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军普通士兵每个月10块大洋为何还要＂拉壮丁＂？
世人常说＂钱能通神＂，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便是月薪10块大洋的高薪，却依然难以招募到足够的士兵。要知道，在抗战时期，一块大洋可是相当于如今3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啊！
那时的青年，本该是意气风发、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可战争的阴影笼罩下，即便国军开出了相当于现今月薪3万元的优渥待遇，却还是不得不采取＂拉壮丁＂的方式来补充兵源。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诱人的待遇也难以吸引年轻人参军？为何国军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民国时期的军饷制度
世人皆知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却不知各地军阀的军饷发放可谓是五花八门，有的军阀占据盐税要地，有的控制关税要道，更有甚者直接向百姓搜刮。
1926年的一个春日，江浙一带的驻军正在操练，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广东的革命军即将北上！这支革命军就是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当时的江浙军阀们正为军饷发放不足而焦头烂额，士兵们怨声载道。
要说这军饷问题，还得从1924年说起。那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开始整顿军纪。他看到全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便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革命方略。
1932年，风云突变！蒋介石决定对全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整编，首次提出了＂统一军饷＂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不啻于平地一声惊雷！
江南某部队的老总听说此事，连忙跑到南京询问详情。原来，这项政策规定军队的军饷由财政部统一发放，各地不得再自行筹措。这位老总一听，顿时眉开眼笑——要知道，江浙一带富庶，若是由中央统一发饷，待遇必定比现在强得多。
这项政策一出，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间，连那些原本抗拒整编的军阀，也都摇身一变，争先恐后地要求接受整编。
可谁知道，这看似美好的军饷制度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双轨制＂。财政部的官员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平时薪饷＂和＂国难薪饷＂的说法。这＂国难薪饷＂比＂平时薪饷＂要低得多，而实际执行的，永远都是那个低的标准。
就拿一个上将来说，按照＂平时薪饷＂标准该拿800大洋，可到了＂国难薪饷＂就只剩240大洋了！更别提普通士兵，原本10块大洋的月饷，愣是被砍到了7块。
这样的双轨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有意思的是，每当有人问起为何不执行＂平时薪饷＂，官员们总会搬出＂国家困难＂这块挡箭牌。可即便如此，这7块大洋的月饷在当时仍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了维持军队运转，财政部不得不开动印钞机，这一印就是八年。可随着法币贬值，原本还算优渥的军饷，也渐渐贬得不值钱了。
二、军饷标准的等级划分
世人都道＂官大一级压死人＂，可你可知道在民国时期的军队里，这＂一级＂究竟能压出多少银子来？
说起军饷标准，可是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典故。1932年的一天，国民政府军政部的一位参谋正在起草军饷标准表，忽然接到一个任务：要把所有军官和士兵的薪饷，都按照职务和军衔重新划分等级。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让人伤透脑筋。一支军队里，从上将到二等兵，整整分了十几个等级！每个等级又要分平时和战时两种标准，这一算下来，可就是几十种不同的数额。
就拿军官来说，一个上将平时的月饷是800大洋，比一个上校足足高出560大洋！要知道，这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多万元呢！
可有趣的是，在职务对应关系上，一位军长的待遇反倒比上将要低得多。一个军长每月只能领到500大洋，这让不少人大感意外。原来，这里头还有一个讲究：军衔和职务是两回事，一个高军衔的人，不一定能担任高职务。
1933年春天，南京某军营里就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位中将因为年纪大了，被安排担任了师长。按照军衔，他每月该领500大洋，可按照师长的职务，却只能领240大洋。这位老将军找到军政部讨说法，最后定下规矩：按较高的标准执行。
军官们的待遇尚且如此复杂，到了基层军官这里更是有说道。一个连长虽然顶着上尉的军衔，每月能领80大洋，但他手下的排长，即便是个少尉，每月也有42大洋进账。要知道，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3到5个大洋。
1934年，军政部还专门发了一份通告，强调军衔和职务待遇的区别。这份通告里明确规定：准尉虽然是军官，但月饷只有32大洋，比许多士官还要少。这可让不少准尉军官叫苦不迭。
更有意思的是职务津贴。一个团长除了领取上校的军饷240大洋外，还能额外领到职务津贴。可到了战时，这些津贴就全都泡汤了，只能按照＂国难薪饷＂的标准，领取120大洋的基本军饷。
不过即便如此，军官们的待遇比起普通百姓来说，仍然算得上优厚。就说一个最低级的少尉军官，每月也有30大洋进账，这在当时足够一家五口人生活无忧了。
每到发饷的日子，军营里总是热闹非凡。只见那会计官拿着一本厚厚的账册，每个人的军衔、职务都要核对再核对，生怕出了半点差错。毕竟在那个年代，军饷可不只是一串数字，而是关系到千万军人和他们家庭的生计。
三、士兵待遇的真相
世人都说当兵能领十块大洋，这待遇堪比现在的高薪白领。可谁又知道，这十块大洋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辛酸故事。
1935年的一个秋日，江苏某部队的发饷现场，一位老兵正在排队等候。按照规定，他这个上等兵每月该领12块大洋。可到手时，却只有8块5角。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国难薪饷＂，比正常标准足足少了近三分之一！
要说这军饷的实际情况，还得从等级说起。在国军中，士兵分为三等：上等兵、一等兵和二等兵。上等兵月饷12大洋，一等兵10.5大洋，二等兵则是10大洋。这看似不错的待遇，实则暗藏玄机。
1936年春天，南京某军营里就闹出了一件新鲜事。一位刚入伍的二等兵拿到7个大洋的军饷，高兴地要给家里寄钱。可等他拿着大洋去找换钱的，却发现这些大洋的购买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原来，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大洋的价值在不断缩水。更糟糕的是，军饷发放经常不准时。有时候两三个月才发一次，等到发下来时，物价已经涨了好几番。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某部队的一位老兵回忆说，有一次整整等了半年才领到军饷。这半年里，他们只能靠军需供应的口粮维持。而那些家在外地的士兵，连给家里寄钱都成了奢望。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现象，就是＂克扣军饷＂。虽然中央规定了统一的发放标准，但在层层转交的过程中，总会不明不白地少掉一些。有的连长会说是＂公费开支＂，有的营长则说是＂共同储蓄＂。
1938年，某部队的士兵们发现，每次发饷时总要先扣除一笔＂伙食费＂。这笔钱的数目不小，往往占到军饷的三分之一。而实际上，按规定伙食费应该是单独核算的，不该从军饷中扣除。
到了1939年，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战事吃紧，许多部队开始发行＂军票＂代替大洋。这种军票在军营里可以使用，但到了地方上却经常遭到商贩们的拒收。
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某部队的士兵们好不容易等到发饷日，却发现发下来的全是军票。等他们准备用军票买东西时，却发现集市上的商贩们都不认这个。最后，只能在军营的小卖部里换取日用品。
1940年后，随着战事的推进，军需供应也变得越发困难。有的部队开始采取＂以物代钱＂的方式发放军饷，把大米、布匹甚至香烟当作饷银的补充。这种方式虽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也让士兵们的实际收入变得更加难以衡量。
四、征兵困境的深层原因
世人都说当兵能得高薪，可又有谁知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张薪饷单背后，竟然藏着如此多的无奈与辛酸。
1937年的一个夏日，浙江某县的征兵处外排起了长队。可这队伍并非踊跃参军的青年，而是前来打听亲人下落的家属。原来，在上一次战役中，该县参军的年轻人伤亡过半，这个惨痛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县城。
从那以后，每当征兵的队伍走进村庄，年轻人就纷纷躲进田野深处。就连那月领10块大洋的承诺，也难以打动他们。要知道，在战场上，一颗子弹就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再多的军饷又有什么用？
1938年春天，江苏某村发生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一位在外当兵的青年寄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伤亡惨重，连长和几位排长都牺牲了。这封信在村里传开后，应征的年轻人更少了。
可战争就是这样，它不仅带走生命，还会摧毁整个家庭的生计。在农村，一个年轻劳动力的离去，往往意味着田地无人耕种，老人孩子无人照料。虽然当兵能领到不错的军饷，但这些钱能否按时寄回家，却成了最大的问题。
1939年，安徽某地的征兵工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原来，当地的青壮年大都是家中的顶梁柱，一人种着数亩田地，养活着全家老小。如果参军入伍，家中的田地就会荒芜，全家的生计就会成问题。
更让人忧心的是士兵的社会地位。1940年，河南某县一位参军回乡的老兵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说，虽然当兵能拿到不错的军饷，但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经历，让他回到家乡后总是睡不好觉。而且，由于长期在外当兵，与乡亲们也渐渐疏远了。
征兵困难的背后，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当时的农村青年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不少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这样的文化水平，在现代化的军队中往往难以胜任更专业的岗位，只能做些最基础的工作。
1941年，湖北某地的征兵官员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一批新兵到了部队后，因为看不懂指示牌，经常走错营房；因为不会写字，连最基本的军事训练记录都难以完成。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也让参军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
到了1942年，战争已经持续了五年，伤亡的消息天天都在传来。此时，就算是月饷提高到了15块大洋，依然难以吸引年轻人参军。因为在老百姓看来，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还要照顾家中的老小。
五、拉壮丁现象的由来
世人皆知拉壮丁之事，却不知这背后竟还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43年的一个深夜，浙江某村的村民们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只见一队士兵举着火把，挨家挨户地搜查适龄青年。这一夜，全村共有12名年轻人被带走，而他们的家人甚至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要说这拉壮丁的做法，还得从1942年说起。那时候，正规征兵的困难越来越大，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完成征兵任务，开始采取强制手段。他们白天在村口设卡盘查，晚上突击搜查民房，甚至在集市上逮人。
说来也怪，这拉壮丁竟然还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职业：＂壮丁贩子＂。这些人专门替地方政府抓壮丁，每抓到一个人就能得到一笔报酬。1944年春天，江苏某县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壮丁贩子为了多赚钱，竟然连十五岁的少年都不放过。
可更令人不安的是腐败现象。有钱人家通过各种关系给儿子找＂后门＂，花钱买通征兵人员；穷人家的孩子却躲不过去，只能被抓去当兵。1944年秋天，安徽某地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富户家的独子被抓后，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回来了，而隔壁贫农家的儿子却再也没回来过。
到了1945年初，拉壮丁的手段变得更加多样。有的地方官员在村里张贴告示，说是要召开＂青年会议＂，结果青年们一到场就被押送上了军车。更有甚者，趁着年轻人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包围，连逃跑的机会都不给。
这样的做法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在湖南某村，村民们组织起来，一旦发现有拉壮丁的队伍approaching，就敲锣打鼓报警，让年轻人及时躲藏。而在河北的一些地方，村民们甚至发展出了一套暗号系统，用不同的敲锣声来表示拉壮丁队伍的方位和人数。
1945年4月，四川某地发生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一队拉壮丁的士兵进村后，发现村里的年轻人全都不见了。原来，村民们早就在村外的山洞里挖好了藏身之所，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进去。这些藏身之所后来被当地人称为＂壮丁洞＂。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年轻人躲不过去。被抓去的壮丁大多被送到新兵训练营，经过短暂的训练就被编入部队。由于训练仓促，这些＂壮丁兵＂在战场上的伤亡率往往比正常征召的士兵要高得多。
到了1945年夏天，抗战即将结束之际，拉壮丁的现象仍然存在。在一份当时的县志记载中写道：＂是年夏，县境内适龄青年多隐匿山林，农田荒芜，妇孺啼哭，民不聊生。＂这短短的几行字，道尽了那个时代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