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里，举办了春节团拜会。

一进宴会厅，沈醉便被里面的环境所感染，心情非常爽快。看着里面张灯结彩，一张张洁白的大圆桌，上面摆放着水仙花，显得非常优雅。冒着白气的清茶，在桌上发出淡淡的幽香，令人陶醉！

大约10点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走进宴会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宴会上致辞，向受邀前来参加宴会的宾客们拜年，向全国人民拜年，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欢乐！

席间，江泽民总书记端着酒杯，频频向来宾致意……

看到沈醉后，江泽民总书记端着酒杯，来到他的面前，微笑着向他问好，并向他致以春节的问候。

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对沈醉说：“你写的书，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拜读过了，写的很好！最近，你还在写什么书呢？”

听了江泽民总书记的问话，沈醉的心情非常激动，向总书记介绍了他最近的写作情况。紧接着，江泽民总书记又说：“前段时间，你寄给我的书，我已经看过了谢谢你！你有什么困难吗？”

也许是担心沈醉不好意思将自己的困难说出来，江泽民总书记又把“你有什么困难吗”的话，连续向他问了两次。

见江泽民总书记这样关心自己，沈醉的心里非常感动，真诚地说：“我没有困难，谢谢总书记的关怀！”

沈醉的写作，始于被特赦之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下，开始他的写作生涯的。

1960年，在狱中学习了11年后，沈醉终于被特赦。走出监狱后，沈醉没有想到合适的去处，便去看望了好友唐生明。

期间，沈醉受到了唐生明和徐来夫妇的热情招待。席间，唐生明劝沈醉要放下戒心，大胆地和共产党交朋友……

后来，周恩来总理像往常一样，设宴招待特赦的战犯。就这样，沈醉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赴宴的那天，在看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沈醉快步走上前去，说：“总理，见到您，我特别羞愧！”

见沈醉这样拘束，周恩来总理哈哈一笑，拍着他的肩膀说：“没关系的，你不要背包袱，对于你们的跟踪和追捕，我们从来都知道，也都有办法，你们根本不能成功的，只能义务给我做做‘跟班’罢了。”

聊天中，周恩来总理还告诉了沈醉几个他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的跟踪事件。

直到此时，沈醉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每一次行动，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都布置了比军统特务更加严密的天罗地网。那时候，如果沈醉真的动手，那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

想到这里，沈醉十分感慨，对周恩来总理更加敬佩了，便诚恳地说：“总理，我非常想在余生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见沈醉主动要求为人民做事，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其实你完全有这个条件，就看你做不做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沈醉赶紧接茬说：“请总理明示。”

周总理表示还真有这样的机会。他说，现在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挖掘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罪恶内幕，作为亲身经历者的沈醉，在这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希望他能够在这方面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以教育后人。

为了给沈醉指明方向，周恩来总理说：“比如反动派大特务头子戴笠，他对人民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我们共产党人只知道‘核桃壳’，你们这些戴笠的手下才知道‘核桃仁’，所以，我希望你认真揭露一下真实的戴笠。”

周恩来总理说完后，沈醉感到为人民立功的机会来了，便点着头，说自己一定竭尽所能，将这个工作干好。

回到家里后，沈醉便开始收集资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编写提纲，精心写出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这本书中，沈醉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戴笠和军统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这本书，沈醉写得非常认真，没有任何添油加醋，真实地反映了戴笠的一生，让读者耳目一新，了解了不少当年不为人知的史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

这一年，全国的抗战情绪空前高涨。受到全国抗战热情的感染，在母亲的教导下，身怀爱国之志的湖南籍中学生沈醉，加入到了大游行中。

当时，当局还派出军队和警察劝说，但热血青年们不听他们胡说，一腔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们和警察起了冲突。登时，一场大游行演变成了暴乱。在游行队伍中，沈醉拿着木棒，带头冲锋，得到了同学们的爱戴。

后来，政府不顾卖国行径，对爱国学生进行了镇压。不久后，沈醉被学校勒令退学。

恰在此时，戴笠手下的大红人，在上海特务处工作的姐夫余乐醒，给在家闲着的沈醉找了一份工作：在上海特务处打杂。就这样，沈醉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戴笠的特务部门。

那时候，戴笠的特务组织还处于起步间断，手上没有多少得用的干将。于是，戴笠便开始想办法，为自己培养新人。后来，在戴笠的操作下，成立了杭州警察学院，其实就是培养特务干将的。

此时，余乐醒将沈醉的情况写成一封信，交到了戴笠的手上。看了沈醉的材料后，戴笠非常喜欢，当即决定将沈醉调到杭州警察学院，进行培训。

得到通知后，沈醉以为是姐夫给自己找的学习机会，便兴高采烈地前往杭州警察学院就读。就这样，沈醉一步步走向了特务的行列。

在成为特务后，沈醉便蛰伏下来，决心干一番事业。一天，沈醉发现自己所处的情报组里有一个名叫胡继业的组员，将重要情报秘密地告诉了日本人。

沈醉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戴笠。得到情报后，戴笠立即做出决定，要沈醉将胡继业除掉。

由于刚刚成为一名特务，所以在沈醉看来，胡继业还不至于被除掉，只要开除了就好了。戴笠的话，让沈醉吓出了一身冷汗，他颤巍巍地说：“那，要让行动组来负责这项工作吗？”

戴笠没有任何表情，看着沈醉，用命令的口吻说：“不行！这件事，我要你亲自完成！”

戴笠的话，如当头一棒，将沈醉的脑瓜子震得“嗡嗡”直响，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哆嗦着说：“不行，我做不到的！”

之前，沈醉虽然出过几次任务，但大都是跟着别人一起去的，都是他人在执行，他躲在墙角里，眼都没有睁开。

看到沈醉这样，戴笠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沈醉身边，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伙子，你要想，除掉胡继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你现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在努力，不要担心，你去找行动组，他们会教你怎么处理的。”

沈醉见无法推脱，便带着任务来到行动组，进行学习。从行动组出来时，沈醉身上多了一把涂抹了剧毒的小刀。据说，这样的毒，只要沾上鲜血，便没有机会实施救治。

回到上海后，沈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被任务充斥得满满的。经过两天的思考，沈醉觉得这件事情根本推脱不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便带着那把小刀，前往胡继业家。

那天，胡继业心里十分不安，便谎称自己生了病，不宜见客，拒绝了沈醉进门。随后，沈醉回到家里，打算再找机会。

这时候，戴笠派人来到沈醉家里，向他询问事情的进展。沈醉没法隐瞒，便将事情和盘托出。也许得了戴笠的关照，那人并没有怪罪沈醉，而是要求他赶紧办，便离开了。

后来，沈醉几次上了胡继业的门，要求进去，但是胡继业依然没有为他开门。于是，沈醉便翻墙进入，在卧室里找到了胡继业。

看到胡继业后，沈醉掏出小刀扎了上去，慌乱中，扎在了胡继业的屁股上。见血后，沈醉没有确定胡继业死没死，便立即跑了出去。

离开胡继业家后，沈醉不敢回到原来的住处，四处躲藏。在确定没有危险后，沈醉才战战兢兢地去找了戴笠。

见面后，戴笠在言语上对沈醉大加赞赏，给了他一笔奖金，并将管理法租界的任务交给了他。慢慢地，沈醉成为了戴笠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期间，按照戴笠的命令，沈醉曾经带着行动组，在鲁迅住所对面租了一所楼房，对鲁迅进行监视。对此，沈醉回忆说：

“常常看见他（鲁迅）深夜还在秉笔疾书，写字时腰板总是挺得笔直，休息时则爱在桌旁的一个棕绷床上躺着抽烟；而白天他常爱到内山书店去看书，一出门总是戴顶深色呢帽，还把帽檐压得很低。当时的情景，真像他在一首诗里写得那样‘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后来，考虑到鲁迅的名声太大，戴笠才没有下令将鲁迅逮捕，但对他的监视却一直没有断过。

那时候，戴笠对手下结婚的事情看管得很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定下规矩，要求军统人员在抗战期间一律不得结婚。

然而，在沈醉申请和粟燕萍结婚时，戴笠只是“训斥”了一番，便同意了。对此，沈醉非常感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戴笠对沈醉的偏爱。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下，毛主席顺应民意，来到重庆谈判，协商和平建国大计。

9月1日，毛主席应邀参加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鸡尾酒会。虽然这个消息没有见报，但作为军统大员的沈醉却得知了这个消息。

那天，在细雨中，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来到中苏友好协会。在大厅里，沈醉见到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的面孔。而对于周恩来，沈醉却并不陌生。

在毛主席的面前，沈醉双腿收紧，敬了一个军礼，说：“毛先生，学生是湖南湘潭人氏，可以说是毛先生的同乡。为毛先生的身体健康，请干杯！”

听了沈醉的话，毛主席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自称同乡的军统局少将，把酒杯端到嘴边，抿了一口，淡淡地说：“很好！”

从毛主席的话里，沈醉听出了对特务的冷淡，便悻悻地离开了。这便是沈醉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沈醉奉戴笠之命，安排人对毛主席进行了跟踪、盯梢等一系列特务行动，可以说是“辛苦”之极。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不久后，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毛人凤上位，将沈醉贬到云南站，当了站长。

1949年12月，卢汉通电起义。起义前，卢汉以开会的名义，将沈醉叫到卢公馆，将其软禁。之后，沈醉被关押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沈醉被移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人民的改造。期间，沈醉不仅积极接受改造，更是学会了理发的手艺。

1960年，国家特赦第二批战犯，沈醉的名字赫然在列。此时，距离沈醉失去自由已经11年了。

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西花厅宴请了沈醉等特赦人员。

席间，周恩来总理讲到了在上海新亚酒店时的一段往事，并笑着对沈醉说：“当时，你们一个也没有发现吧？”沈醉坦诚地说：“是的，一个也没有发现。”紧接着，周恩来总理笑着说：

“当时，我为什么到上住新亚酒店，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查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员。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乘出租汽车，进餐馆付账，买东西付钱时，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见的名单送出去。约好后，在电影院见面。我的座位前后左右，都是我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我，只能在门口守着。等散场后，其他同志就分开走了！”

随后，周恩来这里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阶级仇恨，不讲个人恩怨，希望你在特赦后，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把军统的种种内幕，都如实地写出来，让大家都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临别时，周恩来总理握着沈醉的手，诚恳地说：“我等着你写的东西！”就这样，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沈醉开始了写作。

那时候，在写作的同时，沈醉还萌生了练习书法的想法。为了练习书法，沈醉每天都是5点便起床，先做一套自己编的健身操，再喝上一杯凉白开，紧接着便研磨运腕，挥毫写上那么几笔，便觉得浑身无比惬意。

后来，沈醉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等职务，生活也得到妥善照顾。

那时候，在香港的朋友曾经数次邀请他前往香港定居，都被沈醉拒绝。为了驳斥国外媒体妖魔化战犯改造，，沈醉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战犯改造所见闻》。

1980年，经过认定，沈醉曾在卢汉的通电起义上签字。此外，作为军统的领导，沈醉还要求下属上交武器，配合卢汉的通电起义。因此，在晚年时，沈醉被认定为有功于革命的将领，成为了起义将领，开始享受副部级待遇。

晚年，沈醉哪儿也不想去，只想在大陆安度晚年。

1991年，在沈醉身边的最小的女儿也带着儿子去了香港居住。而他的其他4个儿女早已在海外居住，收入也很好，根本不用沈醉操心。

对于父亲，孩子们都很孝顺，虽然在海外居住，但对沈醉非常关心。曾经，大家都提出让沈醉到海外和自己在一起，好就近照顾。对此，沈醉却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愿意出国。

在平时，沈醉不愿意将时间花在游玩上，而是选择了写作。如：《我这三十年》、《魔窟生涯》、《军统内幕》、《戴笠其人》等。

在年过八旬的时候，沈醉还紧记着周恩来总理的嘱托，要把自己的一生写出来，完成一生的10部著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启迪后人以史为鉴，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晚年，借着台湾的亲友、学生来大陆看望他的机会，沈醉对他们说：“国家分裂于我们这一代，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统一！”

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沈醉特意写了一首诗，劝诫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和学生们要为台湾的回归不懈努力。这首诗为《寄台湾亲友》：

“分久将永合，两岸心相连。为书统一使，持笔待天明。”

1996年，沈醉因病去世，享年82岁。

生前，儿女们曾经要父亲出国居住，但被沈醉拒绝，他说：

“我是中国人，要死，我也要死在炎黄热土上。你们要孝顺我，就回来投资！”

在沈醉的鼓励下，儿子投资了1000多万，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台都汽车安全设备公司；女儿也在安徽投资了运输业。看到孩子们都热心国内的建设，沈醉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他们能继续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