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田上将，1929年7月出生，山东招远人。1945年7月入伍，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总参谋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

幼时的迟浩田，家中一共11个兄弟姊妹。其中4人年幼夭折，迟浩田在弟兄之中排名老三，刚满6岁时，就被父母送入学堂念书。

迟浩田将军后来回忆道：

“全家人节衣缩食供自己念书，父亲认为，只有念书，长了学问，才能改变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不识字就没有出路，就一辈子要让人看不起，一辈子吃苦受累。希望我进了学堂，一定用心学习，多识点字，长大了当一个教书先生。”

然而，长大后当教书先生的愿望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胶东半岛少了一个教书先生，却多了一个八路军战士，并最终成长为共和国的第8任国防部长。

淮海战役时，迟浩田担任华东野战军9纵第25师73团3营7连指导员。亲身经历了解放战争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参战人员最多、歼敌数量最大的这场大决战。

以下文字，引自迟浩田将军淮海战役回忆文章《亲历淮海战役》。

——60年前的淮海战役，我军一举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

当时我在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73团。虽然时过60年，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济南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短期整训时，我们进行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教育，大家有了打大仗的思想准备。

10月25日，我们在“发扬‘济南第一团‘荣誉，为解放华东再立新功”的口号鼓舞下，从山东南下，奔赴淮海战场。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消灭黄百韬的第7兵团。黄百韬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团“三打黄崖山”，对手就是黄百韬任师长的整编第25师。

后来黄百韬又率部与李弥的整编第8师及整编第9、54、64师等一起进攻胶东，并放出狂言“要把胶东共军赶到大海喂鱼”。

黄百韬对山东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根据华野的部署，我们9纵正准备在11月8日向盘踞在新安镇、阿湖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时，黄百韬根据徐州“剿总”的命令，急忙向西撤退。

我们奋起直追，越过陇海路，西渡沭河，直扑运河。11日下午进抵碾庄以南的高桥一带，与兄弟纵队一起，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一带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

11月17日，我们纵队与第8纵队一起同时向碾庄圩的敌人发起攻击。我们73团在碾庄圩正面担任主攻，但三次进攻都没有成功。

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和师长萧镜海到阵地前沿召开“诸葛亮会”，与连队干部一起研究失利原因。

聂司令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反映炸药容易受潮，好不容易送到前沿，结果炸不了，影响战斗效果。

聂凤智司令员听了这个意见非常重视，当即指示，发给连队的炸药，一定要用油纸包好，不能受潮，谁出了问题拿谁是问。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因炸药受潮吃过亏。

我还提出攻击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人的暗火力点摸得不准，加之交通壕距水壕还有一百来米，突击队员暴露攻击的时间长，造成伤亡严重。

聂凤智司令员听后说了声：“说得好！”

当即决定派侦察小分队，把敌人的暗堡摸清楚，继续近迫作业，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敌人的水壕边，做到一出交通壕即可涉壕攻击，以避免过早暴露增加伤亡，同时搞好步兵、重机枪和炮兵的协同作战。

入夜，我又带了3个班排干部仔细看地形，进行火力侦察，把敌人的明碉暗堡摸得一清二楚。

19日午夜，经认真准备后，我们重新向碾庄圩发起猛烈进攻。

20日凌晨，73团胜利突入碾庄圩，第3营沿街两侧合击第7兵团的司令部，连长萧锡谦和我带7连从街南向街北攻击，一直冲进黄百韬司令部。

我们缴获了黄百韬的座车，一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车上还有一副象牙麻将和一只紫铜火锅，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这一仗，我们俘虏了国民党军1000多人。

黄百韬的7兵团被歼后，淮海前线总前委决心以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围歼孤军冒进的黄维第12兵团。

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杜聿明集团奉蒋介石之命放弃徐州，企图南下解黄维之围。

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以10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的强大兵力展开追击。聂凤智司令员命令我们不要怕打乱建制，要在追击中把敌人打乱。

于是，在广阔无垠的徐淮大地上，双方几十万大军相互交错在一起。

我和萧锡谦连长带着7连连续急行军，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这一场大追击惊心动魄，华东野战军开始是尾追，后来平行追击，最后把西逃之军兜头截住，我们的两条腿再一次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

而仓皇撤退的杜聿明集团混乱不堪，车炮骡马的撞击声、士兵和家属的哭叫谩骂声，乱作一团。

12月3日凌晨2时许，我们7连在急行军间，隐隐约约地看到不远处有一队人马也向同一方向行进。

有个机灵的战士感到不对头，压着耳根向我报告：“指导员，旁边的队伍可能是敌人！”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马上警觉起来，迅速打开了手枪保险，悄悄告诉他：“别声张，注意观察。”

随即部署连队警戒。

这时，侧面传来了问答口令的声音。我仔细一听，都是南方口音，心想肯定是国民党兵，因为国民党部队南方人多，而我们部队多是北方人。

我将情况报告了随3营行动的团政治处王济生主任。他仔细一看，旁边队伍中的军官戴着大檐帽，果真是敌人。

怎么办呢？这种仗还从来没有打过。

王济生和我及营的领导悄悄商量后，决定先不惊动敌人，寻机前后夹击，迫敌就范。

于是，战士们低声一个传一个，都知道了旁边行进的是国民党兵，悄悄地压好子弹做好了战斗准备。

当行进到有利地形时，我们全营同志一跃而起，把敌人两头截住，齐声大喊：“缴枪不杀！”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连一家人都不认识了？”

国民党兵急忙叫喊，还未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做了俘虏。

天放亮时一清查人数，大伙儿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家伙，摸黑中稀里哗啦缴了敌人的枪，哪知道俘虏的兵比我们全营的人数还要多！

1949年1月6日，我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们9纵担任西面和西北面的主要突击任务。

在第73团的阵地上，7连掩护3营进攻。敌人的坦克喷射着火舌，向7连阵地扑来。战士们急中生智，在战壕前挖一些小坑，堆上高粱秆、玉米秸和干草，燃起浓烟。

敌人的坦克兵闹不清这是什么战法，我们则趁着敌人的“乌龟壳”畏缩不前时，加紧修复掩体、工事，把战壕连成一体，有的战壕挖到了敌军阵地前，打起了“地道战”，逼得敌人只好步步后撤。

1月10日拂晓，天刚放亮，凛冽的寒风使劲儿地刮着，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和敌人施放的毒瓦斯气味，极度疲劳的战士们，正在战壕里抱着枪熟睡。

这些天，我担心敌人偷袭，和连长轮流值夜班，一连几夜熬得眼泡又红又肿。

当夜查完一遍哨后，我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马达声，意识到是敌人的坦克来了，急忙喊司号员吹号。

敌人的坦克共有20多辆，在我军层层阻截下，冲到我们团阵地时还剩下11辆。大家对打坦克感到很新鲜，情绪高涨，一点也不害怕。

我说：“送来了坦克，让我们尝尝啃坦克的味道。几十万敌人都被消灭了，剩下几只乌龟壳还能让它跑掉？我们的穿甲弹就是它的克星，一定能打它个底朝天！”

战士们个个大叫：“打，打，打它个底朝天！”

我带着班长陶仁祥和战士李洪各、李彪，抱着才缴获不久的美制火箭筒和炸药包冲上去堵截。敌人的坦克兵连忙开炮轰击，可慌忙之中哪还有准头。

我们机警地避开敌炮火，几下快速的匍匐前进，就靠近了坦克，然后沉着冷静地以坐射的姿势端起了火箭筒，只一发穿甲弹，就击中了坦克的右前侧。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坦克里冒出一团浓烟，但它还在挣扎着想跑。

陶仁祥火了，他赤手空拳冲到一辆坦克跟前，“噌”的一下子爬了上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

坦克盖掀开了，四个国民觉兵双手举着枪，钻了出来，战战兢兢地喊着：“别打了，我们缴枪！”

为首的一个高个子，向我乞求说：“长官，我们投降，我是战车1团3连连长陈荣基。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肚子都饿瘪了，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

其余几辆军坦克吓得逃之夭夭，我们团立即集中所有的火箭筒，乘缴获的汽车紧紧追赶，我也带了几个战士，坐上一辆汽车，瞅准一辆坦克追去。

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将敌人的坦克全部截住。

淮海战役一共打了66天，我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军。这次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歼灭敌人之多，不但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少见的。

陈老总说得好：“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那时国民党军有飞机、有坦克、有大炮，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是我们靠军民团结、官兵团结的合力，把他们彻底打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