。当即收他为徒，后来罗亦为名医。可见我国古代名医对学生的学医动机，道德品质，其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再者要心存济世，不图酬报。扶贫济困，施医赠药，也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最大追求。即如果不能成为良相治国安邦，那就成为良医济世救人。可是，说句话还隐藏着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救人先救己，只有把自己救起来了，才能够去救别人。如果自己生存无依，即使你有再高的理想，又如何去救人呢？中医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仁心仁术，其关键就在于中医这个职业，只要水平不错，不能说大富大贵，但小康水平还是能够做到的，这也是中医能够济世救人的关键。如果象现在这样，中医社会地位低下，收入极低，自己生存还比较艰难，又如何让他们去济世救人呢？比如，现在的中医院，或者医院的中医科，如果你没有钱，估计连医院门都进不去，就更不会有人为你治疗了，至于说半价或者免费为你治疗，就更不可能了。而在过去，这种事情是每一个不错的中医都频繁遇到的事情。

就拿近代的蒲辅周来说吧，他原名蒲启宇，15岁开始随祖父、父亲学医。白天侍诊，晚上读书。18岁出师，坐诊杏林药堂。他对就诊病人一丝不苟，认真诊断，活人很多，小有名气。为了表示济世救人的志向，改启宇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的意思。1921年，潼江水灾，县城拥集大批灾民，蒲辅周早出晚归为灾民义诊，施药。1932年，蒲辅周置田二十亩，创西河义渡。1934年，蒲辅周又拿出节俭之资，买田五十亩创办“同济施医药社”，请名医免费为贫困者诊病，捡药。乡民拍手相庆。蒲辅周成为潼城百姓有口皆碑之人。1935年，梓潼霍乱流行，一天死数十人。他立即汇二百个大洋处方一张。要三弟将治霍乱药方抄写四处张贴。将汇款买药，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蒲辅周就是古代大医的一个缩影，他们在自己生活无忧的情况下，经常为穷人义诊，少收费或不收费是经常的事，遇到灾年还会捐钱捐物，义务救灾。

有一个这样的民间老中医，他一辈子就靠小小的银针给别人治病，收费非常低廉，有时候根本就不收费，都是病人自己过意不去，给个三十五十的治疗费。老中医给病人扎针后，基本上当场就能看到效果，附近那些上了点年纪有腿疼走不了路的老人，血压高头晕难受的村民，甚至有的人牙痛难忍，都会去老中医家，找他扎针。

老中医通过穴位扎针，能让牙痛者立马不痛，也能让高血压患者不再头晕难受，走不动道的老人通过一段时间的扎针，也能恢复缓解疼痛，关键是花不了几个钱。那位老中医在我们那里可是国宝级的人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非常尊敬他，前些年老中医去世的时候，给他送葬的队伍排成了长龙，长到让你看不到队尾。我见过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的葬礼，无非就是小轿车多一点，花圈多一点，大大小小的领导多一点，丧事办得隆重一点，但老中医的葬礼不一样，都是十里八乡受过他恩泽的人自发前来送他最后一程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很难做到这一点呢？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本身就生存艰难。比如现在的中医院或西医院的中医科，绝大多数都是亏损的部门，不得已，中医院开始引入西医的检测仪器，抛弃不挣钱的四诊，而靠检测挣钱，尤其是手术的引入，更是将无数中医能治好的病推给了手术。中医院是活了，而中医却没了。至于西医院的中医科，生存就更艰难了，医院怎么可能放着西医挣钱的西医不做，让病人去中医科呢？很多人不明白，过去的中医只要水平不错，都挣得盆满钵满，而现代的中医却挣不到钱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是政策限制。看看中医行医的主体就知道了，过去主要都是个体行医，而现在行医的主体却是医院。把两者的成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中医是全科，什么病都可以治，因此，一个好的中医就相当于一个全科医院。

比如台湾的老中医张步桃，一天竟然接诊高达200人，而一个中医院也不见得能够接诊这么多人。而张步桃诊断开方，再找两个徒弟抓药，三个人就足够了。如果放到了中医院，至少需要20-30号人，光人工成本这一块就没法比了！况且，医院需要比较大的场所，而个体只需要很小的地方即可，固定成本也低多了。甚至很多中医不需要额外的场所，只在自己家里就行了。比如，只开方不抓药，只收开方费，几乎是零投入，零成本，这谁能比啊！即使收费很少，如果水平不错，找的人多，仍然是收入不错。也正是如此，他们才有能力把中医变成仁心仁术。自解放后，中国行医的主体就逐渐从个体走向了中医院，这其实是把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给破坏了。中医不比西医，西医是标准化治疗，规模化的医院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中医是个性化治疗，个体行医才是最适合的。一旦采用了中医院这种形式，就等于用中医之短与西医之长相对抗，败下阵来是必然的。况且，医院作为集体，挣钱就是第一目标，这就直接让仁心仁术的中医变成了一门挣钱的学问了。

现在去中医院看中医，基本不切脉了，中医大夫不切脉还是中医吗？即便给你把个脉吧，手搭上去还不到三秒钟就放下来了，这样的切脉不就是形式嘛，哪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现在中医院盖的都高大上，里面设备应有尽有，尤其是现代先进技术设备一个都不少，大夫看病离不开检查和检验项目，而且一个都不少开，仿佛离开了这些技术辅助设备就坐不了诊，借用现代设备进行诊断本来是好事，但是不能全然什么都依靠这些技术结果进行诊疗，这也不符合中医的诊疗规则。

现在的许多医院都已经市场化了，需要盈利创收，怎么样才能做到创收呢？当然是给病人多做检查、多做手术、多用药了！就用药而言，现在的西药还需要医生开吗？只要病人的检验、检测报告出来就行，所有的药都有药品说明书，医生只需要对症配药就行了，西医的医生充其量就是一个药品推销员，当然了，那些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除外。

西医培养医生靠流程，与流水线作业也差不了多少，一步步按照既定的教学步骤来即可。中医成医靠传承，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学医的人得肯钻研，有悟性，一人一方，二三十年后方能成良医。君不见以前的那些老中医，从小就开始当学徒，一学就是十年二十年。再来看看我们医学院培养的那些所谓的正规中医，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才开始真正接触中医，仅仅靠学了几本中医著作，其中一大半还是西医的理论，就这，能厉害到哪里去？

以前的中医世家，人家可是世代传承，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通过多少年实践经验总结改进出来的，能一样吗？现在有些病人都是西医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之后，医生也无能为力，实在治不好了之后，才想起来找中医试试看的，多少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意味。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照样有不少被中医彻底治愈的病例，也只有到了这种情况下，那些亲历者才会赞叹中医的神奇，愿意打心眼里佩服中医。

中医从原来的收费低廉走向了高昂收费，从原来的一人诊治，走向了团队合作，从原来的小诊所走向了大医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西医引进来之后，很多中医都西化了，进医院就要用仪器检测，不检测医生不给开药。而在以前，只要吃几付药就能好，不用仪器诊断，也不用找专家挂号。到了医院野蛮生长阶段，很多西医医院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吸引人们进入。不但打广告，而且还会有很多康复的病人给他们做宣传，还有免费体检，用大巴车拉着农村的老人们体检，检出毛病，就要开药治疗。可以说，医院已经成了赚钱的平台，而医学就是一门生意。

医院会研究患者的心态，也会制定霸王条款。不经过仪器诊断不给开药，不经过病人或家属签字的手术不给做，于是，很多人都纷纷折服，到医院就要遵守医院的条款，按照医院的诊疗流程来，而不能自己提什么意见，更不能找医院的麻烦。医学成果被明码标价出售，至于是不是卖得贵了，就没人深究了。即便有人深究，也弄不出个所以然来。资本投资医院之后，不会给人们发现漏洞的机会，也不会让人们发一些医院赚钱的言论。医院本来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经过资本运作，成了最赚钱的地方。没有钱财就不能进医院，也看不起病。以至于医院成了银行之外最赚钱的单位，连一些国有企业都自愧不如。医院就在那里等着生病的人们，从来不着急，也不强迫人们看病，但人们有病还是要到医院去，进去就要遵循医院的规定，成了“待宰的羔羊”，却无力反抗。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只能听医生的，却并不能有什么自己的意见。

医生成了医院平台的售货员，病人成了医院平台的顾客，而得了绝症的病人成了医院的摇钱树，也成了各个科室喜欢吃的“唐僧肉”。一旦把医学纳入资本运作的系统，就会有损医学的荣光。医学本来是给人们提供方便，解除病痛之苦的，可是经过医院的售卖，医学成了收费的服务项目，成了卖药的学理支撑。如此一来，医学就走下了神坛，也走出了实验室，进行了商业化运营。

病人成了实验的小白鼠，而医生成了毫无感情的实验者。医学从研发到市场化运营，全程都有资本投资，也就是说，从研发开始，医学就奔着赚钱去了，说是为了给人们减少病痛，其实都是幌子，而且新药、特效药出来之后，并不会立刻投放市场，而是会停留一段时间，等待市场上的旧药消耗差不多了，才会投入市场销售。甚至有的药企会给人们投入一定的延迟药，只是阻碍了病症的发展，却并不能根治，而且患者要不断购买这种药，还要终生服药。并不是没有根治的药物研发出来，而是根本不会立刻投入市场，以免撼动旧药的市场，即便没有什么损失，也不会投放市场，而是用一些延缓病症发展的药，一步一步抻着病人走。因此，要想让中医回归于仁心仁术的本义，就必须让个体行医回归主体。中医从来不怕和西医竞争，怕的只是不平等竞争。比如现在的医疗报销体系，只允许在三甲医院，而这些都是西医院。自己有了劳保，但到了个体中医这，还需要自己付费，而到医院却不用自己花钱，当然高下立判了。还有，现在的很多疾病，只允许西医院治疗，却不允许个体中医接诊，比如传染病，传染病法规定只能西医院治疗。更可笑的是，主流竟然把中医看成是专科，让中医只能看专科的病，本来所有病人都可以接，现在只让接一科的病人，病人数量大大减少，当然收入很低了！个体中医更不怕与医院竞争，个体的成本极小，它比医院的优势多了。

没有了个体中医做为中医的主体，中医治疗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中医即使再有仁心，也要自己先活着，为了自己的生存，仁术也就变成了挣钱的学问了。如何才能够中医真正成为仁心仁术呢？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全面放开中医个体行医，鼓励医院的中医个体行医，开放民间中医，让个体行医成为整个中医的主体，唯有让中医自己生存无忧，仁心仁术才能够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