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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府风云》不仅展现了西南地区的秀丽风光，更展现出一种颇为神秘的“土司体制”。明嘉靖朝以前，土司也被称为“土官”，是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由朝廷委派。

到了明代，“改土归流”已成为中央加强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措施，其效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上的均衡。

元朝时期，中央就建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少数民族的政权，和明朝的土司差不多，而且大部分的土司都是用官衔来称呼的，土司的等级森严。那么，明代是怎样实行改革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平衡？

明代政治体制偏重权力分散，行政、军事、监察等职能相应的组织结构也各有差异，而西南、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则与中央的官僚体制相似，彼此配合，互相牵制。

在明代土司制度中，土府、土州等都是管理地区，负责管理社会事务，土司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土司通常都是手握兵权，类似于唐代的地方节度使。

明代中叶实行的是土司体制，而土司体系中，负责军事的是都尉，卫所里的大多数都是土人，因此，这些官员也被称为“土司”、“百户”。

明代强化边疆控制，首先要明确政治体制，土司在地方的权利主要集中在军事上，因为谁拥有军队，谁就有权利。

虽然由土司代行中央巡抚，可以有效避免边境发生战争，但由于地势较高，中央对此仍是鞭长莫及，故而由土流共管成为历史，成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土流共管首先要做的是安抚地方土司，毕竟没有人愿意将权利拱手相让，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封官、赏赐、世袭。

土司在官职上还有晋升的机会，有军功，有忠心，有纳贡，有进贡，尤其是军功，不过中央在任命的时候，也会充分考虑当地的民意。

既然要插上“流官”，就必须确保土司的地位稳定，而且招安平乱是朝廷承认的大功劳，可以用声威来镇压那些试图造反的人，那么这些土司的权力就会在朝廷的支持下，继续扩张。

此外，为确保官职的世袭，朝廷在优待政策中引入“借职”。土司官职可以由官职代代，这对平定地方土司、显示朝廷的厚爱是有益的。

土司制度的完善，并不是朝堂上的人说了算，而是日积月累的习惯。

为“帮助”土司管理，朝廷往往会派遣官员到边疆，但实际上权力并不大，等同于中央派驻的监察使，随时向朝廷汇报。

虽然边境的控制力有所增强，但安抚、怀柔等地方，却是中央对边境的一项重要政策。从明初到嘉靖年间，各地土官的任职和封爵都被收入《土官底簿》，这一资料对研究明代的土官制度和土官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土官底簿》中记载的最多的是土流共治，中原的州县制度在边境也有很大的发展，但任命的官员大多是土人，而汉人则是负责监察和汇报。

但我们可以从文献上看出，土流并治的想法很好，但因为民众的数量太少，语言也不太好。

不管是默契还是假戏真做，对土人来说，最高的统治者还是自己的子民，而且朝廷也认可当地的意见，所以他们很乐意被册封。

于明廷则成功地在各地安插“眼线”，强化边境监管，并以皇权为封疆大吏，以稳固边疆，以巩固边疆。大体上，双方各有各的利益，把土司制度作为彼此遵守的法律。

明代在边疆强化中央集权，改革的首要步骤是模仿中央体制，建立土司制度，由土人治理土人，以稳定人心，镇压地方暴动。但由于边境没有朝廷的官员，所以皇帝陛下一直担心那里的安全，所以才会实行土地和土地的统一。

实行新体制的先决条件是保证土司的既得利益，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包括官职晋升、向地方民众请愿任命官员，这都是朝廷为了安抚民众和土司的手段。等一切准备就绪，朝廷就会每年派出一些官员，前往边境。

由于奉行土人自治的宗旨，朝廷派出的官员实权不大，但实际上是个监察官，主要职责是观察民众，监督土司的行政，并及时上报朝廷。这样，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管理体系就形成了，并且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展。

参考文献：《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