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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历来都受到国家的重视。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历代则会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提升教育水平来培育一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是中国古代的特色之一，这两种文化在演变、碰撞中创造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政治、经济、教育瑰宝。

其中，作为少数民族主政的元朝蒙古族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以牧业经济为基础，融合儒学思想。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在中华教育史上作出了不俗成绩。

元蒙教育因为千余年的游牧生活基调，没有学校教育的传统，而在与农耕文化碰撞中，元蒙吸收了农耕文化的“文明”“礼教”，形成自己的独特色彩。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这是北方少数民族首次建立统一政权。蒙古族慢慢开始接触中原汉文化，以家庭教育为主的牧民接触汉文化出现明显的水土不服。

在蒙古民族传统的教育方式中，有极大的随意性和自由性，教育内容则更倾向于原始的、丰富的、开放的玩耍游戏。

年幼的一代倾听长辈讲述故事，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蒙古族游戏，参加热闹的达慕大会，和长辈学习牧业技巧。这一切构造了一个神秘原始，又无比丰富的自然世界。

和中原传统的学校教育相比，蒙古族教育呈现出牧业经济文化影响下的独特属性。

因为游牧民族不断迁徙的特点，蒙古教育以言传身教、口耳相传进行教育，缺少系统、规范的学校教育。

在辽阔草原上，蒙古族小孩无拘无束，和野马奔驰、牧羊野餐，梦想成为母亲故事里的英雄。他们亲身参与牧民的生活，在民俗故事的耳濡目染下成长。

可以说，蒙古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长期游牧在辽阔的草原上。由于游牧经济的迁徙特点，蒙古族缺乏学校教育的传统。甚至，很多知识单凭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录。

为了维护蒙古高原的统一，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汉国之后，才建立了蒙古自己的文字。

原来的蒙古大多通过草绳记事、口耳相传这种古老方式沟通，成吉思汗找到一个名为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让他创制了蒙古文字。

没有文字，难以诞生规范的教育。因此，蒙古长期以家庭教育为主。所以，长期以来，家庭教育是蒙元人民主要的教育形式，有着不规范、松散的特点。

然而，随着忽必烈统一全国，蒙古独特的教育方式变得不适宜了。元朝统治者在保留蒙古民族教育部分特色的基础上，加入了“汉化”政策。

蒙古最高统治者采取了积极的、兼收并蓄的，融合其他民族教育优点的教育政策，形成了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化政策。

在教育上进行大量的“汉化”，如：建立汉文学校，用蒙语翻译汉文典籍，重用汉人。无不反映了元朝统治者落实“汉化”政策，积极进行教育“汉化”。

契丹著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多次向蒙古统治者强调：“治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

意思是想要保持元朝的成就，王上必须重用儒臣。耶律楚材的观点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赞同，蒙古族重武轻文、文治多缺，必须引入儒家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和教育。

经过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等人推崇崇儒国策，儒学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儒学博大精深，难以易学。除为儒学强大造势，元朝统治者采用种种方式减少传播儒学的困难。元朝统治者令专研汉文的学者用蒙文翻译了经典《孝经》，另外兴办学校、重用儒士。

长期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不适应学校教育，元朝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地区的政策，鼓励他们在校学习。

元朝还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并公告：愿意做去儒家学习，可以免杂役。

这些宽松的教育政策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滋润的土壤，数年间座座新校拔地而起。

可以说，元朝这些教育方针，极大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在文化政策上，元朝以孔儒为核心，辅之以程朱理学。元仁宗时，就确定了理学的官学地位。

与其他任何朝代的教育方针不同的是，元朝尚文禁武，且不拘一格部分国别民族。忽必烈战于马背之时，就重用有一技之长的俘虏，不分“儒、道、释、医、乐人”，广揽英才。

许衡就是元朝统治者在战俘中发现的人才，他倡导程朱理学，提出“行汉法”，是元代传播理学的第一人。同时，许衡还创立了国子学，形成了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汉文人才。

在积极重用汉文化的措施下，佛、道、理学、数学家、文学家、红喇叭教等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英杰为元朝所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人都对元朝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

元蒙大量吸收汉文化，汉文化的霸道使得蒙民族本民族文化极度消退。元蒙取长补短、推陈出新，以汉文化为核心，发展出自己的民族教育制度。

在吸收汉文化、继承汉教育的同时，元蒙也在积极发展本民族的教育文化。除了大量汉文学校，为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元朝设立了蒙语学校。

民族文字与文字教育相辅相成，文字对一个民族十分重要，为了简化蒙语学习，推动蒙古字教育，忽必烈令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字。

新的蒙古字更加简单易学，用新蒙字写文，更加顺言达事。自今以往，凡施用文字具用蒙古新字。

为了推广蒙古语言文学教学，元朝设立了蒙古国子学，学习用蒙语翻译汉语经史典籍，还创建了蒙古翰林院。这些学校都是元朝首创，在中华漫长教育河流中独树一帜。

可以说，元朝尊孔崇儒，推行“汉化”政策，同时积极发展蒙古文化，形成特色鲜明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

通过元朝尊孔崇儒、多民族教育并举的政策，元朝教育蓬勃发展。同时还缓和了社会各民族矛盾，促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蒙元教育文化。

除了独特的以儒学为核心，多民族教育并举的教育政策；蒙元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教育制度。

元朝设立各级、各类的学校，如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私学。由于元朝积极发展文化教育，这些官学如雨后春笋搬涌现，州县学校数量最多时达到24000余所。

这个官学普及率超过了前代，培养出多样化的人才。在针对蒙古最高统治者及皇室成员的宫廷教育中，元蒙主要以经筵讲官主持为主。

这些经筵讲官主要向皇帝授课，给皇帝讲授经史子集、祖宗遗训，教材以汉文学为主，如《资治通鉴》《四书》《五经》。元朝皇帝在对典籍的学习中，学习为君的德行及政治素养。

东宫教育也是元蒙宫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皇帝会为皇太子聘请高质量的师儒传授知识。

据 《元史》上 的记 载阐述:“至正八年二月丙子,命太子爱酞识理达腊习读畏吾儿文字。”

可见，东宫太子跟随老师学习畏吾儿文字，反映出元蒙对“多语教学”的重视。

与其他各民族教育不同之处在于，元朝东宫教育还实施“多语教学”。皇太子除了会向汉族师儒学习汉语汉字，还会学习藏语、畏兀儿字、八思巴字等文字。

可以说，元蒙东宫教育是首次施行宫廷“双语教育”教育。元蒙对多语言的学习，开辟了一条多远文化的语言教育通告。

元蒙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回回国子监学。因为元朝与西域有外贸关系，元朝用较为正规的方式培养波斯文、阿拉伯文的翻译人才，组织起中国最早的外国教育活动。

这种创新颇有实用性，一定程度上为元蒙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我国至今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就是穆斯林来元朝时带过来的。

同时，元蒙在培养高端人才上也十分看重，因此设立了中央蒙古官学，用以培养高端人才。元蒙还设立了为数众多的地方蒙古官学，包括诸路蒙古字学、儒学、医学等地方官学。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

1287年，就达到2万多所学校，足以可见，元代教育机构扩展到基层各处，为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做出重要贡献。

活跃的蒙元文化发展出异常绚烂的教育文化，元朝作为思想禁锢较少的王朝之一，元蒙时期各民族间的文化、教育得到了大融合、大交流，为教育的多元化作出重要贡献。

在吸收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之外，元蒙积极发展民族文化，作到了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而元朝在教育政策、教育制度上的灵活多样，提高了民族文化素养，培养了多样化人才。

蒙古双语教学开创了中国语言教育的先河，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少数民族文化，留下了双语教育的经验。

这些宝贵的经验延续至今，现代还有些少数民族也有双语教学、独特的教育模式。

参考资料：

《元史》

《资治通鉴》

《新元史》

《始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