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镛
“小萝卜头”宋振中，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1941年，他尚在襁褓中，就随父母一起被捕，在狱中度过了童年。1949年9月，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年仅8岁。本文是“小萝卜头”的哥哥宋振镛撰写的，沉痛回忆宋家一门三烈的悲壮事迹。
弟弟尚在襁褓便随父母入狱
我的父亲宋绮云、母亲徐林侠在1926年响应孙中山号召，参加北伐，并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交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父母亲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家乡江苏邳县（今邳州市）发展革命事业，并组织成立了中共邳县县委，父亲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母亲任县委委员、妇女会长。
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弃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执行独裁统治。之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母亲被捕关进监狱，父亲逃往北平。已怀有身孕的母亲在国民党的苏州监狱里一胎生下了两个女儿，大姐振平和二姐振苏。后经多方营救，母亲带着两个女儿逃离监狱，回到家乡。逃往北平的父亲经朋友介绍，来到杨虎城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得到杨虎城将军的器重，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主编。父亲将母亲和二女儿振苏接来西安，大女儿振平仍住在姥姥家。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不到一年就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民族危亡之际，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父亲的身份暴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父亲到了延安。已经开赴抗日前线的西北军在蒋介石的调防和干扰下，很难和八路军合作，父亲根据朱德的要求，调往抗日前线，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父亲到达抗日前线不久就被军统局特务发现了，他们以我母亲的名义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看到电报后，父亲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心急如焚，立即请假回家，刚进家门就被埋伏在附近的军统特务抓捕了。当时，母亲在对门朋友家里帮忙干农活。我看到这情景，立即跑去告诉母亲。母亲赶紧抱起弟弟回家，刚出大门就看见父亲被几个特务押着从家里走出来。父亲和母亲互相看着对方，什么话也没有说。母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押走了。
父亲被捕后，母亲每天都到城里去打听消息，到底是什么人抓走了父亲。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打听到。一天，一个陌生男子来到我家，自称是父亲手下的工人，拿给母亲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将换洗衣服送来”。母亲答应先准备一下，明天再走。来人同意了，并约定第二天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朋友们都劝母亲不要去，以免上当受骗，但母亲的态度很坚决。第二天一早，母亲提着一包衣物，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就要走。我们兄弟姐妹抱着母亲的大腿，舍不得让她走。母亲安抚了我们几句，说她最多3天就回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们都是一大早就赶到村口，希望能看到母亲回来。但几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
母亲走后，留下我们6个孤儿，大姐振平、三姐振西在江苏老家，跟着姥姥一起生活。在西安除了我之外，还有二姐振苏、哥哥振华和妹妹振亚。留下的粮食和钱很快就吃光花光了，我们只能靠挖野菜充饥。到了冬天，野菜也没有了。表哥韩瑞光得到消息后，辞去了工作来家里照看我们。
六年后终于有了父母的消息
6年过去了，1947年的秋天，我们突然接到一封由重庆寄来的信，拆开一看，竟是父亲写来的。这时我们才知道，父母亲还活着！我们立即按地址写去回信。很快又接到了父亲的第二封信，信中说，他们身体很好，弟弟已经上学了。看完后我们真高兴！
父亲怕我们难受，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实际上，当时母亲身体很虚弱，两条腿肿得连走路都费劲；说弟弟已经上学了，实际上一直被关在牢房里，是难友们经过绝食斗争，为弟弟争取到的一个学习机会，由监狱里的“政治犯”教他读书、写字。父亲来信还说，母亲很想念我们，让我们照一张照片寄过去。
后来，听难友们说，母亲拿着这张照片爱不释手，平时总是把它带在贴身的口袋里。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和父亲往返11封信。最后一封信是母亲写来的，她说父亲和杨伯伯已经走了，我们也要走了，要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这封信的字有大有小，有的两行并成了一行。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母亲的眼睛已经几近失明了。
1961年，小说《红岩》出版后，弟弟“小萝卜头”成了家喻户晓的小烈士，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小萝卜头”和父母亲狱中斗争的事迹，我便被推上讲台，向群众介绍他们的事迹。但我和弟弟共同生活也只有1年多，有关他们斗争事迹的更多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在工作之余，采访父母亲的战友和狱中难友长达10余年，整理调研史料20多万字。后来，我将这些资料送给了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等有关单位，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之后，先后出版了《忆宋绮云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红色家庭一门三烈》等书。
“小萝卜头”的狱中斗争
父母亲被捕后，开始一直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1943年军统和美国极右势力勾结，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人口剧增，关押在白公馆的“政治犯”被转移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国民党当局为欺骗世人，将牢房美其名曰“斋房”，并分别贯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父亲和一些主要的“政治犯”被关押在“忠”斋男牢，母亲和弟弟被关押在山坡上的“义”斋女牢。
这时的弟弟已经3岁了，长期的狱中生活，使他长成了一个头大身细、骨瘦如柴的小孩子，难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当他知道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时，便问妈妈：“爸爸长什么样？我能见到爸爸吗？”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每当男牢放风时，母亲就带着弟弟从铁签子门的门缝里往山下望。父亲也知道女牢就在山坡上，每当男牢放风时，他就尽量地向山坡靠近，弟弟就这样认识了他的爸爸。有一次，一个女看守进女牢时没有锁门，弟弟趁机冲出牢门向山下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爸爸”。一个在山坡上执勤的看守冲上前，拦住了他，不由分说举手便打，又把弟弟关进了“黑屋子”。当弟弟被送回女牢时，已经昏迷不醒，还发着高烧。
“小萝卜头”长到6岁时，父母亲想为他争取上学的机会。特务头子周养浩听后哈哈大笑，拒绝了这一要求。当时，周养浩正在推行所谓的“狱政改革”，让“政治犯”参加劳动，为他赚钱。狱中党支部便组织绝食、罢工，逼迫对方答应由狱中的“政治犯”给弟弟当老师。
“小萝卜头”每天要上课，是牢房里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走动的“政治犯”。于是，便由他为难友们传递信息和纸条，新来的“政治犯”也经由他帮忙，和党组织取得联络。陈然由渣滓洞转到白公馆后，经“小萝卜头”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继续在白公馆办《挺进报》。每天的消息来源都是由“小萝卜头”来回传递的，“东北战局扭转”“淮海战役胜利”等很多重要新闻，就这样在狱中传开，这些消息对难友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疯老头”原型韩子栋在国民党的秘密监狱里被关押了14年，特务们经过多次试探，确认他已经疯了，外出掠财都带着他挑些重物。实际上，他不仅没有疯，还是狱中党支部的成员。韩子栋是重庆军统集中营里唯一单独越狱成功的革命者。母亲为韩子栋缝制了越狱后穿的服装，让弟弟送给他。
“小萝卜头”是狱中党组织的小交通员，他的贡献功不可没。
1950年6月，西安市政府的领导来到我家，告诉我们父母亲和弟弟遇害的消息，并说他们和杨虎城将军一家的遗体已在送回西安的途中。西安各界在新城广场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在西安景区“杜公祠”为他们修建了烈士陵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去观光，他们的事迹传遍中国，传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