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唐贞观六年的长安，父亲是江夏郡王李道宗。

在成为“文成公主”之前，我只是李家的一个女儿，闺名早已湮没在史册里，无人再提。

那时的长安，是世上最繁华的城池。

春日里，曲江池畔的柳絮如雪，贵族少年们打马而过，衣袂翻飞；

夏日，东西市的胡商叫卖着波斯琉璃、大食香料；

秋日，雁塔下的进士们吟诗作赋，意气风发；

冬日，宫城的飞檐覆雪，宛如琼楼玉宇。

父亲虽是宗室，却并非最显赫的那一支。

我们住在崇仁坊的宅院里，不算奢华，却也雅致。

母亲教我读《女则》《列女传》，但我更爱偷偷翻阅父亲的藏书——西域的舆图、天竺的佛经，甚至偶尔能见到波斯商人带来的异域故事。

我并非金枝玉叶般娇养的公主，只是宗室女，命运从来不由己。

十三岁那年，宫中传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求婚的消息。

起初，没人想到会选中我——毕竟太宗皇帝有亲生女儿，怎会让真正的公主远嫁蛮荒？

然而，贞观十五年，使者带来了吐蕃的聘礼：黄金五千两、珍宝无数，还有一封信——松赞干布声称，若不得大唐公主，便兵戎相见。

那夜，父亲被召入宫中。

他回来时，面色凝重，母亲在屏风后低声啜泣。

我知道，我的命运已被定下。

“陛下决定以宗室女和亲，赐你‘文成公主’之号。”

父亲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只是在宣读一道敕令。

我没有哭。

宗室女子，生来就明白自己的价值——婚姻是交易，是政治，唯独不是情爱。

出嫁前的日子，像一场匆忙的梦。

宫中派来女官教我吐蕃礼仪，绣娘日夜赶制嫁衣，匠人们打造陪嫁的佛像、经卷、农具、种子……我的闺阁里堆满了珍宝，却再没有属于“我”的东西。

最后一次去曲江池，是初春。

柳枝刚抽新芽，水波微漾。侍女低声说：“公主，该回去了，明日便要启程。”

我望着远处的宫阙，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诗——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可我的“夫婿”，甚至不是我自己选的。

贞观十五年正月，我戴上凤冠，穿上嫁衣，拜别长安。

从此，我不再是李家的女儿。

我是“文成公主”，是大唐送给吐蕃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