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谁被毛主席内定为台湾省委书记，没想到是这位华野大人物
1949年初春，中南海内一场特殊的会议正在进行。毛主席正在和几位中央领导研究即将解放的台湾省的接管工作。会议结束时，毛主席郑重其事地说：＂台湾省委书记，我看就让这位同志去当，他在华野干得很好啊！＂
在座的人听到这个人选，都感到些许意外。要知道，华野可是咱们革命队伍里的一支劲旅，里面的大将们可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哪一个不是战功赫赫？可毛主席却偏偏选中了这位不常出现在报纸头条的将领，这是为什么呢？他究竟是谁？又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本领？
一、战火中崛起的文胆
1923年的江西，一场震动全省的学生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里，一位年仅18岁的青年学生正站在演讲台上慷慨激昂。这个青年就是舒同，他的演讲引起了在场所有师生的共鸣。
那一年，舒同和同学们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师范学校出发，走过南昌城的大街小巷，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次行动震动了整个南昌城，也让舒同第一次尝到了革命的滋味。
1925年，舒同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本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当一名安稳的教师。但革命的种子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毅然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舒同辗转来到了井冈山。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时任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毛泽东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文笔出众，更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
＂同志，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毛泽东这样称赞道。在井冈山时期，舒同写的《井冈山上太阳红》一文在红军战士中广为传颂。
1928年，舒同被任命为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上任第一天，他就组织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让每一个战士都明白为什么而战。
＂咱们红军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有笔杆子！＂舒同说这句话的时候，正站在一间简陋的土屋里，面对着一群泥土满身的战士。在他的倡议下，红十二师建立起了全军第一个基层文化宣传队。
从红十二师到红十师，再到红四师，舒同走到哪里，哪里的政治工作就焕发出新的生机。他组织战士们识字读报，办起了连队墙报，甚至还成立了业余文工团。
1934年，长征开始前，舒同接到一个重要任务。红一方面军要转移，需要有人负责带领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中有印刷机、油印机，还有大量的文件资料。一路上，舒同带领战士们翻山越岭，硬是把这些宝贵的＂文化武器＂安全运到了陕北。
抵达陕北后，舒同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时的他，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师范生，成长为一位军团级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陕北的窑洞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分析时局，鼓舞士气。这些文章经过油印机印刷，传遍了整个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延安时期，舒同办起了红军的第一个干部培训班。这个培训班虽然简陋，但却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他们后来分散到各个部队，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力量。
二、华野幕后的智囊
1946年初，华东野战军刚刚组建。一天，陈毅和粟裕在司令部召开会议时说道：＂咱们华野缺一个能在政治工作上独当一面的人啊！＂正在这时，有人推门进来，是刚从延安赶来的舒同。
＂老舒来了！＂陈毅站起来热情地说，＂你这个政治部主任可来得正是时候！＂
舒同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华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从军区到师、团，再到连队，每个单位都配备了专职的政治干部。这在当时的解放军部队中是开创性的做法。
1947年春天，华野在山东展开攻势。一次战前动员大会上，舒同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给官兵们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故事。这个农民因为交不起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儿子。这个真实的故事让在场的指战员们热血沸腾，会后立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蒋战斗＂。
不仅如此，舒同还创办了《华野战报》。这份报纸虽然只有四开大小，但却成了传递战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平台。每期报纸的头版，都会刊登一线指战员的战斗故事，在部队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1948年，华野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战役前，舒同组织政治部的同志们深入各个连队，了解官兵们的思想状况。他发现有些战士对打大城市没有信心，立即组织开展了＂能打大城市＂的教育活动。
这次教育活动别出心裁，舒同让已经参加过大城市战斗的老兵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战斗经验。同时，还组织官兵参观缴获的敌军武器装备，让大家明白敌人并不可怕。
在华野司令部，舒同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作为政治部主任，他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既要关心基层官兵的生活，又要负责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还要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华野某部发生了逃兵事件。舒同立即带队前往调查，发现问题出在连队干部的工作作风上。他没有简单处理逃兵，而是帮助连队建立起新的管理制度，这个连队后来还立了战功。
1949年初，华野即将对上海发起进攻。为了减少损失，舒同提出了＂先礼后兵＂的建议。他派出工作组，通过各种渠道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策反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为后来上海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华野工作期间，舒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结合＂工作法：把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和生活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很快在全军推广，被誉为政治工作的＂华野经验＂。
三、化干戈为玉帛的高手
1947年冬，华东野战军正准备发起莱芜战役。在一间简陋的农家院里，舒同正对着一份特殊的名单反复研究。这份名单上写着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的详细资料。
＂韩练成此人，当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对革命颇有好感。＂舒同向陈毅和粟裕汇报工作时这样说道。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开始实施。
一个寒冷的夜晚，舒同化装成商人，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了国民党46军驻地。韩练成看到这位不速之客时十分惊讶：＂你是什么人？＂
＂我是华野政治部主任舒同。＂舒同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今天来，是想和将军谈谈国家的前途。＂
这场秘密谈话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舒同不仅讲述了解放军的光明前景，还向韩练成分析了国民党必败的原因。最后，他拿出一份已经准备好的保密协议：＂只要将军配合，我们保证46军全体官兵的安全。＂
正是这次秘密接触，为莱芜战役的胜利埋下了伏笔。战役打响后，韩练成按照约定，以＂通讯设备故障＂为由，推迟了一天的突围时间。这一天的时间，让华野得以从容布防，最终一举歼灭了李仙洲集团5万多人。
在济南战役中，舒同又立下了一大功。这次他的目标是国民党第96军军长吴化文。通过事先掌握的情报，舒同得知吴化文的一位老部下正在济南城内经商。
＂要想说服吴化文，就得先找到这位老部下。＂舒同派出工作组，很快与这位商人建立了联系。经过多方周旋，这位商人终于答应做说客。
一天深夜，吴化文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信中不仅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还附上了一份起义协议书。更让吴化文意想不到的是，信的落款竟然是自己最信任的老部下。
在淮海战役期间，舒同的工作更是大展身手。他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中的多名高级将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国民党第85军副军长张克侠。
张克侠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国民党军中颇有威望。舒同通过张克侠的一位同学建立联系，多次派人送信沟通。终于在1948年11月，张克侠率领3万余人举行起义，这在淮海战役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处理起义部队的问题上，舒同也很有一套。他坚持＂不杀不逼、以诚待人＂的原则，对起义投诚的官兵既往不咎，反而给予重用。这种政策使得更多的国民党军官选择了弃暗投明。
四、超越战场的谋略家
1947年秋天，华东军区驻地的一间老旧校舍里，舒同正在主持一场特殊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筹办华东军政大学，这是他酝酿已久的一个重要计划。
＂光有枪杆子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培养大批政工干部。＂舒同在会议上说道。很快，华东军政大学在山东临沂正式成立。这所学校虽然条件简陋，但教学质量却很高。
华东军政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大多是从前线抽调来的连排干部。舒同特意为他们设计了实用的课程：白天学习理论，晚上结合实际案例讨论。每到周末，还要安排学员们到附近的村庄去做群众工作。
一次，有学员问道：＂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村里？＂舒同回答说：＂我们的干部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只有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1948年初，舒同又开始主持编写《敌军工作手册》。这本手册不同于一般的军事教材，它专门讲述如何瓦解敌军、争取敌军起义的具体方法。
为了编好这本手册，舒同带领编写组深入前线，收集了大量的实际案例。比如，在莱芜战役中说服韩练成的经验，在济南战役中争取吴化文起义的方法，都被收入手册。
手册编写期间，舒同特别重视实用性。每一个方法都配有详细的操作步骤，每一个案例后面都有具体的分析。这本手册一经印发，就受到了基层政工干部的欢迎。
1948年下半年，舒同又创造性地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从战前动员到战后总结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工作要求和具体方法。
在这个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是＂三同＂工作法：同吃、同住、同劳动。政工干部必须深入基层，与战士们同甘共苦。这种做法很快在全军推广，成为了一种新风尚。
舒同还在华野建立了专门的文艺工作队。这支队伍不仅在前线演出，鼓舞士气，还经常深入敌后，搜集情报。有一次，文艺队在演出时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及时报告上级，为部队的战斗提供了重要情报。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舒同又开始筹划建立新的干部培训体系。他提出了＂以战代训、在战中学＂的口号，把战场当作课堂，把实战当作教材。这种培训方式，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工干部。
在华野工作期间，舒同还创办了《华野战报》《政工通讯》等多份刊物，这些刊物不仅传播军事知识，更重要的是交流政治工作经验。其中很多好的经验做法，都被总结提炼，成为了全军政治工作的＂华野经验＂。
五、舒同其人
1949年3月的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了舒同。这次谈话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谈话的内容就是关于台湾省的接管工作。
＂舒同同志，你在华野做政治工作很有一套啊！＂毛主席说道，＂你对争取敌军、做群众工作都很有经验，这正是我们在台湾需要的。＂
就这样，舒同被毛主席内定为台湾省委书记。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个任命最终未能实现。不过，毛主席对舒同的信任却从未改变。
1949年底，舒同被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上任伊始，他就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在一次下乡调研中，舒同发现很多农民还在用旧式农具耕作，效率很低。
＂必须帮助农民改进生产工具。＂舒同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帮助农民改造农具。这一举措很快在全省推广，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在山东工作期间，舒同始终保持着在军队时的作风。每到一处，他都要和基层干部同吃同住，了解实际情况。有一次，他在农村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就为了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1953年，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陕西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但当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舒同到任后，首先抓教育和人才培养。
在他的推动下，陕西建立了多所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同时，他还特别重视科研工作，支持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发展，为陕西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1956年，舒同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主要负责军队的政治理论研究工作。他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系统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
＂党的事业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是舒同常说的一句话。从华野政治部主任到省委书记，再到军科院副院长，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在担任军科院副院长期间，舒同仍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他写下了大量关于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成为了研究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资料。
1964年，舒同在一次会议上偶遇了当年华野的老战友。大家回忆起当年在华野的峥嵘岁月，都感慨万分。一位老战友说：＂老舒啊，你现在的官虽然大了，但还是和当年一样，从不摆架子。＂
直到晚年，舒同依然保持着朴实的作风。他经常对年轻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他的这种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