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十万入侵陕西。

俺答汗自嘉靖初年崛起，由于明朝坐视不理，导致势力日渐强大，屡次侵略明朝的西北边境，并屡屡得手，明军不能敌。

鞑靼骑兵这次取道庆阳直逼延安，所过之处劫掠一空，眼见敌军来势汹汹，沿途关卡的明军不敢对抗，纷纷作鸟兽散。

当时曾铣以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军务，面对大批敌军入侵，他亲自率军驻守延安以北的安塞城，抵挡鞑靼锋锐。

曾铣当时带了多少人呢？《明史》说只有数千人，当然俺达汗统率的攻击延安的部队只是一支主力，肯定不到十万，但也不会少于几万人。

面对敌军步步紧逼，曾铣不退反进，移驻至安塞城北60里的塞门寨，鞑靼猛攻城寨，明军在曾铣督战下誓死坚守，战况陷入焦灼。

曾铣

就在双方在塞门寨打得不可开交之际，俺答汗得报：位于走马梁山以北的粮草库突然起火。

原来曾铣派出一支精兵，在参将李珍的率领下悄悄去摸了俺达的粮草库，明军一拥而入，斩鞑靼兵数百人，得手之后立马撤走了。

走马梁粮草被袭击虽然损失不重，但对俺答汗而言却有一种异样的警告意味：只要明军摸了一次，肯定后面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他就不得不分兵去守卫粮草，不能全力攻击塞门寨。

俺达的目的是拿下安塞，而不是在区区的小寨子下面浪费时间，但只要曾铣这根硬骨头卡在他的喉咙里，他就不能安心进攻安塞。

思前想后，俺达决定撤退：反正在甘肃、陕西劫掠已经得手，犯不着和曾铣死磕，万一搞得阴沟里翻船就更不值得了。

俺达撤兵之后，曾铣巩固边防，严明军纪，使得陕西的防御力量有很大加强，某年除夕之夜，俺达以为明军也会痛饮过年，于是派出骑兵入境骚扰。

鞑靼首领俺答汗

不料曾铣料到俺达这一招，强令各军半夜出发巡边，两军在黑夜里狭路相逢，明军有备而来，鞑靼轻敌大意，当场被明军按地摩擦，之后小股的鞑靼骑兵竟不敢再轻易犯境。

当然，如果曾铣仅仅只满足于保境安民，做一个无功无过的地方大员，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坏就坏在这人不开窍，竟然想着在嘉靖的领导下立不世功名，他满怀信心地上书朝廷，请求率军收复俺达的大本营河套地区：

“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鎗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炮火雷激，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如果曾铣的建议得以实施，可能后面就没有俺答汗什么事了，但他碰上了嘉靖这个奇葩领导。

曾铣的报告打到内阁之后，内阁的老爷们都是一帮假一赔十的马屁精，说白了就是皇帝的贴身大秘，他们知道：嘉靖皇帝大权独揽，事必躬亲，根本轮不着自己发表意见，凡事只要看皇帝的意思就可以了。

明世宗嘉靖皇帝

果然，嘉靖的态度一日三变，今天说曾铣的意见可行，明天又突然发出灵魂追问：

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先民荼毒何？

这下内阁众人全慌了，赶紧把自己刚写好的支持收复河套的意见烧了，纷纷上书指责曾铣好大喜功，无事生非，劳民伤财，是国家罪人。

究其原因，是因为曾铣与内阁首辅夏言交好，招了大奸臣严嵩的忌，严嵩根本不愿意曾铣立功，反过来提高夏言的地位，于是在嘉靖面前极力主张不宜收复河套。

他更杀机毕露地说：之前夏言发诏书表彰曾铣，我们内阁其他人员都不知道。

这可招了嘉靖的忌，他最害怕的就是内阁大臣和地方大员联合起来架空自己，导致大权旁落。

夏言

既然是大秘就干好大秘的活，去结交地方上的人干什么？于是曾铣就被套了一个“结交近侍”的罪名，跟夏言一起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

曾铣死了，嘉靖朝唯一一个能够抵御鞑靼的人才没了，一个只会吹牛的马屁精却被从大牢里放了出来。

仇鸾是正德年间著名将领仇钺的孙子，他爷爷打仗的本事没有学到分毫，拍马扯淡的本事却是无师自通。

嘉靖三年，皇帝为了给自己的老子争名分搞了一出“大礼议”，仇鸾不失时机地上书支持皇帝，这个马屁拍得皇帝浑身通泰，由此赢得信任，平步青云成为甘肃总兵。

仇鸾在甘肃期间也不是没有遇到过俺答汗入侵，但每次都是避而不战，等鞑靼骑兵走了再杀几个无辜的老百姓，谎称“大捷”，得以加官进爵。

结果仇鸾的官当了没有几年曾铣就来了，他因为纵兵扰民被曾铣弹劾，不仅官当不成了，还进了监狱吃上牢饭。

明朝军队

曾铣被抓之后，仇鸾乘机上书表示自己是冤枉的，并向严嵩大肆行贿，最后得以出狱，官复原职。

鞑靼听说曾铣被杀大喜，开始变本加厉地在边境骚扰抢掠，这丝毫不影响仇鸾的官当得越来越大。

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太保、太傅，反正大明朝最高的官职仇鸾几乎都当了个遍，直到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

这一年，胆肥了的俺达出兵攻打仇鸾的地盘大同，仇鸾不敢和俺达作战，只好派人携带巨款前去贿赂俺达，请求他的军队绕开大同。

俺达收了钱之后果然没有再来打大同，但是事情却大条了：鞑靼骑兵从大同入塞，直扑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

简直是离大谱，大将送钱给敌人顺带把皇帝卖了，就这罪名足够仇鸾死上个十七八次。

《明史》载：秋八月丁丑，俺答大举入寇，攻古北口，蓟镇兵溃。戊寅，掠通州，驻白河，分掠畿甸州县，京师戒严。

明朝与鞑靼形势

蒙古骑兵包围北京城，疯狂劫掠河北州县，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从未有过之事，一时间，万千百姓流离失所，家园被毁，或死于蒙古兵刀枪之下，其状真是惨不堪言。

这时候嘉靖皇帝在干什么呢：秋八月丙寅，封方士陶仲文为恭诚伯。

一个除了坑蒙拐骗烧香炼丹，连屁都不会的江湖术士，居然让嘉靖打破了明朝非武勋不得封爵的惯例，封为伯爵。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才封了新建伯，刘基辅佐朱元璋开国才封了诚意伯，而陶仲文一人兼任少师、少傅、少保，加封“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兼领大学士俸禄。

史载：“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显然，嘉靖这次又想让陶仲文请天兵天将击退鞑靼军队了。

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曾铣死了，抵御外敌的任务只能寄托在马屁精和骗子身上。

陶仲文被后世视为妖人

很快，嘉靖封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人马救援京城，仇大将军根本不敢和鞑靼交战，只能跟在敌军屁股后面礼送鞑靼出境，俺答汗抢过一遍的地方，官军冒充鞑靼士兵再抢一遍，顺便杀几个来不及逃走的老百姓作为“战果”。

随后，仇鸾将一堆老百姓的人头送去给嘉靖邀功，于是嘉靖晋升仇鸾为太保兼太子太保，而将兵部尚书丁汝夔、巡抚侍郎杨守谦两个倒霉蛋送去菜市口切开晾着。

仇鸾畏敌如虎，一听要打仗就怕得要死，干脆向嘉靖建议“鞑靼所图的不过是钱财，何不开边贸送钱给鞑靼？”

于是嘉靖三十年春天，明朝在宣府、大同开马市，和鞑靼贸易，鞑靼一边收钱，一边继续在边境侵略骚扰不止。

屈原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意思就是演奏高雅音乐的黄钟被砸烂并被抛置一边，而把泥制的锅敲得很响。

纵观嘉靖一朝，如严嵩、严世蕃、陶仲文、仇鸾等奸臣、贪官、骗子，马屁精和糊涂虫大行其道，如夏言、曾铣、胡宗宪等真正有才能的官员却大多下场凄惨。

无题

如修道炼丹、大修宫观，写青词等扯淡的事皇帝越干越起劲，却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置之不理，视如草芥，悲夫！

所以后来毛主席评价说：我看《明史》最生气。

但嘉靖比较牛的一点在于：他虽然收拾了忠臣，但最后起码连奸臣也一并收拾了，所以也并不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