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一起床，看见一篇文章，在朋友圈火了，标题就是什么“国本之争”.......内容暂且放一边，我只觉得“争国本”这个词汇有那么些熟悉，但好像不是很常见。
我在脑海中快速的回忆了一下，想起来了，“国本之争”的意思是古代太子储君之位的争夺。我之所以对这个词语印象这么深刻，来自于十多年前的那套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讲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储君之争，立福王还是立太子呢？
心血来潮之际，就简单讲一讲“争国本”的来龙去脉以及争赢了之后的后果吧。
中国古代，历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的说法。因此，按照礼法，让合适的人选，顺利继位为太子，被称为争国本。万历朝的争国本，本是一常见的宫斗剧情，但是历史往往比现实更精彩，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帝王的私家恩怨，极有可能引起天下重大的变故。
先来说说当事人之一万历皇帝吧，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也是纵观二十四史少见的统治者。他是整个大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九岁登基继位，在位四十八年。但他曾经身居深宫二三十年不上朝会见群臣！《明史》神宗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实际上，万历帝并不是一开始就荒于政事。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将前十年称为幼冲期。这个时候，明朝由三百年来最强的补锅匠张居正当政。张居正身居宰辅，推行改革，同时身为帝师，对天子要求十分严格。这十年，大明国运有好转趋势，万历帝在严师的看管之下，也未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万历九年，朱翊钧年方十九，这正是一个荷尔蒙冲动的年纪。在一个宫女王氏前来拜见之时，临幸了这名宫女，后来这名宫女诞下一名皇子，是为皇长子朱常洛。本来按照立长子的惯例，皇长子朱常洛顺利即位为太子，王氏册封为皇后，便皆大欢喜了。
可是众所周知，人类往往不习惯于对自己的第一次荷尔蒙冲动去负责任，更不用说多情的帝王家了。万历皇帝皇帝被帝师张居正和母亲李太后管的十分严格，形成了十分叛逆的心理。对王氏和其所生之子丝毫不感冒。王氏并没有因此而飞黄腾达，反而受到冷遇。
对于万历帝这样被束缚久了又有着极强叛逆心理的青春期男孩，一个对胃口的女人，是很容俘获他的心的。这时候，郑氏进入了万历帝的世界中。郑氏长袖善舞，且极其善于花言巧语讨这名天子开心。久而久之，万历帝陷入了郑氏的怀抱无法自拔，且这一陷就是三十八年，郑氏平步青云，后来被封为贵妃。
万历十四年，郑氏给万历帝生下三皇子，取名朱常洵，受封为福王。爱屋及乌的万历帝从福王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动念头，立福王为太子，而将皇长子朱常洛置之不理。但在明朝，废长立幼实乃大忌。这样做，必然会遭到群臣的反对。万历帝便在这个时候当起了鸵鸟，对福王百般宠爱，对册立储君一事一推再推。
而皇长子朱常洛却一直处于被冷遇的状态，不仅受不到万历皇帝的青睐，和自己生母也是十年未见。还由于迟迟未确立太子身份，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和教育。在较大的年纪才开始阅读经典，学习帝王之术。甚至身旁的宦官和宫女下人对他也未有足够的尊重。
满朝文武终于看不下去，一些言官便在万历十五年前后上奏，劝万历帝早立储君。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一有人带头上奏之后，奏折便如雪花一般飞入万历帝的桌前，其中不乏郑贵妃妖后乱政，劝帝王早立皇长子以正国体的激烈言语。
万历帝自小在张居正和母亲李太后的严厉管束之下如履薄冰，但张居正和李太后先后故去以后，束缚在万历帝身上的枷锁刹那间就解开了。万历帝这时候才意识到天下大权是在自己手里，没人可以束缚自己。被严格压抑太久的人，就像一个弹簧，压制时间长久之后，会从一个极端，弹向另一个极端。
这时候的万历帝，就像一个叛逆中的孩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这些上奏的人发动了很激烈的反击。但凡是言语过激的上奏者，全部予以廷杖、罚薪、贬官处理。但是明朝的言官们，都有一种倔脾气，不少人以领廷杖作为荣誉，标榜自己的高风亮节。
万历皇帝面对这个情形，采取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不上朝，不在金銮殿之上会见群臣。这种行为，很像一个淘气的孩子说——我不和你玩。可万历皇帝，却比孩子要任性多了，这一不上朝，就是二三十年。
不用说，万历皇帝不上朝期间，在后宫自然是没有少沉溺于郑贵妃的温柔乡。郑贵妃母凭子贵，也没给万历皇帝吹耳边风，让万历帝立福王朱常洵。
张居正之后的前几年，尚有申时行这样的治国能臣管理朝政，大明王朝运转还算比较有序。但是申时行之后，万历帝又不上朝，朝政立刻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绝大多数的臣子还是坚守大明立国的传统，要求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也不乏一些投机者，押宝郑贵妃母子，就这样，无端的党争开始了。群臣内纷纷拉帮结派，都为了自己的小团体殚精竭虑。却极少忧国忧民之士。
就这样，国本之争，伴随着党争内斗，持续了快二十年，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帝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其他皇子为藩王，并且择期就藩，离开京城去往封地。
这期间，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可以说给整个明朝的官僚体系来了一次大洗牌，但接下来整个大明王朝就如多米诺骨牌开始崩溃了。
前文提到，万历帝不上朝，并且处理奏折也十分懈怠缓慢，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人员流动又很大。一时间，竟然很多官位空缺，候补人员，迟迟得不到批复无法上任。而且这些空缺的并不都是芝麻官，个别地方，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也长期处于空缺状态。这样一来，帝国自上而下，开始溃烂，武备废弛，民生凋敝。
万历皇帝虽然居于深宫，但是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却是丝毫没有落下，依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敛财，派出宦官去各地征收矿税、盐税。这些矿监官员一到地方，就大肆敛财，甚至不择手段戕害各地百姓，终于在各地激起民变。整个帝国，已经烂到根上了。
更让人唏嘘的是，虽然已经册立太子，国本之争却未彻底结束，山雨欲来风满楼。万历三十一年，北京城发生妖书案。一封小册子上，以对话的形式，说明郑贵妃时常在万历耳边吹枕边风，试图废掉皇长子，立福王为储君。这个册子的内容，很快传得满城风雨。万历皇帝勃然大怒，派出东厂和锦衣卫去追查，一时间弄得人人自危，最后以处死一个位置较低的书生了事。但是朱常洛的太子之路却还没有那么顺畅。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是一件悬案在深宫中发生。一个叫张差的"疯子"，拿着一根木棍，到太子朱常洛所在的宫殿，逢人就打，连续打伤了几个太子身边的贴身宦官。后来被赶来的人群给制止。在审讯的过程中，这名"招供"，自己受了郑贵妃身边贴身太监的指示，奉命去打太子朱常洛。
这可是一场大暴风雨，群臣激愤，纷纷上书要求严惩真凶，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万历皇帝下令，郑贵妃去太子面前寻求谅解，太子朱常洛终究是网开了一面，郑贵妃逃过一劫，那几个太监和张差被处以极刑，案件就此了结。自此，没人再敢去动摇太子的位置。国本之争，终于到此告一段落。
国本之争，看似太子一派是胜利者，实际上，这很长时间的虚耗，已经给大明王朝敲响了最后的丧钟。懈怠的统治者与空缺的官僚体系，让这个帝国内忧外患，边关狼烟四起。萨尔湖之战前夕，总兵刘铤在演武场练兵之时，竟然枪头脱落，火药无法点燃.....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萨尔浒之战，二十多万明军精锐，在混乱的指挥系统和荒废的武器装备双重压力之下，被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铁骑打得全军覆没，关外大片土地沦丧，辽东几乎无险可守。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命运多舛的苦命太子朱常洛终于登基。国号泰昌，朱常洛登基之时，试图励精图治，废除苛政，力行改革。然由于登基之前的动荡与波折，在身处九五之尊后，夜夜于后宫笙歌，不出十天半月，病倒在床，开始与大臣商量身后事。
太常寺卿李可灼进献红丸一颗，泰昌帝服下一颗之后，容光焕发，颇有起死回生之意。于数日之后便服下第二颗，却于当夜疾病攻心驾崩。泰昌帝在位仅一个月，给后世留下红丸悬案。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野史上还留下福禄宴会的传说，当然，这只是野史。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于眉山自尽。生前哀叹：大明天下，奈何亡于朕手。同时留下遗言：是文臣皆可杀！
国本之争，长达数十年，并且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赢家，这是一次大明王朝的内耗，将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借鉴一位前辈的话作为结尾吧：多考虑民生大计，不要动不动扯什么国本之争的大旗。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国本之争，不祥之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