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参加完伊朗总统就职典礼后在住所遇刺身亡。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正式承认为其所为，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该事件与以色列关联极为密切。
伊斯梅尔·哈尼亚
伊斯梅尔·哈尼亚遇刺的具体细节尚未完全透露，目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死于便携式“长钉”导弹和死于预置炸弹这两种。现场照片来看，哈尼亚的住所受到的破坏并不大，不会是大型空地弹药所为，因此以军空袭的可能性比较低，更像是潜伏人员使用小型导弹、小型遥控炸弹或者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所为。
哈尼亚遇袭地点建筑结构很完整，也没有大规模爆炸的痕迹
当然，哈尼亚作为巴勒斯坦抵抗组织领导人遭到暗杀其实并不是十分新鲜的故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已经在这个规则中运行了数十年。
暗杀与定点清除专业户
暗杀一直以来是以色列各个情报机构的常见策略，他们使用这些暴力手段也有悠久的历史。“伊尔贡”、“莱希”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频繁使用炸弹、枪击等手段与阿拉伯人和英国托管政府爆发暴力对抗。“伊尔贡”最出名的袭击是针对英国托管地政府总部的1946年大卫王酒店爆炸案，该爆炸案导致91人死亡。而“伊尔贡”与“莱希”在1948年代尔亚辛村屠杀事件中杀害了107-120名阿拉伯人（也有254人的说法）。这些复国主义组织暴力水平很高，也带有较强的种族主义色彩。甚至在以色列建国后的1948年，“伊尔贡”还与以色列国防军爆发过直接冲突，即“阿尔塔莱纳事件”。这两个组织都以恐怖主义活动著称，其成员中很大一部分更是直接认同自己是恐怖主义者。
伊尔贡组织制造的大卫王酒店爆炸案
以色列情报机构行事行动规划缜密、风格强硬，以牙还牙的同时还不太顾虑附带伤害，这与其建国前后活跃的“伊尔贡”、“莱希”等复国主义组织被吸纳进入以色列国家体制有密切关联。“伊尔贡”在1949年解散后转变为以色列右翼的赫鲁特党，而后合并入右翼政党联盟利库德集团，因此“伊尔贡”也是利库德集团的前身。“伊尔贡”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在1977年当选以色列总理，这也是以色列政治开始右转的标志。这批人的“体制化”，也是以色列对外行动手段长期不加限制的原因之一。因此也有人将以色列视为“国家恐怖主义”的典型。
暗杀、定点清除是以色列威慑能力的组成部分。与一般国家情报机构喜欢秘密行动不同，以色列的情报行动相对高调，而对其成功，特别是较为匪夷所思的成功案例也并不讳言，比如2018年以色列就迅速公开了从伊朗盗取半吨文件的情报战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的对手确实更容易被渗透（俗称比较“菜”），犹太人过去从事的金融网络赋予了以色列额外的情报优势，与美国的深度合作则进一步让以色列获得了更为庞大的情报网络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以色列需要树立情报机构无孔不入的形象，以此作为威慑手段增加对手的疑虑。尽管如此，事实上摩萨德也有多次“翻车”，比如1972年的慕尼黑“黑九月”事件、1973年赎罪日战争等。只是这些案例被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宣传调门，以此配合以色列的战略需要。
频繁地进行暗杀、定点清除行动可以迫使对方组织的自然发展频繁中断，并无法获得足够的领导人储备，进而大幅度提高对手的组织成本、约束集体行动能力或者特定领域的技术能力。2010年至2020年间，以色列已经在伊朗本土暗杀了伊朗5名重要的核科学家，给伊朗核技术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以色列依托技术进步发展出了定点清除战术，并给以色列的抵抗者制造了很大伤亡和压力。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军已经“定点清除”了超过15名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官员和军官，哈尼亚只是一个传统斗争模式的新牺牲者。
2024年4月，以军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一侧的酒店，炸死圣城旅高级军官Mohammad Reza Zahedi
当然，如果仅仅靠暗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出哈尼亚死了，哈马斯仍然会继续抵抗下去。问题可能是，以色列真的需要“消灭哈马斯”吗？
以色列与哈马斯一体两面
以色列的领土是帝国主义一纸宣言之后在阿拉伯人已经居住两千年的地方建立起来的，相当于现代阿拉伯人为罗马帝国在接近2000年前制造的“犹太人第二次大流散”、以及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运动附带的“反犹主义”买单，实质上很荒谬。以色列在这片“应许之地”建国，除了宗教因素外，也是作为帝国主义打入中东地区的楔子。英法等欧洲列强需要对中东进行瓜分获得稳定廉价的石油能源，也需要有制衡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工具。美国同样要避免中东出现一个统一大帝国垄断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地，并压制石油价格，因此以色列建国实质上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瓜分与压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演讲得到美国众议员们起立鼓掌
以色列立国的道义基础之一在于二战期间被纳粹进行的系统性种族灭绝，因此以色列会维持“受害者”的道义地位。基于这点，利用资本运作通过西方媒体系统隐蔽以色列日常对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建立定居点进行蚕食和系统性压制的事实，而后持续刺激巴勒斯坦人以激进方式反抗，这就可以持续强化和再现以色列“受害者”形象，在西方舆论体系的支撑下维持现有的叙事。换言之，刺激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以更为激进但不会对以色列致命的方式活动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因此，以色列作为强势一方，持续塑造着巴勒斯坦的政治态势，哈马斯在建立之初就得到了以色列的扶持，目的是用于平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谓的“塑造”，自然也意味着有强硬手段和利益诱导，当哈马斯有充分团结巴勒斯坦的趋势或者具备给以色列造成重大损失的能力时，以色列就会出手压制。
以色列建国伊始就处于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以色列必须作为少数派在这一地区生存，也因此在事实上不存在所谓的“开放”和“包容”空间。以色列对于阿拉伯人口的持续增长十分忌惮，这也是以色列放任不需要纳税和服兵役的哈瑞迪犹太人保持高生育率的原因之一。也基于此逻辑，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大规模包容阿拉伯人进入以色列国家，所以以色列也在事实层面不会接受巴勒斯坦人的“投降”。
在这一定位之下，以色列需要的是一个持续反抗但容易陷入分裂并且没有能力翻盘的巴勒斯坦，只有这样的巴勒斯坦才能让以色列保持“受害者”身份的同时无力抵抗以色列的持续蚕食和挤压。以色列并不需要“消灭哈马斯”，以色列需要的是一个不够强大但可以持续活动的哈马斯。如果这个哈马斯被瓦解，那么以色列会再扶持另一个哈马斯，以避免巴勒斯坦内部形成团结和合力，确保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可以在以色列蚕食与自身的内耗中慢慢死去。
而如果有短期政治需要，以色列也会采取暗杀或“定点清除”等措施来取得“政绩”。2004年以色列就在一个月内连续杀害了哈马斯创始人谢赫·亚欣及其继任者兰提斯，属实是“老乡，借你项上人头一用”。现在的哈尼亚，也是内塔尼亚胡为了取得政治支持而被刺杀的。
以色列自己也很清楚没有这个哈马斯还会有其他的哈马斯，不可能也不需要消灭。本质上，以色列和哈马斯是这套现实政治逻辑的一体两面，只要以色列不接受1967年的“两国方案”，那以色列就会持续需要哈马斯直到将巴勒斯坦人完全驱赶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这片土地上，基本的生存逻辑是残酷的。
当然，这里的前提就是，哈马斯没有真正发展出足够威胁以色列的能力。不过在“阿克萨洪水”之后，情况似乎有一定的改变。
“抵抗之弧”的策略
身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最需要的是有效的分而治之策略，以此避免阿拉伯世界形成针对以色列的合力，真正系统地威胁以色列的存在。之前有能力且有意图对以色列造成生存威胁的国家只有高举阿拉伯复兴运动大旗的埃及和叙利亚，而埃及早已与以色列达成和解，叙利亚自身则陷入内战，甚至难以抵抗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持续蚕食。但以色列仍然对叙利亚保持着警惕，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以色列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并且也参与了ISIS这类极端主义组织的创建，目标就是持续地在叙利亚、伊拉克这样的中东缓冲地带形成混乱局面，避免以色列身边打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阿拉伯国家。
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没有足够的战略威胁，在国家行为体层面，以色列在周边没有事实上的等量对手。如果考虑到以色列基本被认为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自身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不大。因此，美国才有推进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的操作空间。
推动以色列与沙特和解是拜登政府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拉伯世界的沉寂让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陷入了绝望境地，但新的权力总会在旧权力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奉行独特的“教法学家监国”体制，而作为政权合法性的组成部分，伊朗需要维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领导力以持续重申其“教法学家监国”体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持续粘合本就存在诸多内在不协调的伊朗国内。因此，伊朗是目前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最为上心的国家，也是为数不多在行动上持续反对以色列的国家。
但伊朗不同于纳赛尔的埃及或者阿萨德的叙利亚，伊朗在意识形态上是以色列的对手，但实际上伊朗对于以色列没有地缘上的冲突，双方在地缘上的矛盾还不如伊朗与伊拉克或者沙特之间的严重。否则伊朗不会在巴列维时期与以色列开展非常深度的互动，也不会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两伊战争还能获得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双方的冲突是在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构下有限产物，因此伊朗只会利用代理人模式与以色列对抗，而并不试图引爆新一轮中东战争。
伊朗不会全力对抗以色列，加上国力本身有限，因此即便与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建立了“抵抗之弧”，他们依然是弱势一方。但“抵抗之弧”的优势在于，他们的目标不必很高，只要能维持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的关注度，那么其天然的道义地位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内的道义地位就依然能够持续，也就自然会有被支援的政治价值。因此，当世界都在关注着以色列和沙特的和解可能时，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就是很合理的政治决策，他们破坏了以色列持续蚕食和压迫的节奏，迫使以色列采用更为“急进”的方式压迫巴勒斯坦，从而让全世界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巴勒斯坦上。这在政治上是成功的，抵抗者不畏惧死亡，但他们畏惧默默死去。
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以色列战略“脑死亡”
以色列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较大。首先以色列国家本身构成复杂，多样化的犹太人社群并存，其背景、主张都不相同且缺乏共同基础。加上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开始面临危机，全球秩序也在以色列内部塑造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内外矛盾交叠之下，以色列在2018至2022年之间一直处于政府不稳定状态，四年进行了五次议会选举。最终，在2022年，利库德集团与宗教锡安主义党等极右翼党派联合，方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而利库德集团需要为合作者让利，后者的主张却较为极端，并引发了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进一步在2023年诱发了政府与司法系统围绕司法改革的矛盾，并引发了持续的示威游行，构成了事实上的宪政危机。
2023年9月以色列司法改革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因此，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战争是将颇为碎片化的以色列粘合在一起的关键，也是其执政所需，因为这可以拉住左翼的同时稳定住极右翼。以色列需要战争稳住国内，所谓的与哈马斯的“停火谈判”也是战术性的动作，现在负责谈判事宜的哈尼亚被杀，停火协议更不可能达成，内塔尼亚胡可以借此安抚极右翼的同时大幅度挤压了以色列左翼政党停战主张的实践空间，这反而可以迫使左翼更为配合。从这个意义上看，以色列本应在加沙无孔不入的情报系统在10月7日的失灵，以至于哈马斯能够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而摩萨德、辛贝特等情报机构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这一事件本身或许另有玄机。
但上述这些只能说是战术策略，并不能构成战略。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以色列大致制定了三个目标：占领加沙、消灭哈马斯、解救人质。然而这三个目标本质上都是战役目标而非战略目标，恰恰都是基于长期高消耗治安战基础上的，这正是以色列的软肋。由此开始的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就变得漫长而又困难，表面上看“战果丰富”杀伤巨大，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目标能够有效实现。长期的消耗还会增加以色列国内分裂的压力，带来经济上的困难。但是，除了这三个目标，以色列还能提出其他能够实现的目标吗？
“抵抗之弧”的相对弱小反而让以色列更难对付。因为以色列在军事上相对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有着绝对优势，以色列军队的现代化作战体系迅速打垮周边国家拥有大量重资产的军队并无问题。但以色列体量小人口少，动员能力有限，最担忧的恰恰是陷入持续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面对持续的治安战时，以色列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持续的控制，以军的纪律和战术素养会降低，大量人口的脱岗则会导致以色列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而减少以色列的战略资源。以色列人相对于周边的阿拉伯人口始终是少数，无法经受这样长期的消耗。
“脑死亡”的危险
以色列并不是没有头脑清醒的人，拉宾这样的政治领导人早已意识到了作为小国的以色列只有寻求和平和长期战略才能在这片土地上长期生存。然而，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在面对被高度动员且被整合进入体制内的极右翼、具有很强自主性的安全部门、西方持续干预中东过程中形成的庞大利益链条时，长期的战略考虑不得不让位于当下的选举，而最终胜出的往往是内塔尼亚胡这样没有太多长远战略考虑却非常善于最大化既有规则的“权力猛兽”。以色列国家在漫长的冲突史和帝国主义逻辑的支配下被特化，并形成了“不安全-扩张-更不安全-持续扩张-战略透支”的路径，寻求和平的努力变得极为艰难。
目前的安全局面正在超越以色列的能力范畴，逼近这一路径的终点。以色列也许无意消灭哈马斯，但以色列也真的无力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现在以色列政府还随时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开战，然而不论目标是“消灭真主党”还是“占领蓝线到利塔尼河左岸之间的南部”，以色列都需要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在战术上反而变得不可行。以色列现在事实上没有形成有效、可执行的战略目标能力，他们也因此没有可以执行的系统策略，只能依靠一些分散的策略取得碎片化的“战果”冲淡这种无目标的困境，而后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填补资源缺口。现在以色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一台“脑死亡”的战争机器，四处出击而漫无目的，以色列没有可行的战略目标，只是被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架着随波逐流，然后资源不足时只能希望把美国拉进一个填不满的资源黑洞中。
以色列的战略“脑死亡”，可能将在未来面对三层次的危机。
第一层次是已经发生的，即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危机。全球互联网舆论对以色列的广泛批评已经需要依靠大范围删帖才能压制得住，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观众对以色列运动员发出的嘘声折射出以色列道德资源已经快速透支，从而将在长期上减少以色列汲取国际支持的能力，并有助于以色列的反对者的行为正当化。可以说，这些都是以色列现有战略路径难以为继的表征。
第二层次，是战略资源危机。对真主党发动行动的迟疑也折射出以色列军事能力上的透支。美国甚至已经开始焦虑同时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军事需求将破坏其对中国的战略准备，这反映美国要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同样需要战略透支。以色列目前还能通过对美国的“寄生”乃至“塑造”维持对超额资源需求的满足，而一旦美国真正开始整体战略收缩（比如按照新右翼希望的那样回到门罗主义），这将意味着维持以色列特化的外部帝国主义逻辑消失，以色列将会陷入巨大的资源缺口，从而导致非常直接的危机爆发。
第三层次，是地区秩序危机。外部干预压力下降可能让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重回西亚地区历史上频繁出现的自发秩序，即一到三个大型且集中的权力中心出现，这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西亚地区不再有过的景象。而如果有其他大国输出过剩产能、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则阿拉伯国家将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更强大的工业能力，社会也可能发生深度的现代化变革。届时，以色列将再无任何组织效率优势可言，而一个在阿拉伯复兴过程中扮演反面角色的以色列，其生存都会是个需要讨论和安排的问题。当然，这一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快速发生，但也绝非不可能发生。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
“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以色列从根本上说仍是个小国，小国更需要有战略思维才能保证安全。如果以色列战略上持续“脑死亡”并机械地在现有道路上狂奔，其前景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