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举例看看。

一天晚上坏人A在一个寂静的道路上抢劫独自行走的B，B转身逃跑，但是他很不幸落入了一个鱼塘，失去了性命，后来警察抓住了a也找到了鱼塘的所有人C，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事件当中，谁是过错方，稍微有点常识那就知道当然是a的错了。

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处理结果，A以抢劫未遂判刑五年，而B的家属呢得到了三十万的赔偿，但是是由C来承担。

理由是C对鱼塘管理不善.是不是很困惑？

再来看第二个案例，马路上一辆货车超速行驶，一个正常行走的路人被撞身亡了，司机被判刑三年，但由于没有能力赔偿，死者什么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

再来看另一个同类的案件，一个遵纪守法的私家车司机，撞伤了一个闯红灯的路人，交警判罚司机没有责任。

但是伤者的家属把伤者直接抬到了司机家里面去索赔时，机无奈最后拿出了十万元了事。

大家再来想一想，这两起交通事故又是谁的错？大货车超速在先当然有错，但是受害者是死了白死，而行人明明自己闯了红灯，但是却让无辜的私家车司机蒙受了损失。

如果把这几个案例摆在一起，是不是有一种黑白颠倒的感觉？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最关键的来了，原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存在着三种对错观，分别是法学对错观，经济学对错观，和商人对错观。

拿第一个案例来说。从法学家的角度而言，一切错误都是A造成的。

B死亡的结果应该是由A来承担，C没有责任。可以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而言这样来思考。

如果要想彻底杜绝A的犯罪行为，那就要从就业，社会保障，素质教育，以及加强社会治安等方面着手。

当然这些成本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且还很难立竿见影。

但假如让C在鱼塘的四周安上铁栏杆，那么就会避免了B的死亡，所以错误最好是让C来承担。

尽管他也知道C很冤，当然这是最经济最实用的办法。

最后从商人角度又是什么情况，商人认为不管是A的错，还是C的错，作为B已经失去了生命追究，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从个体角度而言，一切都是B的错，错就错在他那天晚上不该出门。

是不是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结论，这个背后一个潜规则已经浮出了水面，那就是谁的损失最大谁他就有错。

大货车超速全责，但是大货车司机无力承担后果，那么路人的损失就变成最大的了。

所以事实上他就成了过错方，同样的道理，私家车司机虽然没有责任，但伤者的无理取闹，却让司机蒙受了损失。

所以事实上私家车司机变成了过错方。从事实上来看，谁的损失大谁就成了过错方，谁的承受力强谁是接盘者谁最容易接受屈辱，那么谁就是过错方。

如果说的再透彻一些，那就是无权无势的老实人永远是受害者。

而无权无势的老实人，永远又是大多数人。久而久之老实人在内心的深处都会有一种潜意识，那就是他们也有可能变成B也可能是C也可能是那个被大货车残害的路人，或者也会成为那个倒霉的私家车司机，他们永远都是损失最大的人，都是事实上的过错方。是不是很荒谬啊？

本应该用法学家立场去解决的事情，却像变色龙一样的随意变化，两套规则任意切换，没有价值取向，没有是非对错，一切都是为了息事宁人。

但法学立场明明有更合理的解决办法。比如大货车超速，为什么不判罚他用后半生的劳动所得来赔偿受害人呢？

直到赔够了金额为止，再比如那个胡搅蛮缠的受伤者，为什么不把他绳之以法呢？看看有谁还敢来效仿。

该用法学规则解决的事儿，非要用经济学的规则去应对这样的怪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制定规则的人，恰恰就是裁判。既然如此呢，裁判处理问题，一定就会来选择捷径。

而这样做的后果就一定是老实人吃亏，让老实人吃亏，那就是最佳的方案。

如果老实人不服，那就引导他们用商人的对错观来自我安慰，谁让自己那天晚上出门，谁让自己走路不小心，谁让自己开车没留意呢？

由此另一个结果就是恶人当道，谁不讲理谁不守法谁最无赖或者谁最有权势，那么谁就能占上风。

而老实人总是吃亏，内心就一定不服气，于是怒火就开始一点点的堆积，有一天怒火就变成了戾气。

一切的根源结在于此。那么，如何能不让戾气堆积如山呢？

只有一个办法，依法办事，追求公平，那么实现公平很难吗？

不难，只需要遵循同一个规则即可，只有真正做到了公平。

那么谁损失最大，谁就是过错方，这样的混蛋逻辑自然也就会消亡了。

如果那样的话，戾气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