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见了齐宣王，讲了这么几件事：
1、齐宣王看见有人牵着一头哆哆嗦嗦的走向祭坛，祭祀钟的牛，不忍心，让人换成了一只羊。这件事说明齐宣王有仁心，符合仁道。
2、齐宣王应该把这种仁心推恩到百姓的身上，因为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不是齐宣王不能为，而是齐宣王不作为。
按理说，孟子的论点没有问题。但是：
一、人是双标的
1、美国洛杉矶大火，美国警察奋不顾身地救了一只猫，这不妨碍他看见黑人拔枪就射，把黑人打成筛子。
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市市长说，救灾是社会主义国家干的事，政府不欠你们什么。不要老想着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不要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解决问题的那个人，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会灭亡。
按道理来说，美国应该是民主的灯塔！你看看孟子的这几句话：
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
在精英和公知的眼里，在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心目中，美国那是天堂啊。
读书人都想去美国，立于美国的朝廷上，可惜做不到啊。农民也想去美国，种美国的地，可惜美国法律不允许。商人都想去美国，把钱存进美国银行，然后被硅谷银行收割。旅行团都想去美国的田野上呼吸自由的空气，然后作鸟兽散，非法留在美国，可惜特朗普要驱逐非法移民。有好多人没事就告洋状，只是美国也没有法子。
我且问，美国实行仁政么？
2、喜欢宠物，却讨厌不如他的人的人，比比皆是。
虎毒尚不食子，老虎在哺乳期，也会“幼吾幼以及虎之幼”，老虎群体也会“老吾老以及虎之老”，难道你能说”老虎有仁心“，可以推广到人的身上？
所以，这种简单的类比论证，往往经不住三问两问。
二、世上的做不到的事情分为：1、人人都想成为亿万富翁，这是想做但做不到的；2、当代男人都想三妻四妾，这是想做但不能做的；3、改变自己的坏习惯，往往是不想做也做不到的；4、自觉接受法制教育后，好多犯法的事情，就是不想做也不能做的。
孟子把事情分成不能和不为，还是太简单了些。也就是说，他的情况罗列运用了枚举法，但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选项，导致论证不严密。
不能，分为没有能力的不能，有能力的不能，比如说：力举五十斤的人你让他举一百斤，这是真的不能。有能力扶起摔倒的老人却不去扶，有的是想都不想去扶，有的是想扶而不愿去扶，有的是想扶愿扶却不能去扶。
不为，分为有能力的不为，没有能力的不为。比如说：10岁的孩子扶不起老人，是没有能力的不为，而有能力的跟上面是一样的。
说说两桩公案：
1、1953年，毛教员和梁漱溟关于“行仁政”的争论
1953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被西方思想界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在会议中与交往了数十年之久的毛教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9月11日，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言时，在“如何贯彻好总路线”的问题上，着重提及了“农民问题”。
他认为在过去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一直都是依靠农民来进行的革命，结果中共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却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一批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也随之转入了城市中，乡村不免有些空虚。
并认为近些年来，城市内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而乡村内的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十分的贫苦，因此有些同志就说“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因此梁漱溟认为我国建国运动中“忽略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农民，有些人说你们入了城，‘嫌弃’农民了，这有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作为政协首任主席的毛教员发表了讲话，毛教员在这次讲话中将“照顾农民”称为“小仁政”，将“发展重工业、打美帝”称为“大仁政”，直言“某人提出的‘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就是在帮美帝的忙。”
周恩来总理针对他的发言作了重要讲话，批评梁漱溟的发言“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不搞工业化，使中国不能工业化，不能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实现工业化，那我国农民的生活条件怎能进一步改善？梁所谓的‘九天九地’表面上是在代表农民，实际上是在代表地主阶级。”
问题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要想实现工业化，肯定是农民付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是行“小仁政”大家小康，国家始终停留在农业社会？还是行“大仁政”大家苦一些，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是个问题。
用孟子的话，这就是：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梁漱溟认为，他的仁政是能行的，毛教员则认为这是不能行的。谁对？谁错？
2、1963年，陈毅和金庸关于穿裤子的争论
1961年，“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显现，全国人民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子弹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一年的夏天，国防工业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反对者认为，原子弹最好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这样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
陈毅却认为，原子弹“下马”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一旦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在会上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陈毅“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这番话传到香港后，引起了当时著名小说家、评论家金庸的不满。1963年10月30日，金庸在自己创办的《明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说：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的这篇社论发表后，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等五大“左翼”报纸立即组织文章对他展开了“围攻”，说他是“汉奸”、“卖国贼”。
陈老总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如果穿裤子是小仁政，原子弹是大仁政，这个又应该如何取舍呢？
想一想，我们从甲午战争开始，就被日本人侵略，先占朝鲜，后占青岛，再占东北，最后全面侵华，不就是因为我们积贫积弱？老百姓富裕当然重要，国家强盛也很重要。
二者不可偏废，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