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江西老人肖成佳,衣衫褴褛,孤身站在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门前,满怀希望却又几度失望。三次来访前两次空手而归,他心中早已埋下了无尽的苦楚与等待。今天他决心不再放弃,冒险拦下了一辆红旗专车,敲窗问道:“首长,您不认识我了吗?”车内竟是副国级领导、时任最高检检察长的黄火青,那是他四十多年前的红军老首长。岁月已将他们的容颜改变,但那段浴血奋战的往事,是否依旧鲜活在记忆深处?肖成佳能否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心愿,恢复那段被遗忘的身份?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79年,肖成佳终于得知自己曾经的老首长、红军时期的战友黄火青,已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肖成佳心中充满了希望,他知道这个曾经并肩作战的老领导,也许能帮助自己恢复那些丢失的身份。
于是当肖成佳辗转抵达北京并下车后,他满怀期望地在街头问询,经过一番辗转终于来到检察院门前。尽管他已经年老体弱,但心中的那份急切与期待让他显得格外精神。他鼓起勇气走向站岗的小战士,声音平静却带着难掩的渴望:“小伙子,我来找黄火青领导,我跟他有过深厚的交情,麻烦你帮我引荐一声。
站岗的小战士瞥了他一眼,显然并没有打算理会这位显得有些急切的老人。他挥了挥手,示意肖成佳不要再纠缠:“老人家,您可别在这里开玩笑了,赶紧走吧。”肖成佳见状,心急如焚,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解释道:“小伙子,我真不是开玩笑,我是肖成佳,您帮我告诉黄火青,他一定记得我。
但战士依旧不为所动,显然他并不打算让这位老人轻易见到黄火青。就在肖成佳几乎要放弃,准备硬闯进检察院的时候,那位战士忽然指着一辆驶来的汽车说道:“你要找的黄火青,应该就在那辆车里。能不能见到完全看你自己能不能争取到机会。
肖成佳的心跳骤然加速,他立刻转身朝着那辆车奔去。眼看汽车即将越过自己,肖成佳几乎没有任何思考,便毫不犹豫地冲到了车前。汽车司机猝不及防,急踩刹车,车轮的尖锐摩擦声划破了寂静。司机愤怒地从车窗里探出头,大声斥责:“老爷子,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但肖成佳根本没有理会司机的怒骂,他激动地对着车内大喊:“老首长,是我啊,肖成佳!我在红九军宣传队,您还记得我吗?”
听见这声呼喊,黄火青从车里走了下来,眉头微皱,疑惑地打量着眼前的老人。虽然他并未立刻认出面前的这个人,但他能够感受到,眼前的老人似乎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于是他没有马上驱赶,而是耐心地将老人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黄火青和肖成佳坐下后缓缓开口:“你说你是我的兵,能不能证明呢?”
肖成佳顿时哑口无言,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眼中闪烁起激动的光芒:“我当时是3号花机关,您还记得您曾经教我唱的《杜娘歌》吗?”听到这一句话,黄火青的表情瞬间发生了变化,他的眼睛瞪大了,紧紧盯着肖成佳。肖成佳低声唱起那首久违的军歌:“杜娘歌,杜娘歌……”,这熟悉的旋律让黄火青的眼眶渐渐湿润。片刻之后,他终于忍不住泪水,哽咽地说:“原来是你啊,小鬼。
肖成佳感慨万千,忍不住诉说起自己这些年为了恢复身份的艰难历程,以及当年被俘后失去党籍的困境。他向黄火青表明了来意:“我一直在找你们,找回我失去的身份。今天终于找到了你,但我还希望你能帮我做一件事,那就是恢复我的党籍。”那么这中间又有什么事情呢?
肖成佳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自小肖成佳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活泼与好动,总是精力充沛,喜欢四处奔走,甚至常常因为沉迷于玩耍而不愿停下脚步。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列强压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和战争的故事,肖成佳听后总是满腹愤懑,这些事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小时候的肖成佳对这些不公现象怀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心中种下了报国之志。
到了12岁那年,肖成佳听说村里将举行“共青团”的宣传活动,立即决定要参加,渴望成为一名先锋的共产主义青年。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和七个儿时伙伴一同报名,经过了层层考核,终于成功加入了共青团。那时的肖成佳充满了热血与激情,决心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肖成佳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家里贫困,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跟随村里的老人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勉强认得几个字。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他和伙伴们一起在村中的私塾里刻苦学习了两年,才逐渐具备了基本的文化能力。学习成效显著后,肖成佳终于得以接受任务,开始在革命事业中崭露头角。
1931年12月,中央红军面临着复杂的战略调整。一个以国民党第26路起义官兵为基础的部队即将接受改造,成为红军第五军团的一部分。为了适应这次改造,中央决定派出一批经验丰富的红军骨干,在新组建的军团内成立宣传分队。肖成佳以其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积极的工作态度,被任命为宣传分队的队长。
作为宣传队的队长,肖成佳的任务是教授战士们唱红歌、编排节目,鼓舞士气。虽然任务艰巨,但肖成佳凭借着天生的领导力和在私塾学到的知识,很快就得心应手,成绩也非常突出。通过他的努力,第五军团的士气得到了显著提升,原本动摇的国民党起义官兵逐渐团结一心,士气高涨,为接下来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肖成佳所在的红九军团迎来了重大考验。就在这时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肖成佳所在的军团,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指令。在一次战前的指挥会议上,朱德在会议中明确要求,要迅速派出兵力,阻止敌人的援军前进。
而此时红九军团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前线展开激烈战斗,无法分出过多兵力来应对这一突发情况。黄火青和罗炳辉相视一眼,显然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此时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肖成佳身上,一个年轻却足够机警的指挥员。面对上级的询问,肖成佳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坚定地回答:“我有信心,保证完成任务!
他的话语中没有丝毫犹豫,眼中闪烁着决心与勇气。很快,肖成佳就带着警卫排的战士们,按照部署前往目标地点,展开伏击准备。在密林中埋伏的他们,屏息凝视着前方。时间仿佛凝固,空气中弥漫着战斗的压迫感。当敌人出现的那一刻,肖成佳迅速下达了攻击指令,战士们齐声高喊,火力瞬间爆发。枪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战场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
在紧张的战斗中,肖成佳由于缺乏战斗经验,未能及时避开敌人的火力,一颗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失去知觉,但他没有退缩。肖成佳紧咬牙关,用尽全身力气指挥着战士们继续战斗。敌人被击退后肖成佳的伤口被草草包扎,他并未因此耽搁任务,而是坚持带领队伍继续完成剩下的任务,直到任务圆满完成。
尽管因受伤而身负重伤,黄火青和罗炳辉都对肖成佳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勇敢和坚持在战场上赢得了上级的认可,也让肖成佳逐渐在红军中崭露头角。按理说这样的成绩应该在之后军职应该越来越高,那为什么他在79年时又哭着让组织恢复党籍呢?
1935年会师后红军力量的整合和壮大,由于肖成佳在政治工作中展现出的卓越能力,他再次被调回了熟悉的岗位——西路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虽然这是他熟悉的老本行,但此时的局势却变得异常严峻,红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西路军在行进途中遭遇了国民党的精心设计。敌人设下了层层陷阱,逼得红军不得不在甘肃西北部地区展开激烈的抵抗。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围困战中,肖成佳身受重伤,弹片横扫全身,若不是有几位战友不顾自身安危,拼尽全力将他救出,肖成佳恐怕早已命丧沙场。
尽管受伤严重,肖成佳凭借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然而,命运并未因此对他宽容。在一次转移过程中,西路军一行在一个小村庄歇息,大家因长时间行军和极度疲劳而沉沉入睡。晚上寒冷刺骨,粮食匮乏,战士们几乎没有什么食物来维持体力。当他们醒来时,却发现四周已经被敌军包围,马家军的骑兵环绕了整个村子,战士们陷入了被捕的困境。
肖成佳和其他战友被马家军捉拿,押解至敌人的据点。尽管身心俱疲,肖成佳仍凭借着坚韧的毅力,挺过了漫长的囚禁岁月。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一年,直到1938年初才被押回了自己的故乡——江西省泰和县的监狱。
家里得到消息后,肖成佳的母亲赶忙筹集了30块银元,成功将自己的儿子从敌人的手中救了出来。然而肖成佳的伤势依然没有痊愈,无法继续参加战斗。被救回家后,他只能静养在家,渐渐与红军失去了联系。虽然他暂时无法继续为革命事业出力,但他的心始终没有从红军的队伍中脱离。每当夜深人静,肖成佳总会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战友和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总是涌起无限的思念与遗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着手寻找那些在战斗中掉队的红军战士,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更是希望给这些曾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英雄们以应有的尊重和待遇。肖成佳也在这场寻访中被找到了,由于缺乏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据,这一过程变得无比困难。尽管他的革命经历被周围的人一一证实,但没有书面文件和证明人,他始终无法重新获得自己的红军身份。
直到1970年代的一天,肖成佳在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黄火青。这一瞬间他愣住了:这不就是当年红9军团的政治部主任、自己战友黄火青吗?那个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的“首长”,如今竟然在广播中被提及。
黄火青当时已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院长,位高权重,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闪电,划过了肖成佳心头。所有的思绪瞬间汇聚成一个念头:去北京找黄火青,请他证明自己的身份。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肖成佳既兴奋又忐忑。虽然他深知,自己如今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而黄火青已经身居高位,自己与他的身份差距之大,几乎不可能让他记得曾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战士。然而肖成佳依然没有放弃,他决定试一试,不管结果如何,他都要尽力而为。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四十多年过去,岁月已将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带走,许多人已经长眠在那片曾经染红过的土地上。两位老人坐在一起,回忆那些曾经的峥嵘岁月,讲述着生死与共的故事。黄火青把肖成佳请到家里住了几天,细心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为他写好了证明材料。肖成佳感动至深,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身份的那一线希望。
除了提供证明,黄火青还为他准备了200斤粮票和50元现金。对于当时的肖成佳来说,这一切都是无价的珍贵。要知道物资匮乏的年代,钱虽然重要,但没有粮票,钱也无法买到食物。在那个年代粮票是食物的象征,还是生存的必需品。肖成佳明白黄火青的这份馈赠。
50元现金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于大多数普通工人来说,一个月的工资未必能达到这个数额。而黄火青作为一个高级干部,虽然收入相对较高,但考虑到当时高层干部也要接济家人和朋友,能毫不犹豫地拿出这笔钱,足见他的豪气和深情。肖成佳接过这份情谊时,眼中充满了感动和感激。
参考资料:
光明日报《黄火青同志生平》1999-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