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兵力超过了 450 万 ，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强大。

按照常理，如此雄厚的兵力储备，在应对一场边境战争时，似乎应该游刃有余，能够轻松调配富有经验的老兵参战。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军却派出了大量新兵奔赴战场。

例如 13 军，在接到作战任务前总兵力 2 万余人，为了应对战争，紧急补充兵员 15000 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新兵；

41 军同样如此，从原本的 23000 多人扩编到 43000 多人，新增的兵员里新兵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在解放军总兵力如此充裕的情况下，为何要让大量新兵上战场呢？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考量和无奈？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解放军独特的部队编制说起。

在上世纪70 年代，出于对国防战略和经济状况的综合考量，解放军将步兵师划分为甲种师和乙种师 。

甲种师作为精锐力量，编制完整且人员满编，通常下辖 6 个团，包括 3 个步兵团、1 个坦克团、1 个炮兵团和 1 个高炮团，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储备，并且保持着高强度的日常训练，随时能够投入战斗，堪称战斗力爆表。

相比之下，乙种师的编制则相对精简，兵力大约只有甲种师的一半，一般仅下辖 4 个团，即 3 个步兵团和 1 个炮兵团，坦克和高炮部队仅为营级建制，武器装备的数量和性能也逊色不少，训练强度和频率也较低。

为了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平时，乙种师除了承担一定的军事任务外，还参与一些生产建设活动，因此，一旦面临战争，乙种师的兵力短板便凸显出来了。

然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在投入作战的 29 个陆军师里，超过 60% 都属于乙种师编制。

因此，为了达到满编状态，满足作战需求，这些乙种师不得不紧急补充新兵。

比如，第 41 军 121 师就在战前补充了 1800 名新兵，这个数字占到了该师总兵力的 23%，而第 55 军 163 师的新兵比例更是高达 28%。

根据军事科学院在 1988 年的统计，全军平均新兵占比大约在 25%-30% 之间，如此高比例的新兵加入战斗序列，无疑为这场战争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很多人不禁会问，为何不派兵力充裕的甲种师去打越南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军委决策层的高瞻远瞩了。

1、甲种师需应对苏联的威胁

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

从 1969 年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不断在边境增兵，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坦克、飞机、导弹等 。

到 1978 年，苏联更是从阿富汗调派了 20 个师部署在中亚地区，使中苏边境的苏军总兵力突破了百万。

与此同时，1978 年 11 月，苏联与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条约具有明显的军事同盟性质。

苏联向越南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米格 - 21 战斗机、T-54/55 坦克、萨姆 - 2 防空导弹等，帮助越南提升军事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着南北两线作战的严峻风险。

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局势，我国将大部分甲种师部署在了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这些部队肩负着保卫国家核心区域、抵御苏联可能入侵的重任。

而在南方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局势相对稳定，驻扎的多为乙种师。

当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时，从北方大规模调遣甲种师前往南方参战，不仅路途遥远、耗时费力，还会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因此，参战部队主要以南方的乙种师为主。

但乙种师的兵力和战斗力难以满足战争的需求，为了扩充兵力，使其达到甲种师的作战水平，大量新兵被征召入伍，补充到乙种师中 ，这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无奈但又必要的选择。

2、战略佯动的精妙布局

为了成功掩盖主攻方向，昆明、广州两大战区在 1978 年 12 月展开了秘密扩编行动。

大量新兵被悄然补充至原有的乙种师当中，而这一行动对外则宣称是 “常规轮训”。

这一举措成功地迷惑了越军总参谋部。

根据《徐焰将军访谈录》中的相关内容，越军因此在情报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将主力部队错误地部署在了其他方向。

他们没有料到，大量新兵的涌入，并不仅仅是常规的军事训练活动，而是我军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所做的精心准备。

这一战略佯动的成功实施，为我军在战争初期赢得了宝贵的战略优势，打乱了越军的部署节奏，为后续作战行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3、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回顾历史，1969-1978 年这十年的特殊时期，对解放军的军事训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依据《李存堡对越作战研究》中的数据，在这期间，陆军的训练时长下降了 57%。

以某王牌师为例，在 1977 年，其实弹射击合格率仅为 31%，这样的训练水平，显然难以满足现代化战争的需求。

启用新兵，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部队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活力与朝气。

同时，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军官们重新重视实战带兵能力。

在战争的压力下，军官们不得不重拾被荒废的军事技能，加强对部队的训练与指挥，以此提升整个部队的战斗力。

这一决策，既是对过去十年特殊时期军事训练缺失的一种弥补，也是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快速提升部队作战能力的必然之举。

在战争初期，新兵们由于缺乏实战经验，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以第 162 师 484 团为例，在战斗首日，由于新兵们不懂得如何构筑工事，导致该团伤亡超过百人。

在武器使用方面，新兵普遍不会使用 40 火箭筒，这一在战场上至关重要的武器，对于新兵们来说却成了难以操作的 “烫手山芋”。

同时，在军事技能的基础环节，如判读军用地图，许多新兵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

参战老兵李明发在口述中回忆道，不少新兵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完全无法通过地图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和行动方向，这严重影响了作战行动的效率和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另外，新兵们由于缺乏战场自救知识，给医疗体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战地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因为新兵普遍缺乏自救知识，导致可避免的伤亡增加了 15%。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新兵们在战场上处于极度劣势的地位，也给整个部队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然而，这些新兵并没有被困难和挫折打倒，在残酷的战争洗礼下，他们迅速成长起来。

随着战斗的持续进行，新兵们逐渐适应了战场环境，开始学会在枪林弹雨中寻找生存的机会，运用所学的战斗技能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

他们在老兵的带领下，不断积累战斗经验，逐渐掌握了在山地丛林地形中作战的技巧，学会了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隐蔽和攻击，如何与战友进行有效的协同作战。

此外，新兵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没有老兵们可能存在的历史包袱，在战斗中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敢于与敌人打贴身战，这种勇猛的战斗精神，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越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第 13 军 37 师的新兵们，在实战中还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创造出了 “三人反坦克小组” 战术，这一创新战术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击毁了越军 6 辆 T-34 坦克。

此外，根据战后的心理评估报告显示，新兵们的心理耐受度在某些方面反而高于部分老兵。

之后，为了弥补新兵战斗经验的不足，提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我军还独创了一种老兵和新兵混编的模式。

在普通步兵连队中，老兵和新兵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搭配，通常为 4：6 或 3:7。

经验丰富的老兵被分配到新兵连队中担任骨干，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战斗经验和军事技能，可以在战场上给予新兵们悉心的指导和帮助。

在战斗前，老兵们会向新兵们传授各种战斗技巧和注意事项，如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隐蔽、如何进行有效的射击、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等。

这种混编模式在实战中发挥了显著的效果，对提升部队战斗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兵们的丰富经验和冷静沉稳，与新兵们的充沛精力和高昂斗志相互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合力。

在战场上，老兵们能够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经验，迅速判断战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决策，带领新兵们避开敌人的陷阱和攻击，减少伤亡。

而新兵们则以他们的勇敢和热情，为部队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在老兵的带领下，迅速学习和成长，逐渐掌握了战斗技能，成为了战场上的重要力量。

混编模式还有效地稳定了军心，在战场上，新兵们面对残酷的战争场景，难免会产生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而老兵们的存在，就像一颗定心丸，让新兵们感到安心和踏实。

老兵们的言传身教，让新兵们逐渐克服了恐惧心理，增强了战斗的信心和勇气。

同时，老兵们与新兵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战友情谊，也让部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使整个部队更加团结一心，共同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人民的安全而战。

此外，这种模式也为军队培养了新一代军事人才，为军队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实战锻炼，新兵们不仅在军事技能上得到了提升，还在战斗意志、团队协作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锻炼。

他们在老兵的影响下，逐渐传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精神，成为了我军的未来和希望。

通过对 1979 年战争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与反思，我军到1984年打老山战役时，在军事训练和作战能力提升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比如，在老山战役时，新兵比例已被成功控制在 15% 以内，并且这些新兵都需要完成 6 个月的山地特训。

与 1979 年相比，新兵的训练更加科学、系统，而且可以针对战场环境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979 年大量启用新兵的决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危机应对方案。

那些年轻的士兵们，怀着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保卫祖国的战争之中。

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也让我军有了“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 的清醒认知。

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历史，铭记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切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