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辈出的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拥有超越其时代的、有创见的改革家，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和改革举措太过超前，以至于给人一种来自未来的“穿越者”之感。在这些被大家称为“穿越者”的人中，除了西汉末年通过操控舆论而成功篡位的王莽之外，最著名的当数南北朝时深受宇文泰信任的改革家、有着“帝国设计师”之称的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

苏绰的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武功苏氏家族的早年历史

《周书》之中对苏绰的出身记录颇为简单：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苏）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

仅这寥寥数十字而已。但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却可谓极大。因为，作为苏绰祖先的苏则，在《三国志·魏书》之中是“魏代之名（太）守”。而苏则之子苏愉，在西晋初年官至太常、光禄大夫。苏愉还安排自己的儿子苏绍给司马炎第二十三子司马晏当老师，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司马石苞的第六子石崇。另外一子苏慎甚至官拜掌管宫中禁军的“左卫将军”，可谓显赫一时。

西晋青瓷盘口壶。来源/南京博物院

然而，在“八王之乱”“五胡入华”的乱世荡涤之下，苏家几代为家族积累的政治地位，被冲击得几乎荡然无存。不过，苏氏家族在扶风郡经营数世，虽然外部世界的烦扰阻断了苏家子弟的出仕之路，但闭门自守、耕读传家还是可以做到的。

而随着无序的纷争逐渐归于平息，作为一郡豪门的苏氏家族自然也成为历代关中统治者们拉拢的对象。随着拓跋鲜卑定鼎中原、特别是太和十八年（494）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的汉化改革，令苏氏家族终于得以走出扶风郡。史料记载，苏绰的祖父苏权曾被北魏朝廷召入中枢，担任了一段时间职掌诏命的“中书侍郎”后，被外放为了玉门郡守。

侍从陶俑，距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已有20多年，故侍从俑的穿着完全模仿南方汉族官员。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考虑到北魏的玉门郡设置于孝明帝元诩执政时期，因此苏绰祖父苏权政治生涯的巅峰大致也就在延昌四年（515）至武泰元年（528）之间。此时的北魏政权已然由于胡太后的混乱干政而腐朽不堪，正光四年（523）爆发的“六镇之乱”更将战乱播撒至整个中原地区。

由于“六镇之乱”的主力便是拓跋氏倚为长城的鲜卑“世兵”，因此在平叛战争中北魏王朝不得不仰仗那些曾经被边缘化的力量，如以尔朱荣为代表的那些长期保持着政治独立性的“领民酋长”，以及如苏氏那般的汉族世家大族。

在长达六年的“六镇之乱”中，尔朱荣凭借着赫赫武功入主洛阳，成为如董卓、曹操那般的权臣。苏权之子苏祐、苏协也分别被任命为泰山郡和武功郡的太守。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内积极推行政策，努力维护地方的稳定与发展，为苏家的荣耀增添了新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家的年轻一代开始崭露头角——也就是苏绰这一辈了。

苏绰加入宇文泰阵营的前因后果

然而，在这一辈中，最先引起世人关注的却是赴任泰山郡的苏祐之子苏亮。作为关中汉族世家的代表人物，苏亮不仅文采卓绝、长于谋划，更兼性情练达。并通过在关键时刻站队宇文泰，成为西魏政权的开国元勋。但是，被称赞为“荐达后进、常如弗及”的苏亮，却似乎从未正式向宇文泰举荐过自幼便与其齐名的堂弟苏绰。以至于宇文泰最终是从苏亮的另一个堂弟苏让的口中才第一次听到苏绰的名字。

宇文泰的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一次，宇文泰在东都门外送别外放为汾州刺史的苏让时，出于对苏家的尊重和对苏让的关心，随口问道：“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这本是一句领导对下属的客套话，然而，苏让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他没有过多地谦虚或考虑政治上的复杂关系，而是直接向宇文泰推荐了自己的堂弟苏绰。

在如此正式的场合之下，宇文泰自然不能驳了苏让的面子。但此时的西魏政权派系林立，宇文泰虽贵为丞相却也不能太过随意地任用官员。所以，最终仅以“行台郎中”的官职，将苏绰征辟入了自己的麾下。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此时宇文泰主要政治身份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大将军以及“大行台”的“尚书令”。其中，丞相一职是宇文泰把控西魏政局的主要抓手，因此，那些被视为宇文泰心腹或重点培养的士族精英，通常会被任命为丞相府的属官，例如苏让在被外放之前，就是丞相府的一名属官。而所谓的“行台”，全称为“行台尚书省”，在法理上仅仅是尚书省在各地的派出机构，通过行台属官来处理地方事务。但由于“行台”与“丞相府”在设置上存在重叠，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却远不如后者，就导致许多行台属官工作态度消极、办事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绰加入行台后，很快成为处理各部门繁重工作的焦点人物。这时，身为“行台尚书”的周惠达发现了苏绰超强的记忆力，对其十分看重，并将其视为自己身边可以随时调取信息、寻找答案的“人形数据库”。

魏晋君宜官位龙凤纹铜镜。来源/敦煌博物院

《周书》中记载，宇文泰有一次与周惠达讨论某件军国大事，周惠达一时无法给出答案，便暂时离席，叫来苏绰询问，在得到了相关信息之后，周惠达才重新回到会议现场，向宇文泰进行了报告。周惠达如此明显地“求助场外观众”，宇文泰当然看在眼里，当即便问道：“谁与卿为此议者？”被领导抓了个现行的周惠达无从隐瞒，只能隆重向宇文泰介绍了自己的得力助手——苏绰，并盛赞其有“王佐之才”。话说到这个份上，宇文泰自然不好意思说自己不记得苏绰这个人，只能表示“吾亦闻之久矣”，但也只是将苏绰擢升为著作佐郎而已。

著作佐郎，属“秘书省”，掌撰拟文字。这一职位虽然在注重文字功力的南朝是贵族子弟的晋升捷径，但在此时军事斗争形势极为紧迫而复杂的西魏却堪称“边缘岗位”。因此站在上帝视角来看，苏绰的这一工作调动与其说是周惠达无意中的举荐，不如说是宇文泰对周惠达主持“大行台”工作的一种不满。由此也可知，此时的苏绰在西魏政权中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不过，苏绰的命运即将发生转变。

苏绰受到宇文泰重用的深层逻辑

某日，宇文泰与一干公卿们前往长安的昆明池观看鱼，走到城西汉代粮仓遗址时，宇文泰突然回头问左右的人此地的故事，不想竟一时没有人能够回答。就在场面一度陷入尴尬之际，突然有人提出：“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史料中虽然没有记载此人是谁，但如果我们从职场逻辑来分析，却不难发现他突然提及苏绰，未必是基于什么善意。因为如果“博物多通”的苏绰同样不能很好地解答宇文泰的疑惑，那么在场众人回答不出也属自然。而万一苏绰能够给出答案，那也不过是他“博物多通”而已，没什么可稀奇的。

鲜卑服武士陶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但这个人显然忽略了宇文泰提出这一问题的背后深意。西魏立国之时，土地肥沃的关中早已因连年战乱而百业凋敝，大量涌入的军队和官员更加剧了当地的粮食危机。正因为西魏政权已处于饥荒的边缘，宇文泰才特意跑去昆明湖看捕鱼，才会在看到汉代粮仓的遗址时“打破砂锅问到底”。

也正是因为宇文泰关心的并非仓库遗址，而是为什么汉代会有那么大的粮仓以及去哪里找那么多粮食？所以在苏绰详细回答了这座仓库的来历后，宇文泰又进一步询问了“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而在听取了苏绰的答复之后，宇文泰更草草结束了昆明池之行，带着苏绰回到丞相府，两人又进行了一番彻夜长谈。

苏绰与宇文泰交谈场景。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苏绰到底给宇文泰讲了什么？《周书》给出的答案非常简略：

“陈帝王之道，兼述申（不害）、韩（非子）之要。”

但苏绰如果真的只是泛泛而论，麾下不乏大儒名士的宇文泰显然不可能听一整晚。更不可能在第二天便找到周惠达，以“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的理由，直接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

在北魏的官制体系之中，中央的尚书省设左丞、右丞两名，其中左丞负责辅佐尚书令，总领纲纪；右丞佐仆射，掌钱谷等事。“大行台”作为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自然也是同样的配置。也就是说在周惠达忙于大将军府事务而分身乏术的情况下，苏绰事实上以“左丞”的身份管理起了尚书台。

“冠军将军印”青铜印、“高城侯印”青铜印、“怀州刺史印”青铜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苏绰履职伊始，便革新了“大行台”的公文系统，《周书》记载：

“（苏）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

也就是说苏绰制定了一种新的记账格式，用红字记录支出，用黑字记录收入。这种与当代会计制度如出一辙的记账方式，便是后世认定苏绰是“穿越者”的主要证据。但事实上苏绰的这种记账方法很可能并非其首创，而是无数如苏氏家族般在漫长岁月之中传承下来的汉族世家豪族所积累下来的智慧。毕竟世家豪族要在乱世中生存、盛世中发展，离不开对自己家族领地的经营和管理，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记账方式，轻则入不敷出、寅吃卯粮，重则田园荒废、家破人亡。

苏绰之所以在记账方式颇具造诣，除了其自幼便对数字颇为敏感之外。很可能也是由于其在家族中长期担任的就是管理收支、田产、佃农的“守灶人”的角色。或许也正是因为苏绰在家族产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苏亮才始终没有向宇文泰举荐这位堂弟。

西晋骨尺。来源/敦煌博物院

此后，苏绰在“大行台”内推广的户籍之法不仅在西魏、北周时代大行其道。更为隋、唐两大封建王朝所继承发展。

从敦煌出土的《大统十三年瓜州效谷县计账》残卷可以看出，当时各州郡按户统计，在每户户主之后，逐一登记户内成员以及依附人口（奴婢等）之名，每人名下记载性别、年龄、丁中等情况，并登记受田数字、应纳租调数。然后一户作一总计，分类统计应交纳的租调数。大约以若干户或按行政区划为单位，再作一总的统计。由于这种记账户籍之法，对于做好国计、资助军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统十年（544年），随着西魏与东魏之间的战线逐渐趋于稳定，宇文泰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正式放手让苏绰主持改革。也就是这一年，他为改革制度草拟了以“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为核心的《六条诏书》。可惜，两年之后苏绰便因积劳成疾而去世。

西魏形势。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苏绰病故之后，《六条诏书》依旧成为西魏各级官员施政的纲领和准则，对西魏的政治改革和国力增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系列以《六条诏书》为核心的改革措施，不仅整顿了西魏的政治秩序，还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以《六条诏书》为核心改革，对西魏政治的整饬及国力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使原来弱于东魏的西魏迅速转弱为强，从而为承继西魏的北周统一北方以及隋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有趣的是，苏绰在世时，面对西魏国用不足的窘境，不得不向百姓征收重税，对此他曾感叹道：

“我今天所制定的重税法，就譬如张满的弓，只是为了在战乱之世满足国用，并不是治平之世的做法。后世的君子，谁能把弓弦放松呢？（今所为者，譬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驰之！）”

苏绰的儿子苏威默默记下了父亲的话。等到隋朝建立后，担任度支尚书的苏威便奏请隋文帝杨坚减免赋税、徭役，留下了一段佳话。

参考文献：

1、《三国志》陈寿撰、裴松之注，中华书局出版，1999年2月

2、《晋书》 房玄龄等 撰，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4月

3、《资治通鉴》司马光等撰 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6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赵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