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雪萍，近代著名军阀张作霖的儿媳妇，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的弟媳妇，丈夫张学思在新中国第一代海军司令部担任参谋长。

她本人则是资深老八路，1938年十八岁到延安参加革命，2022年去世，见证了我国从抗日战争到国家成立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历程，她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

历史从来不是大人物英雄事迹的一次次累加。

在大事件的纵切面处，有无数小人物的声音被淹没其中，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些声音，正是因为这些声音，我们才能见识到历史最为的鲜活一面。

以下内容是根据谢老的著作《从延安出发——开国少将张学思夫人谢雪萍口述历史》改编而成，以个体生命的见闻为角度，展现某些历史的细节。

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我的讲述呢？就从我的故乡广西苍梧开始说起吧！如今，我已经年近百岁，故乡的模样早已模糊不清。

我的父亲在我尚不记事的年龄，就离开了人世间，战争年月，养活一个孩子不容易，家人就把送给一个姓谢的亲戚。

其实我本该随父姓——李，可因为小，没有自主抉择的权利，就跟着人家姓了谢。

这户人家一开始相当富裕，可随着养父的去世，家道中落，过惯了好日子，就很难适应窘迫的生活。

那时候我正处于十三四岁，养母想让去给人家做小老婆，换一些足够他们生活一段日子的金钱，我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便连夜逃向了广州。

我在一家针织厂找了份工作，生活不算好，但好歹能够养活自己。

工作之余，我参加了由“左派”人士组织的夜校，也是在那里我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国家动荡，个人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1938年，日本人轰炸广州，工厂成为了废墟，没法继续开工，也就意味着我失去了工作。

忽然，我想到在夜校读过的一本杂志——《激流》，杂志里提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向全国的学子发出读书的邀请。

听说在那里读书，管吃管住管学习，还不用交学费。我本就是一个人，这样的条件非常具有诱惑性。我想过去，但是广州到延安有千里之遥，没有路资，根本不可能抵达。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平时压根儿没什么交际哥哥找到了我，他正在和我的堂姐恋爱，表示愿意带我过去。

于是，我就坐上了前往延安的火车，那时候的交通网不像今天这么四通八达。

我们经过武汉，经过西安，最后是靠步行走近最终的目的地——抗日军政大学。

我是在1939年九月份才入的学，是一所新成立的学校，叫做中国女子大学。

学校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高级班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深的人，我则是进入了普通班。

这里的分班并不存在歧视，而是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的安排，毛主席、周副主席有时亲自给我们上课。

由于方言的问题，很多时候我根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说是听课，实际上不过是坐在教室里感受上课的氛围罢了。

适应了一段时间后，我跟同学们也互相熟悉起来。

因为我来自于广东，方言里带有当地的口音，年龄又小，同学们便戏谑地称呼我为小广东。

同班有一位名叫顾红的女孩，她来自于东北，有一天突然来问我：“小广东，你去不去新市场？”

刚好我的笔记本用完了，便和她一起前往，在路上我发现一个人骑着马，一直不远不近地跟随着我们，顾红还上前和对方打招呼，并且热情地介绍对方。

从顾红的口中，我得知对方的名字叫做张昉，同样来自于东北。他是个老党员了，现担任抗大二大队的队长。

看对方的年龄不过二十出头，大概入党的时间较早。

到了市场上后，我们再一次遇到了他，关于这些事情我本来没有多想，事后顾红向我解释道他早就中意于我。

从第一天上课时就注意到了我，以后每次上课他都提前过去，目的就是占一个和我相近的座位，当知道我的座位不固定时，才停止了这一做法。

在延安谈恋爱，不同于大城市，它让明白一个人只要浪漫，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感受生命中的美好。

我永远忘不掉那一天，他站在门口处，沐浴在早春的阳光里，见到我之后，他问我吃饭了没有，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吃饭是一桩大事，我当然说没有。

他说要带我去临近的小餐馆吃饭，到了之后，他点了一个法国面包，我有些懵，这个地方难道还有法国面包？

等端上来之后，我才知道所谓的法国面包，不过是馒头片上裹一层鸡蛋。在那个年代，这就算是一顿好饭，我们吃得非常愉快，谈得也很开心。

我们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张作霖的儿子，有一次还问我是否知道他的身份，我说我知道他是一名老党员。

他笑而不语，直到结婚后我才知道他的原名叫做张学思，张学良的亲弟弟。

当时，张学良在全国的名声很高，敢于兵谏当时的总统蒋介石，他应该是第一人。

由于这件事，大家对这位富家公子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一个由爱国主义情怀的人物。

结婚很久以后，我们俩曾谈论过父亲张作霖与兄长张学良，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父亲的四姨太许夫人。

父亲是土匪出身，他童年受尽了委屈，靠着一身的单量蹚出了一条道。从身为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评价他，他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

奇怪的是他从小与父亲就相处不来，在父亲的眼中，自己的利益高于国家，他不肯为了国家去做出牺牲，在各种权衡利弊下，致使他多次被日本人利用。

因此，他很早就逃离了家庭，改名张昉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一层关系。

十七岁那年他在同学王金竟的介绍下加入了我党，从此走上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路子。

成为党员在很多时候意味着要为了一个崭新的国家牺牲小我，要克服千难险阻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要扔掉原来许许多多的生活习惯。

这些我深有体会，结婚不久，组织就安排我们前往晋察冀，那时候我们去什么地方，凭借的全是一条腿，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匹。

学思手上一共有两匹马，一匹是为队伍中的伤员准备，一匹供他使用，由于路途遥远，危险重重，很快两匹马都成了伤员的专属。

我没有让他丢脸，即使在怀孕期间，我仍旧和大家一起步行。

强行军的要求非常高，最低的要求的一天行走一百里，印象中有一次在日军的追赶下，我们连续走了一天一夜。

孩子出生后没几天，我们就再次踏上了征程，带着孩子毕竟是累赘，只能忍痛将其寄养在农民的家中。

后来我们再次去到那个村庄，发现哪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儿子到底是生是死？去了什么地方？成为了永远的谜。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党史突围”，日军试行了三光政策，又布置了一层又一层的封锁线，就是要彻底消灭我们。

实话说，比在夹缝中求生存还困难，我亲眼看着一个个人在我的身边倒下。

在那个年代，人命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就像是后来的屠宰场，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最渴望的就是短暂的宁静，最害怕听到的就是枪声。

一旦枪声响起，就要立即投入战斗，残酷的场景就要再次上演。

在那些年月里，在日常的交谈中，学思多次谈到父亲，多次谈到兄长，一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他说自己许久没有回到那个地方。

若不是父亲当年和日本人妥协，日军应该不会这么快就进入东三省，如果这个国家多一些像毛主席、像周副主席那样的人，应该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

他认为兄长在西安兵谏必定会载入史册，正是因为他的举动，国共两党达成了合作，早一步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进攻。

如果没有西安的兵谏，日军如今还不知道猖狂到什么地步。

有人问我如果知道学思是张作霖的儿子，还会选择他吗？问这个问题时，当时正处于一段特殊的时期，学思因为不肯向某些人妥协正被人陷害。

我告诉那人，我爱的是学思这个人，而不是因为他是谁的儿子。

后来，学思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已经因为重病被送到了医院。

因为长期遭受非人的折磨，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他最牵挂的还是手头的工作，询问我那些人有没有拿到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

我摇了摇头，他才放心地离开，那一年他才五十四岁。

后来，我带着他的念想第一次去向大帅府，院里的场景与几十年前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公公张作霖已经去世，生命留在了柳条湖。

我似乎看到了幼年的张学思，那时候的他无忧无虑，他本有资格享受家族的恩赐，不必去受那些不必要的艰难困苦。

但是他仍旧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那条路，勇往直前的往前走，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说公公张作霖对这个民族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他为这个民族培养几个优秀的后代，他们为推进这个民族独立自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思去世后，我还去了几次美国，探望兄长张学良。

学思生前曾对我说过，他多想兄长能够归来，他一定会陪着兄长返回大帅府，去哪里追忆往事，回顾往昔。

我也询问过兄长对于曾做过的事情后悔吗？他本来可以在蒋介石的麾下博得一个更好的前途，就是因为这件事落得一个终身软禁，值得吗？

他笑着告诉我这是一个根本无需考虑的问题，但凡他当时想到了这些，就不会做出这件冒险的事情。

也就是从那个时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学思，他为何对那般佩服兄长，为何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总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到身后。

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有无数像他们这样的人存在，才能一次次从磨难中走出，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