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覆灭，非一日之寒。
自赫鲁晓夫至戈尔巴乔夫，领袖的思想政治日渐蜕变，乃至堕落，是其灭亡之根本。
政治上，信仰动摇，理论迷失，建党原则遭到否定，亲信任用与派系之争频发。
同时，戈尔巴乔夫之改革，不过是与久已腐化的特权官僚体制相辅相成，最终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此外，所谓的特供制度，也揭示了共产主义在苏联变为少数人的享乐工具，公平正义早已名存实亡。
少数人的“共产主义”——前苏联特权阶级的“特供”生活
苏联“特供”制
在斯大林铁腕统治下孕育，勃列日涅夫时代凋敝至极，特供制在苏联的权力长廊中早已根深蒂固。
特供制是一个供应链条，是一个奢华的象征，也是腐败的证明。
从斯大林到地方的小官，从中央的达官贵人到乡间的集体农庄头目，人人依据自己的权位享受着那些令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的特权。
这特权的具体表现，可以说是极尽描摹：黄金地段的别墅，车辆众多，司机随叫随到；饭来张口，服侍周到；疗养、保健无需自费，专业医护随时待命；至于安保、狩猎游乐，更是少不了的。
想要的教育资源为子女直接保送，普通百姓难以一窥的奢侈品在特供商店中随意挑选，价格之低廉，恐怕是路边摊也难比拟。
在叶利钦的自传中，这位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回忆说，当他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就已享有莫斯科河畔的一座带有花园、运动场和电影厅的豪华别墅。
其内有厨师、服务员、清洁工、花匠应有尽有，每个房间内都装有彩电和报警设施，每扇门外更有卫兵严密守护，豪华程度令人咂舌。
特供制度的另一特色，便是其秘而不宣。
1945年四月，苏共为高级干部及专家推出了特定的工资制度，初期尚有明文规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不见天日的“信封”制度。
所谓“信封”，便是将数额不明的现金，用封口的小纸袋封存，与工资一并发放，内中多少财富，连领取者在开封前都莫能知晓。
这笔钱免征税务，不计入党费，无迹可寻，领取者还须对外严守秘密，一旦泄露，便是罪责难逃。
1923年11月8日，苏共定下了选拔与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制度，形成了三种不同层级的官职等级名录。
首层的显赫之列，包括了中央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的首脑与大工业的掌舵者；次则为各部、局的副职及其他相当职务；末等则派给了地方的领导干部。
至1924年之初，中央委员会盘点出总共有13163位干部在册。乌拉尔州不甘落后，也列出了1066人的领导干部名录。
权力的光环下，一旦被列入这官僚名录，就意味着特供制的优待。
而一旦失势，既是职权的流逝，亦是生活乐园的破灭。
在特供制的庇护下，苏联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认知的工业强国，战胜了二战的烽火，更是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令军事实力翱翔国际。
勃列日涅夫时期，特供的网织更加精细，对象、范围、标准均有所增加。
特供的受益者及其家属共计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尽管这些人的日常消费在国家账目中看似不过是沧海一粟，但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开支，却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这些开支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不公与资源错配，逐渐侵蚀了苏联社会的基石，最终以一种几乎不可逆转的方式，将这个曾经雄伟的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特权现象层出不穷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阴雨蒙蒙的莫斯科，克格勃的首脑安德罗波夫正打算一举扫清国内日渐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
但这却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坚决反对。
安德罗波夫的目标指向了内务部，那里的腐败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在谢洛科夫的掌控下。
可是，当安德罗波夫将一份揭露国内腐败状况的报告摆在勃列日涅夫的桌上时，后者不仅不悦，而且突然变脸。
他与安德罗波夫的关系由亲密无间转为冷若冰霜，竟长达三个月不见面，电话也不接，仿佛把他视为瘟神一般。
这情形持续到安德罗波夫无奈之下将报告内容一改，换成了一份毫无波澜的喜报，声称一切平安无事，勃列日涅夫这才恢复了往日的和气。
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们，一面是不断扩大特权的种类，另一面对于各级干部对特权的追逐不加阻止，甚至默许和鼓励，使得享受特权的党政官员人数急剧增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
这种行为在党内起到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榜样作用”，把腐败推向了一种几乎公开化的地步。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特权现象已达到了空前的严重程度。
领导干部根据自己的级别享受着从住宅、别墅到汽车等一系列的特权，这些都由国家或党的预算买单。
享受这些特权的人数高达五十万至七十万，若算上他们的家属，则有三百万人沉浸在特权的泥潭之中，占全体居民的1.5%。
这种特权现象和特权阶层的存在，成了社会上众矢之的，被广泛诟病。
从安德罗波夫的挫败到勃列日涅夫的纵容，再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无力回天。
特权制度如一株毒草，早已深扎在苏联这块沃土中，随风摇曳，生根发芽，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让整个国家的体制机能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不是满脑子想着如何扶持苏联经济摆脱泥潭，也不是怎样实施改革，让国家走出长久的阴霾，而是急急忙忙地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了一座座物质享乐的高墙。
他刚一担任总书记，便指挥下属在风景如画的海边新建豪华别墅及其他度假设施。
他位于列宁山的六居室官邸，更是金碧辉煌，从远处就能瞥见其富丽堂皇的外观，成了莫斯科旅游的新亮点，展示了权力的奢华与荒谬。
在他的统治下，私有化改革成了官僚们公开化公为私的绝佳机会。
这些当权者，或许曾誓言要为人民服务，现在却在转瞬间将苏联几代人的血汗之劳，化作了自己口袋里的银两。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商界的精英中，竟有超过40%出身于这些前苏共的官僚。
而在1992年至1993年间，俄罗斯最大的100家私人企业中，有62%的所有者原是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他们巧取豪夺，成为新时代的富豪。
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本就是一般产业工人的八倍之多；大企业的总经理，则是工人的四倍。
对比之下，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则是普通工人的150至400多倍，这种差距虽然在美国更为极端，但苏联的领导人在体制内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苏联领导人在积累了物质财富后，总是提心吊胆，惟恐哪一天被人揭露或被起诉。
这种恐惧，与其说是对法律的畏惧，不如说是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内疚。
这样的体制，其瓦解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统治精英的无止境追求个人利益，最终成为了苏联体制不可避免的裂痕。
而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不过是把这种裂痕扩大，直至整个国家的结构崩解。
“改什么呀？”
在1920年，列宁启动了新经济政策，让市场的风帆再次鼓起，疲惫的苏联经济似乎瞥见了复苏的曙光。
但这一切，在斯大林的铁腕之下很快变了调子。
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曾经的战友相继倒台后，斯大林不仅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反其道而行之，推行了以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标志的斯大林模式。
这虽未完全复归至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却也是一种步后尘的倒退。
斯大林模式下，政府对生产环节实行全盘控制，分配环节则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为少数人开设的特供体系，另一部分则是供大众的普通商店。
特供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价格虽与国际市场接轨，却令普通苏联百姓望尘莫及；普通商店则是价格昂贵且货源紧缺，有钱也难买到需要的物品。
二战之后，尽管苏联的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却步履蹒跚，究其原因，是庞大的特供体系吞噬了经济增长的绝大多数成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特供体系愈发根深蒂固，其特别推崇的意识形态官苏斯洛夫曾言：“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
在这个体系下，特权与职务紧密相连，为了维护干部队伍的稳定，干部们通常只升不降，一旦升至国家领导人之列，便可享受终身职位，不需退休。
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实则堵塞了年轻干部的晋升通道。
为了激发年轻干部的活力，不得不设立更多的机构，增加领导岗位。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数量激增至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臃肿而无效。
特供系统的范围不仅限于领导干部，还扩大到了他们的家属，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
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又一个的家族，享受着国家资源的无度挥霍，而普通百姓只能在他们筑起的高墙之外，遥望那些高不可攀的奢侈。
特供不止局限于各色商品，它深入到服务业的每一个角落：医疗保健、子女教育、甚至休闲旅游，乃至空姐和飞行员，皆为特供所涵盖。
虽然这一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稳固了干部队伍，却对经济增长无益，反而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
到了七十年代末，连党内都有人警觉到这一制度的不可持续性，柯西金及其助手起草的经济改革报告，虽引发了特权阶层的恐慌，结果却是助手的撤职。
等到戈尔巴乔夫接棒时，苏联经济已是病入膏肓。
特供制造就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庞大群体，这些人对任何改革都表现出极大的抵触和排斥。
他们享受着特权提供的一切：特殊的住宅、医疗、教育和购物便利，这使得他们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无法感同身受人民的苦难，从而使改革的必要性在他们心中被完全切断。
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改革心存畏惧，担心失去自己手中的丰厚利益。
赫鲁晓夫曾是对抗特供制度的先驱，他取消了种种特权和高薪，尝试通过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来破除固化的利益链条。
但那些因失去特权而心怀不满的官员们，却将他逐出权力中心。
而继任的勃列日涅夫，作为既得利益的代表，不仅恢复了特供制，还对任何改革建议置若罔闻。
他的名言：“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成了维护现状的口号。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意图虽然力度更大，但长期沉浸在特供的优越中，他在推进改革的同时，自己也搬进了新修建的列宁山上的别墅。
这种矛盾的行为使他的改革失去了彻底性。
他一边大力整顿特供，一边纵容政府官员利用特权为私。
这样的特供制度，让整个苏联失去了改革的动力和方向，最终导致失去了自我修复的任何可能。
参考资料：
特供制是苏共从亚健康走向衰亡的病灶
易重华 王伟
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上)——写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之际
李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