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岁的李鹏和邓颖超在重庆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当时的李鹏年纪还很小，但是整个人很帅气，短发利落，衣着整齐，站在邓颖超的旁边，很有小男子气概。

李鹏同志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作为革命烈士的遗孤，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的名字“鹏”寓意着高飞远航，寄托了父母对他的殷切期望。

在他3岁那年，父亲因被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在海口英勇就义，母亲赵君陶在悲痛中举目无亲，一个人带着才3岁的李鹏从香港辗转到上海。

紧接着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李琼和儿子李鹏，从上海迁移到了成都。

在这段时间里，她既要想尽办法秘密地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帮助党组织，又要全心全意地照顾李鹏和他的妹妹李琼，生活过得非常不容易，经历了许多艰辛和困苦。

但幸运的是，她得到了邓颖超等革命同志的关怀与帮助，李鹏的父亲是周恩来同志的亲密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错，对于革命烈士的后代，周恩来以及邓颖超自然也是多加照顾。

邓颖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赵君陶在大革命时期就有着深厚的友谊，两人志同道合，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

1939年，赵君陶被安排到重庆去负责一个保育院的工作，那时候，重庆有个专门照顾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孩子的组织，叫战时儿童保育会。

这个会的会长是宋美龄，还有很多有名望的女性也在这个会里帮忙，邓颖超就是其中一位，保育会下面还设了好几个保育院，赵君陶因为邓颖超的推荐，去了其中一个叫第三保育院的地方当院长，这个保育院是直接归邓颖超管的。

赵君陶在这个保育院一共工作了6年多，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她照顾了800多个在战争中失去依靠的孩子，不仅救了他们的命，还让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教育。

邓颖超与周恩来夫妻二人感情深厚，如同比翼双飞的鸟儿，虽然他们自己没有生育子女，但他们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儿女”的陪伴，李鹏就是其中一个。

在得知李鹏的不幸遭遇后，邓颖超更是对赵君陶母子多有照拂，时常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

在1939年的那个动荡年代，年幼的李鹏正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上小学，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飞到成都扔炸弹，让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有一次，在躲避这些可怕的轰炸时，李鹏不小心受伤了，后脑勺被磕出了一个大伤口，可把大家急坏了。

邓颖超知道了这件事后，心里非常挂念李鹏，她想着，温江那边不太平，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让李鹏好好养伤才行。

于是，邓颖超决定把李鹏接到重庆去，那里有个叫周公馆的地方，是周恩来租的房子，也是共产党在重庆的一个重要办公点。

周公馆里安全又安静，很适合李鹏养伤，所以，李鹏就被接到了重庆周公馆，在那里得到了细心的照料，伤口也慢慢愈合了。

邓颖超将李鹏安置在她的房间里，与他一起吃住，并为他请了医生治疗伤口，在周公馆的日子里，李鹏不仅得到了邓颖超的悉心照顾，还第一次接触到了水力发电的知识，为他日后的专业选择埋下了伏笔。

在1940年的那个秋天，李鹏还是个在育才学校读书的学生，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特别的通知，说要去延安，这可把他和妈妈急坏了，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匆匆赶往重庆。

到了重庆后，他们直奔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那里住着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周恩来，对于李鹏来说，周恩来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因为他也是一位失去父亲的革命者的孩子。

在周公馆里，李鹏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感到特别亲切，就像其他那些失去父亲、同样受到周恩来夫妇关怀的革命者孩子一样。

他也亲热地称呼周恩来为“周伯伯”，邓颖超为“邓妈妈”。这两个称呼，就像是一股暖流，温暖了他的心。

周恩来见到李鹏特别开心，他转头对邓颖超说李鹏像他爸爸硕勋，邓颖超却觉得更像母亲君陶，听到这些话，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气氛温馨极了。

到延安后，李鹏和邓颖超夫妇的接触更多了，在延安学习的日子里，李鹏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得到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的赞赏。

周总理经常关心他的学业和生活，鼓励他将来要做国之栋梁，而邓颖超则像母亲一样关怀着他，时常给他讲革命故事，教育他要坚守信仰、不忘初心。

1949年，李鹏同志（后排左）在苏联伊万诺沃动力学院补习数理化，及俄文时与俄语教师费德洛娃（前排左三）及同学合影，那时候的李鹏年轻又充满青春。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鹏被调到哈尔滨参加工作，他始终奋斗在基层一线，从最基础的发电厂开始干起，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

家风其实就是一个人平时行为风格的反映，好的行为风格背后往往有着良好的家风，李鹏同志来自一个革命家庭，从小受到革命前辈的影响，他的家里一直都有着温馨、简单和积极向上的氛围。

1983年，在即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重要时刻，李鹏对自己的三个孩子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他专门抽出时间与孩子们深入交流，他说：“我现在的职位变了，对你们的要求也要更严格了。”

他还给孩子们定了三条规矩：住在家里就要守家里的规矩，晚上不能出去不回家；每个月要交10块钱生活费，虽然父母不会真的用这些钱，但这是规矩；不能向别人借钱，也不能帮别人送信或者收别人的礼物。

1983年，李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得知这一消息后，邓颖超十分欣慰，她深知李鹏经历了多年的基层锻炼和实践考验，已经具备了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能力和素质。

或许是因为关系太密切，很多人都怀疑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对此，李鹏在回忆录中曾有过描述。

在李鹏的回忆里，他这样说起周恩来夫妇：周总理和邓妈妈对我来说，就像是老前辈和烈士孩子的关系，外面有人误会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周总理和邓妈妈对很多烈士的孩子都很好，他们不只关心我一个人，对那些战友的子女也是同样的爱护，我们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

在邓颖超看来，李鹏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她看着他一步步成长起来，接过父辈们手上的事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

邓颖超对李鹏寄予厚望，她希望李鹏能够始终坚守初心，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86年，邓颖超同志和李鹏同志及夫人朱琳，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一张合影，照片中的邓颖超已经不再年轻了，李鹏也早就不是小伙子模样，他和妻子并肩站在邓颖超的两边，显得亲昵无比。

1988年，邓颖超从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那时她已经84岁了，退休后的她身体逐渐衰弱。

1990年，她因为感冒和肺炎多次住院治疗，到了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又因为肺炎引发高烧再次住进了医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他的夫人朱琳带着深深的关切之情，来到病房探望邓颖超，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陪伴和关怀，为邓颖超奶奶带去一丝温暖和安慰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凑近她的耳边轻声告诉她李鹏来了，邓颖超用尽力气，用微弱又沙哑的声音说了“李鹏”这两个字，这也是她离世前留下的最后话语。

简短的两个字，是邓颖超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也是她对李鹏最深沉的牵挂和期望。

李鹏得知邓颖超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深知自己失去了一个最亲爱的人和一位最敬爱的长辈，他回忆起与邓颖超相处的点点滴滴，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怀念。

李鹏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始终坚守党的群众路线，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他也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事业，多次到学校和少年宫看望孩子们，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在李鹏看来，邓颖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妇女运动的先驱者，更是一位慈祥的长辈和亲密的朋友。

他深知自己能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离不开邓颖超的关怀与教导，因此，他始终将邓颖超的教诲铭记在心并努力践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