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看看前辈们是怎么说通信行业的！

第一代制式在80年代已在全球规模商用，并在1987年进入中国，以话音业务为主。我国使用的各类无线电通信设备北方以摩托罗拉设备为主，南方实行A制，以爱立信为主，直到1995年才实现了全国模拟移动电话的自动漫游。

当时网络容量小主要原因是因为网络设备被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国内产业的严重落后故缺乏议价能力，故价格非常贵，例如一个四单元的定向基站天线就是上万，而且爱立信设备的配套料中更包含垃圾铲、灰尘扫、电缆走线梯等物料，可以预见价格也是本地物料的十倍以上了。外资公司人工成本也比我们高很多倍，早期负责安装的爱立信人员以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为主，也有个别来自瑞典，在九十年代初期绝大部分老百姓年收入在1万以内下，瑞典的一个基站安装工程师年薪就折合人民币四十万，而且出差都可以入住当地最好酒店，可见毛利之高，中国消费者负担之重。可以参考当时爱立信中标英国vodafone的100个TACS基站的蜂窝移动网络交钥匙项目案例，该项目总价3千万英镑，即单站设备加工程平均价格30万英镑，起码十倍于现在4G甚至5G的单站成本，更不用说单用户成本。

中国的1G时代是以摩托罗拉与爱立信为代表的外资时代。手机方面，国内市场基本被进入中国市场早的摩托罗拉垄断，摩托罗拉的8800/8900系列更是大哥大的代名词，继8000系列后，摩托罗拉后来推出首款翻盖式的9900，能保护按键不会被误按，该手机尺寸与重量相对8800/8900系列大幅降低，成为了当时的一代名机，更成为女性专宠，但价格也高达2万人民币，快追上当时三线城市的一小套房子了。

1G时代，国内产业界的参与度很低，主设备和手机完全是外资天下，当期的华为主力还放在数字交换机上，但也仅在农村的小容量局用机房看到过其交换设备。中国的巨大移动通信市场与国产品牌的全面缺失显得很不对称，该局面在2G及以后才得到改变。在个别非核心配套部件能零星看到国产品牌，例如广东京信在小功率直放站，广东通宇通讯在个别的直放站天线和个别全向基站天线有零星供货，以及类似光宇等在后期个别站点的备用蓄电池，等。手机上的国产产业集中在配件和电池等，也培育了一些类似飞毛腿之类的手机配件品牌。

1G从部署到最终全部退网经历了十多年，即1G在很长时间内与2G共存，故GSM的初期站点基本首先选择与TACS共站。广东省在1994年左右启动GSM的试验网，入围了四家，包括爱立信、西门子、北电和意大利的Italtel，我当时负责配合Italtel工程师开通其中一个实验基站，被派来的是一位意大利老头子，和我交流最多的不是工作而是本地有啥景点，并经常让我给他做导游，与爱立信的工程师相比太显拖沓，

故后来商用网被淘汰我也不感意外。广东省移动在首期工程最终选中爱立信为主要设备商，西门子则在DCS 1800MHz扩容工程上也占有一定份额。摩托罗拉在GSM时代相比1G时的风光无限则显得低落很多，据了解由于1G的巨大成功，内部的模拟部门权力很大，在经费、人力上都阻碍着数字系统的开发，从而拖了后腿。虽然在90年代末期，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国内企业也推出了GSM的基站及交换设备等全套自主设备，但外资垄断局面也直到好几年后，才开始从小量到规模进入市场。

到了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广东室外基本实现了连续覆盖，接着开始进行一轮声势浩大的室内覆盖和深度覆盖，几年下来给国内产业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室内分布市场，一大批国内厂家，包括京信，国人，武汉虹信等也在该时期冒出。但室分系统往后也有发展的陷阱，分布网络及终端天线门槛低，重点是工程，早期盈利点则在数字直放站，但过去曾20万一台的大功率直放站，几年后不但市场需求大为萎缩，售价也断崖式地降到1万左右。故后期不少室分公司也往基站天线、专网小基站、塔上滤波器等方向扩展和转型。

手机的初装费也因此从90年代初期的2万降到98年的3000，月租150，当然还是双向收费。降价后进一步带动用户数连年大涨，97年新增的移动用户数目已经首次高于新增固话用户。但相比香港和澳门，普及程度还是有明显差异，95年到澳门，看到街上卖水果的摊主都每人一部手机，还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爱立信早期基站是RBS200系列，后期是RBS2000系列，跟TACS基站相比，机柜尺寸明显降低了，安装也更方便，基站的占地面积相比有了不少的节省。后期产品进一步紧凑化，总体上单机柜完成全部基站功能，并推出室外机柜，进一步降低站址要求。早期GSM900与DCS1800分开机柜，后来也实现了双频基站。基站设备总体趋势是设计上模块化、高集成化并降低互联；功能上多频化、多模化，后者就是Single概念，很早就有而且也容易理解为一种技术潮流，但爱立信担心Single化会做小了宏基站的市场蛋糕，故在这方面犹豫，被华为的singleRAN抢了先机，后来事实证明并没有做小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