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冬天的一个日子，江西某个猪场的兽医意外地接到了一份从北京拍来的电报。发电报的人是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电报简短地写着：“快来北京！”这位收到电报的兽医，他的名字是李汝庆。大家就好奇了，李汝庆和王震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李汝庆出身富贵人家，从小就过得挺滋润。1949年春天，解放军快打到长江边了，怕战乱影响，李汝庆就跟家人一块儿从武汉逃到香港，去找在那儿做生意的大哥。上学那会儿，李汝庆受到了不少先进思想的影响，所以高中毕业后，他一个人跑到上海，加入了解放军。到了1949年秋天，李汝庆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参加了培训，后来就被安排到部队的文工团去工作了。没过多久，李汝庆在一次演出上唱起了《东方红》，可没想到，队里头有人告发他，说他在唱的时候把“大救星”给唱岔了，唱成了“大舅子”。上头也没去细查，加上李汝庆有“海外背景”，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直接让他停工反思，还挨了批评。不久后，他就被军队除名，打发回了老家。回到武汉，他被严格管了起来，就连过年都没法回家，过了好几年情况才好转。
1956年，李汝庆获得了考大学的资格，不过只能选兽医专业，后来他考上了武汉兽医学校，入学时成绩还是第一名呢。虽然还是个学生，但在那个年代，各种各样的“活动”才不会管你是不是学生呢，每次都躲不过，倒霉得很。经过三年不容易的大学生涯，李汝庆好不容易通过了政治审查，终于拿到了武汉兽医学校的毕业证，随后被安排去了江西红星垦殖场上班。因为他是个大学生，进了农场后，就得到了党委领导的赏识。这让他觉得能重新开始，不用再那么小心翼翼了。工作时，他满怀热情，又肯下功夫钻研，拼尽全力去干，甚至有些过头了，就像是树大容易招风那样。结果，好多人对这位新来的大学生都不太看好。
1964年搞社教运动的时候，李汝庆以前的事情被大家挖了出来，特别是他的“海外关系”被反复说起。每次批判活动，他都少不了要出场，不过这次他是站在被批斗的台上。在那个特别的岁月里，像李汝庆这样的人，只能去做挖土的活儿，连养猪这样的事儿都轮不上他，因为人家生怕他会不小心把猪给害了。有一回，农场里的饲养员生病了，没人能替班，这时大家才想起李汝庆这个“替罪羊”，派他去猪圈照料猪儿们。谁成想，就是这次“被迫与猪为伴”的经历，让他碰到了生命中的大贵人——王震。那时候，王震刚被安排到江西红星垦殖场去做“实地了解”工作。在农场指导员的带领下，他去看猪圈。李汝庆正专心地照顾小猪崽，完全没注意到身边的“大人物”，只顾埋头苦干。王震站在一旁默默观察了李汝庆很久，对他那特别的饲料配比和喂养方式很感兴趣，于是转头问指导员关于李汝庆的情况。
搞清楚问题后，他走到李汝庆身边，直接问：“母猪一年能生几胎小猪啊？每胎大概有多少只？还有，小猪断奶时大约有多重呢？”李汝庆一听有人问话，瞅见旁边站着的指导员，心想这肯定是个“大人物”，赶紧回答说：“一般情况下，咱们猪场每头母猪平均能生1.8窝小猪，生下来能活下来的有9.6头，养活率能达到92%。这些小猪养60天后，大概能长到20斤重。”王震被他的回答勾起了兴趣，接着问起了关于怎么饲养管理和品种怎么改良的事儿，李汝庆都耐心地一一告诉了他。听着的时候，王震不住地点着头，脸上挂着笑容，看起来非常满意。
李汝庆心想，这位既专业又亲切的长辈肯定是省里派来考察畜牧业的领导，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人竟是农垦部的王震部长。过了两天，李汝庆正在田里头给庄稼上猪粪呢，排长急匆匆地跑来，喊他去总场的会议室。他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这回又是啥事儿，跟以前几次似的，心里不由得有点紧张。进了会议室，他才意识到自己想错了，两天前碰面的那位“头儿”正坐在椅子上，对他说：“我们跟你们党委商量好了，现在打算让你‘松绑’，来来来，坐下一起开会吧。”李汝庆一听到“解放”这俩字，感觉就像是在做梦，眼前的景象让他难以置信。
王震对着满房间的干部，嗓门一亮：“对于海外关系，咱们得把思想理清，觉悟得提高。咱们党的目标是发展生产，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想让红星的畜牧业腾飞，就得靠有能力的人……”这三年多时间里，每次“开会”，李汝庆都是站着，没想到现在竟能和王震部长并肩坐着开会。这对他的震撼实在太大，心里久久不能平复，糊里糊涂地在会议室坐了俩小时，领导们到底说了啥，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会议结束后，王震特地把李汝庆叫到跟前，亲切地问起他老婆孩子的近况，还拉着他的手聊了好久。那天，李汝庆一边哭一边奔回家，老婆看到他这样，一脸懵，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她也憋不住，跟着大哭起来。
重获自由的李汝庆工作起来特别有劲，他把几项任务都完成得很漂亮，这让王震特别高兴。有一次，王震叫住他，说：“以后有空了，来我这儿聊聊天。”王震初到红星垦殖场时，家里人都还没跟来，他就独自住在总场楼上的办公室里。到了一个星期天，李汝庆特地来找他，和王震一起聊了聊天。走进屋里，李汝庆这才瞧见，王震的生活和他心里想的完全不同，里面就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和一张木板床，再没别的了。这让李汝庆心里特别感动。王震让李汝庆坐在床边，那床垫就铺了一层薄薄的硬板，李汝庆心疼地说：“王老，这床垫这么薄，得多冷啊，您可要好好照顾自己！”
他们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农场的养殖方面，聊得特别合拍。李汝庆走到书架那里，瞧见上面摆满了关于农牧业的书，心里挺高兴。王震瞧出了李汝庆的心思，就对他说：“你要是想要啥书，以后上我这儿来借就行。”李汝庆心里充满了感激，他随手翻了翻书架上的书，看到好多地方都画了线，还有详细的批注，甚至整理了不少学习卡片。这些内容大都是围绕红星场的实际情况展开的，他心想，难怪王老对这里的专业知识如此了如指掌。因为两人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且李汝庆性格随和，所以他很快便成了王震闲暇时经常一起聊天的人，两人相处得非常自在。过了几年后，王震回到了北京，还是很惦记老朋友李汝庆，他们经常写信保持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各种政策慢慢到位，李汝庆在解放时期挨的处分被纠正回来了，但并未完全解决。原因是他当时被怀疑唱了那首“大舅子”的歌，上面的人还是觉得处理他没错，只是可能手段重了点。这个说法，让李汝庆的军人和工作年数都不算数了，他的工作年数只能从1960年到红星垦殖场开始算起，他只能拿到“退休”的福利。说起这事儿，李汝庆觉得挺憋屈，心里五味杂陈。虽说“绊脚石”是挪开了，可他心里那负担还是卸不下。他好几次申请要个彻底的说法，想把这事儿翻篇儿，但都没能如愿。这件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当年的相关人士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根本没法查。而且现在在这里工作的同事，也都不清楚那时候的事情，没法给他当证人。很明显，靠他自己，这个“冤案”是没机会澄清了。
没办法了，李汝庆想到了找王震帮忙。于是他跑到北京，跟王震的秘书说了这事儿。秘书就建议他给王震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各自写封信，把情况说清楚。王震那时候忙得不可开交，还没来得及见李汝庆，就得赶去上海检查工作。于是，他直接对李汝庆说：“你跟我一起去上海吧，正好也能瞅瞅那边的农场。”在飞机上，李汝庆抓住机会把已经写好的报告交给了王震。王震看完后，二话不说，直接在报告上写了批复：“总政的余主任，这事得彻底平反。就按1949年参军的标准，给李同志发人民解放军转业证明。我在红星垦殖场时，李同志跟我一起，他一门心思扑在畜牧上，是真正的行家里手。”没多久，余秋里就把王震批过的报告递给了南京军区政治部，让他们按指示办。李汝庆终于拿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证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还享受了1949年转业的待遇，成了一名“离休干部”。
想到这件事，李汝庆感激地说：“真是多亏了王老的帮忙！”王震回到北京心里还惦记着李汝庆，1982年冬天的时候，他给李汝庆拍了个电报，电报上就简单写了四个字：“快点来北京”。李汝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直到到了北京才明白，原来是王震邀请他一同去黑龙江友谊农场看看。友谊农场的奶牛养得非常棒，上面打算好好发展养牛，红星场被选为试验的地方，这次叫李汝庆来北京，是想让他去学习点经验。参观的队伍从北京启程，路上在哈尔滨带上了一批人，到了佳木斯又加了一批，队伍就这么一点点壮大了，最后整整装了一火车皮的人。王震看到这情况，生气了：“这是咋回事？咱们又不是去捕猎老虎，要这么多人干嘛？得减员！去掉三分之二的人。”结果这一决定下来，李汝庆就被安排离开了队伍。
快到友谊农场那会儿，王震去找李汝庆，可没找到他，秘书就说：“他被裁员了。”王震一听火了：“怎么减了？谁让你把李汝庆给裁了？我好不容易从江西把他请过来，就是想让他去友谊农场瞧瞧！”秘书明白已经太迟了，因为李汝庆早就回到了北京。没办法，他只能照着王震的吩咐，打电话让李汝庆快去友谊农场。第二天，李汝庆又一次前往关东，说来也怪，佳木斯下起了大雪，火车因此停运了。知道事情后，王震就让秘书告诉李汝庆，先别急着回江西，直接去北戴河找他。过了几天，王震回到了北京，李汝庆碰到他就问：“王老师，有啥事儿不？”没啥特别的事，就是想休息一下，找你来说说话。
李汝庆非常荣幸，他跟着王震先后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福建、黑龙江、湖南、广西等地的畜牧农场参观，并且还一起到过日本、澳门这些地方考察。自打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变样了。李汝庆心里挂念着在国外做生意的哥哥嫂子，就盼着他们能回来瞧瞧，到家里来，红星家随时欢迎他们来做客。1986年大年初一，李汝庆的哥哥和嫂子回到了多年没回的祖国。他们在国外时就听舅妈提起过，说弟弟碰上个“好心人”帮忙。这次回国，他们特别想见见这位大好人。李汝庆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王震之前就跟他说，要是他的亲戚从国外回来了，他也想见见他们。
过完春节，他们一家满心欢喜地到了北京。李汝庆先去找了王震的秘书，可秘书说，根据中央的规定，外籍华人不能去中央领导家里，只能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李汝庆心里挺纠结，去人民大会堂动静太大了，再说他哥嫂哪能承受得起这种大场面。想了好久，他最后还是决定不搞特殊，只好硬着头皮跟哥嫂说：“王老出远门了，不在北京，怕是见不着了。”李汝庆的哥嫂觉得挺可惜的，把带的礼物交给他，让他帮忙给王老。等他们飞到美国后，王震夫妇才知道这事儿，就找李汝庆问了哥嫂的地址，还写了封信表示谢意。李汝勤老师夏静娴女士可以这样说：夏女士名叫静娴。李汝庆同志帮忙转交了你们从老远的地方寄来的糖果，真是太客气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心意！这次你们回国探访，没能有机会见面，真是太遗憾了！我和李汝庆同志共事多年，咱俩知根知底。汝庆同志虽然受了冤枉，但他心里一直装着祖国，支持共产党，一门心思扑在发展咱国家的畜牧业上。红星农场畜牧业能有今天，真的离不开他的付出。相信你们也会为汝庆同志的成绩感到高兴！祝你们身体棒棒的，家庭和美幸福！王震和王季青1986年春天里的4月26号那天。后来，李汝庆从他哥嫂那里拿回了这封信，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自己身边。
1981年春天，王震和他的妻子再次回到了多年未见的红星场，他们以前住过的那栋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总场的接待客人的地方。在那间自己曾经住过的屋子里，王震和一同前来的杨成武总参谋长、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还有省军区司令员王保田聊起了天。王震的夫人和李汝庆则在一旁说着闲话。没多久，王震把李汝庆叫了过去，对他说：“你是这方面的行家，给大伙儿讲讲，养奶牛有啥好处吧。”李汝庆鼓起勇气，给各位领导好好“讲”了一回。1982年，北京举办了中国奶牛协会的成立大会，王震也来参加了并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口就问：“有没有江西的朋友在啊？李汝庆同志到场了没？”
李汝庆站了起来回应，在众多专家学者的注视下，王震如此看重他，让他感到怪不好意思的。1983年6月份，李汝庆收到了电报，说要去湖南株洲参加一个关于全国农垦工作的报告会。他很自觉，一到会场就找了个角落坐下。可王震在发言时，不停地向李汝庆提问，旁边的人见状，赶紧把他换到了王震旁边坐着。从那以后的好多年里，每次开会王震都会提到李汝庆的名字。想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汝庆心里满是感慨：“王老对咱们知识分子那份尊重和喜爱，真是讲也讲不完，说也说不清。就算他当上了国家副主席，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也始终记得那些普通朋友的情谊。”
跟王震认识的这些年，李汝庆心里一直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能再让王震尝尝“萍乡豆豉”的味道，另一个就是王震走的时候，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1985年，王震让李汝庆到北京时帮他带点有名的萍乡豆豉来，那是他在战争时在江西吃过的，印象特别深。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时常想起那个味儿。李汝庆跑了好几家店铺，到处找那种老字号做的豆豉，可都没找到。原来啊，这个正宗的萍乡特产被假货给搞没了。王震没吃上萍乡豆豉，遗憾地说：“这么好的地方小吃，现在竟然没了。”在王震病得很重的时候，李汝庆去看了看他，不过医生告诉李汝庆，为了王震的身体着想，现在不能见客人。
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广州去世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李汝庆和红星的其他领导立刻连夜赶路去广州。可等他们赶到广州时，王震的遗体已经被飞机送去了北京。于是，李汝庆他们一刻也没耽误，直接赶去北京，参加了王震的遗体告别会。为了表达对王老深深的怀念，李汝庆等人想在王震的灵堂前拍照留念，管理人员还没来得及说不，王震的秘书就说道：“别阻拦，拍吧！”为了纪念王震同志，红星场的老人们在他曾经辛勤劳动过的地方，立起了一尊洁白的汉白玉雕像。王震在85岁那年去世，所以雕像的背景是用八十五块花岗岩拼成的红旗。红旗前面设了四级台阶，代表着王震四次到红星场进行工作和视察。红旗的正面写着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写的字：“王震将军在红星”。而背面则是王震给红星人留下的题字：“要艰苦奋斗，勇于开拓。”
这个名叫“红苑”的雕像园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由李汝庆总指挥负责。他感慨地说：“我都六十多岁了，离休前就想把‘红苑’建好。王老把骨灰洒在红星上，在那里安了家，我也要守着这片红色的土地，一直陪伴着他。”以前的文章：1947年，毛泽东到寺庙里逛逛，庙里的和尚跟他说：别的地方您随便看，就是别去游黄河。1996年的时候，彭钢他们向党中央转达了彭德怀的一个未了心愿。中央看了后回复说：批准了。1975年，在会议开到一半时，毛泽东突然向邓小平问道：谭政那家伙现在在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