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后方，其安危与支持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深知这一点的蒋介石，在百忙之中抽空亲临上海，与当地的头面人物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会面，其中，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记录了上海“土皇帝”杜月笙会见蒋介石的瞬间，这张照片背后所蕴含的信息，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照片中，杜月笙与蒋介石握手言欢，但杜月笙的动作却引人注目——他在见到蒋介石握手的一刻，几乎将身子弯成了90度，姿态极为恭敬。

而站在他对面的蒋介石，则面带一种“耐人寻味”的微笑，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仔细看周围人的表情也难免让人多想。

一个是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手握军政大权，一言一行都能影响国家的命运；另一个则是掌控着上海滩黑白两道，人称“土皇帝”的青帮大佬，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两人的举止之间，不仅透露出了他们个人的性格与风格，更深刻地揭示了旧社会那复杂而微妙的权力结构。

杜月笙，人称“上海皇帝”，是近代上海青帮中的一员，他从一个乡下孤儿，单枪匹马闯入上海滩，一路扶摇直上成为上海滩的黑帮大亨，将触角伸向金融、工业、新闻报业、教育等领域，成为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

而蒋介石，则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及军事人物，在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于军政核心，其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杜月笙，这个名字在上海滩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响当当的存在，但提到他，人们往往会想到“流氓”这个词，尽管他一身长衫，谈吐间满口义气，但他的的确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

杜月笙的出身并不显赫，甚至可以说是贫寒，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孤苦伶仃，14岁那年，他只身来到上海，在一家水果行当起了学徒。

在这个行业里，他练就了一手单手削梨的绝技，削掉的梨皮连绵不断，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杜月笙并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削梨高手，他开始向往更“刺激”的生活。

他逐渐走上了恶少年的道路，小偷小摸，嗜赌成性，与流氓、歹徒为伍，这样的行为自然不能长久，很快他就因为盗窃被水果行开除，只好另寻出路。

后来，他幸得一位青帮小头目的赏识，并被收为徒弟，因为这个机缘，他获得了在黄金荣府邸工作的机会。

说起黄金荣，那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是流氓界的一方霸主，能进入他的府邸做事，对他来说真是难得的机遇。

杜月笙在黄金荣府上表现得极为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就得到了黄金荣老婆的赏识，由此，他一步步成为了黄金荣的亲信。

他原本只是个佣差，但杜月笙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手段，一步步攀升，最终不仅成为了鸦片提运，还掌管了法租界里大名鼎鼎的公兴俱乐部这一赌场。

贩卖鸦片和经营赌博，成了他赚钱的两大法宝，特别是鸦片生意，更是让他财源滚滚，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有了钱的杜月笙，开始讲究起自己的形象来，他不再像那些粗鲁的流氓一样穿着随便，而是换上了四季不变的长衫，把自己打扮得文质彬彬，衣领扣子也扣得整整齐齐，彻底摆脱了过去的形象。

这样的形象转变，让今天一些吹捧杜月笙的人惊喜不已，认为他很有“绅士风度”，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为了更好地在上流社会混迹所做的包装而已。

上海滩的三大流氓巨头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不少人认为，杜月笙最终能够取代黄金荣，成为上海滩第一流氓，是因为他会做人，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杜月笙能够从小弟一步步走到老大的位置，关键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蒋介石，那可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了他的支持，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地位自然是水涨船高，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他在老家建的杜氏家祠，占地十亩，落成时盛况空前，几万人组成仪仗队，连蒋介石都送了匾额，上书“孝思不匮”。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祠堂后来竟然成了杜月笙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总的来说，杜月笙虽然有着一身长衫和满口义气的外表，但他的本质仍然是一个流氓。

他通过毒品和赌博积累了巨额财富，利用权势和财富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尽管他有着一些“会做人”的表面功夫，但他的成功根本上还是依赖于蒋介石的支持。

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等人全力支持，并积极参与其中。

因此，南京国民党政府特别授予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两职。这标志着杜月笙与蒋介石正式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在这个阶段，杜月笙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是如胶似漆，两人以兄弟相称，共同谋划政治大计。

杜月笙利用自己在上海滩的黑白两道势力，为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而蒋介石也对杜月笙礼遇有加，不仅赋予他高官厚禄，还时常向他请教时局和策略。

加上后来觉得戴笠“奇货可居”，不但资助他去上黄埔军校，还在戴笠成为军统后，与之结为了拜把子兄弟，并在上海为他的工作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上海也未能幸免，成为了战火纷飞的地方，尽管中国军队奋勇抵抗，但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上海沦陷了。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开始四处寻找并拉拢上海的各大势力，希望他们能成为自己的走狗和傀儡，而杜月笙，作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日军拉拢的首要目标。

杜月笙并没有因为日军的威逼利诱而屈服，他深知当汉奸的严重后果，因此坚决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捕，他不得不带着全家老少逃离上海，前往香港避难。

在香港的日子里，杜月笙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深知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需要每一个人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他利用自己在上海滩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四处筹措资金和物资，积极支持抗日事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忠诚，他还与重庆的蒋介石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汇报时局和提供建议。

1948年春天，蒋介石为了解决国家财政上的大麻烦，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去尝试改变一些做法，主要是让大家把手里的外币、金子银子都换成金圆券这种纸币。

但是，有个叫杜维屏的人，他是杜月笙的儿子，没有完全按照蒋经国的要求做，结果就被蒋经国以做生意不老实、想占便宜的罪名给抓了起来，还判了六个月的牢。

杜月笙一看这情况，心里就明白了，自己以前的影响力已经不在了，到了1949年，杜月笙想要去法国避避风头，就去找蒋介石帮忙办个护照。

蒋介石说可以办，但是要先给他15万美元的“辛苦费”。杜月笙一听，心里特别无奈，只能长叹一口气。

还是在1949年，蒋介石私下找杜月笙谈话，想让他跟着自己去台湾，另一边呢，共产党也悄悄找到杜月笙，希望他能够留在上海。

杜月笙左右为难，想了很久之后，他决定既不去台湾，也不留在上海，而是选择去香港，觉得这样可能更安全一些。

在到达香港后，杜月笙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了坚尼地18号这所好房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杜公馆”，这也成了他晚年的家。

此时的杜月笙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哮喘病日益严重，他四处求医，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有名的医生都请了个遍，药也吃了不少，但病情还是日渐恶化，身体日渐消瘦。

尽管卧病在床，杜月笙依然心系祖国大陆，时刻关注着那里的局势变化，而共产党也深知他在上海的影响力，非常希望他能够回到上海，继续为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那时候，章士钊还特地跑到香港，在杜公馆住了好几天，一直给他讲共产党的政策，但杜月笙心里还是有很多顾虑。

在香港，杜月笙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但是让他最高兴的事情，或许就是孟小冬的陪伴了，以前，杜月笙就很照顾孟小冬，他生病后，孟小冬也很感激他，一直陪在他身边，孟小冬成了杜月笙的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太太。

这张照片是在香港拍的，是杜月笙和自己的妻儿合影，照片中与他同坐的左边就是孟小冬，在后面的就是杜月笙的孩子，长相都还挺有福气的。

到了1951年夏天，杜月笙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他需要立下遗嘱来处理遗产，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以前家里光仆人就有97个的“大亨”到底会给家人留下多少钱。

结果，杜月笙说他的遗产只有11万美元，这笔钱原本是10万美元，他之前交给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去投资，赚了一点利息。

谁能想到，曾经那么有钱、那么奢侈的杜月笙，最后留下的全部遗产就只有这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