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中国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伙同其女婿、该院秘书长李宗侗监守自盗，携卷故宫大量国宝逃匿无踪。此消息一出，便如石破天惊，引起社会各界议论纷纷，顿时轰动全国。

那么，故宫盗宝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但清王室仍然留居故宫，直到１９２４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才将故宫收归国家，由政府出面管理。

故宫博物院的主事人虽几经变迁，但自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起，经庄、江、王三任院长至易培基，都对宫内宝物注意保管，严令院内职员按规章办事，不准监守自盗，也没有人敢私自出入储藏宝物的房室。可以说，当时为防范故宫宝物被盗而采取的措施是非常严密而又严格的。

既然故宫防范宝物被盗的制度如此严密，那么又因何会发生故宫盗宝案这一咄咄怪事呢?难道易培基真有偷天换日的本领，学会了孙悟空的七十二种变化?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导致易培基大走霉运的最初原因，却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易培基接任院长之初，便依照旧官署的惯例，对职员重新加以委任或添用。其中，秘书长由他的女婿李宗侗出任，国民党元老张继则出任古物馆的副馆长，馆长则由易培基自兼，马衡与张继同列副馆长之职。

盗宝案的发生，就是由李宗侗与张继的老婆崔振华发生口角而起的。

故宫博物院宝物展览的地点分东、中、西三路轮流开放。有一天，恰值中路开放日期，又逢李宗侗率职员在东边厢房整理皮货。当天张继的老婆崔振华来看皮货，她一进神武门就转弯向东走。值岗警察并不认识她，把她当成了参观中路却错向东行的游客，于是叫她往南走，进御花园浏览。不料，一向专横的崔振华根本不听警察指挥，而且也不说明来意，执意要向东走。警察认为指挥游客是自己的职责，坚决不放她过去。由此二人发生争执，以致吵闹起来。恰在此时，一位认识崔振华的职员经过此地，告知警察说：“她是张继副馆长的太太，可以放她向东去。”

崔振华被放行后，大步走到整理皮货处的门口，正好遇到李宗侗工作完毕出来，余怒未息的她，顿时气冲牛斗地责怪李宗侗。李宗侗本是大少爷出身，脾气也不小，平白无故遭到崔振华一阵抢白，当然不高兴。尽管崔振华是他的长辈，但他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他不仅不肯低头向崔振华赔小心，反而直接顶撞她。

最后，两人大吵起来。崔振华挟怒回家，一进门便叫丈夫张继向易培基告状，企图由易来惩处李宗侗，以解心头之恨。然而，易培基素知崔振华的秉性，认为她是个疯婆子，也知道张继是一个有惧内癖的懦夫，因而听说此事后便置之不理。他一不处分李宗侗，二不敷衍、照顾崔振华的面子。如此一来，崔振华不禁大为光火。于是，她开始暗中向故宫博物院职员搜集有关易、李二人“不轨”的材料，伺机报复。张继身为司法院副院长，本来就可以指使法官为所欲为，更何况检察署署长郑烈是他一手提拔的人，一向对他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这使他更能够运用司法权力来得心应手地惩治易、李。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故宫宝物南迁，分批装运至上海租界内贮存。在装运中，一次风声紧急，正进行加速抢运，该院职员萧襄沛要把一个凤冠装在箱内，箱小冠大，不能封盖。于是萧将冠上的珠子摘下，当场装入箱内，连同其他古物装满一箱，然后封钉。萧襄沛的这一做法，只是没有保存原冠的小错误，最多只能给以告诫或记过的行政处分。但郑烈却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件小事不放，借此给萧襄沛扣上了“破坏古物以伪换真”的大罪名，并指使检察院提起诉讼。

结果，萧襄沛被判处有期徒刑数年，并成为所谓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的替罪羊。张继、崔振华、郑烈借机在报上大吹特吹，说易培基指使萧襄沛盗宝，人赃俱获，已由苏州法院判罪，企图以此掩盖天下人耳目，遮盖捏造盗宝新闻的虚假。

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面对张继、崔振华、郑烈等人的一再诬陷栽赃，易培基、李宗侗为什么不出面投案辩诉，通过法律途径揭露他们的罪行呢?因为李宗侗坚决反对这样做。其理由有两点：第一，他认为张继、崔振华、郑烈的目的在于打倒易培基和他自己，只要易培基辞去院长一职，他们的目的即已达到，由此便可安然无事。何必自投虎口，枉做囚犯?第二，他认为堂堂司法院副院长和检察署长狼狈为奸，栽赃枉法，这是政治问题。非到国民政府改革政治时，不可能肃清这股恶势力，使案情获得公正解决。投案反诉，没什么用处。

易培基听从了李宗侗的意见，辞去院长一职。但结果并没有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反而使张、崔、郑等人更加变本加厉，欲将他们二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不过，易培基也曾一再表示：再等几年，政局稍微好转，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必报此仇。但是，他的这一想法却直到临终前也未能实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易培基因肺病加剧，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上海的私人公寓中与世长辞。

据说，易培基在病重期间，甚至直到死之时，除了忧愤国难、心系民族安危外，另一件念念不忘的事情便是自己投案反诉，报仇伸冤。